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北京城里的年府已经没有往日的门庭。年羹尧奉旨自尽后，真正决定年家命运的，不是那一纸罪状，而是清廷随后展开的抄家与家属处置。
这件事最容易被后人讲成一场“满门尽斩”的惨剧。实际上，清代档案所显示的情况更复杂：年羹尧本人被赐死，长子年富被处死，其他家属则按照身份、亲疏和具体罪责分别处理，并非所有女眷都被杀害。
年羹尧获罪，并不是普通的贪墨案件。雍正三年（1725年），皇帝对他的罪名连续加重，先后涉及结党营私、擅作威福、贪污军需、冒功邀赏等问题。曾经在西北战场上立下大功的年羹尧，此时已经从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变成皇帝必须清除的政治力量。
他的败亡，也与雍正对西北军政的重新掌控有关。年羹尧长期经营陕甘，部属众多，朝中又有不少官员依附。功劳越大，关系越广，皇帝对他的戒备就越深。雍正要处理的，不只是一个年羹尧，而是年家背后那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抄家之后，年氏家产被查封，家属被分别登记。清代处置罪臣家属，通常会考虑罪臣的官职、罪名以及家属是否参与其中。男丁可能被判处死刑、流放或发遣，妻妾和女儿则可能被发往指定地点，或者赏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类处置对女性而言，往往比单纯的监禁更为严酷。她们失去的不只是财产，还有原有的身份、婚姻和家庭生活。曾经住在官宦府邸中的妻妾，一旦成为罪臣家属，便可能被押送到陌生之地，受人看管，终身难以恢复自由。
年羹尧的妻子纳兰氏，出身并不低微。她嫁入年家时，年羹尧正处在仕途上升阶段，家中显赫与她的婚姻紧密相连。年羹尧败亡后，她作为正妻，自然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现存记载并不能证明她被秘密处死，也没有可靠材料支持那些“被逼供、拒绝密信”的传奇情节。
年氏女眷的遭遇，同样不能凭几段传闻来拼接。有人把她们写成弹琴的才女、抱花的幼童，又写出宫中劳作、墙上题字等细节，故事很有感染力，却缺乏清宫档案和同时代文献的支撑。历史写作若把未经证实的情节当成事实，反而会遮蔽真正的残酷。
真正残酷之处，恰恰不需要额外加工。一个家族在数月之间失去财产、官职、名望和人身自由，女眷被迫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子女前途尽毁，这已经足够说明清代政治惩罚的冷硬。
年羹尧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的妹妹年氏，是雍正的敦肃皇贵妃。年氏在雍正三年（1725年）去世，年羹尧败亡时，她已经不在人世。有人据此认为年羹尧的家属会受到格外宽待，但事实并非如此。皇帝可以宠爱年妃，却不会因此放弃对年羹尧一案的政治处理。
不过，雍正也没有把年氏一族完全斩尽杀绝。年妃所生的皇子，因属于皇室血脉，身份处理自然不同；年羹尧的部分子女，则被分别发遣。皇帝对年家的态度，体现的是一种清楚的区分：年羹尧本人必须承担罪责，年妃所生皇子不能按照普通罪臣子弟处置，而其他家属则难以逃脱牵连。
雍正为何要牵连妻女？并不只是为了泄愤。清代政治中，家族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的延伸。年羹尧的妻族、姻亲、部属和旧交，可能掌握他的书信、账目和人事往来。对皇帝而言，家属既是罪臣的亲人，也可能是旧势力继续联络的节点。
雍正曾通过诏令反复说明年羹尧的罪状，目的就是把他的失败定性为个人罪行，同时震慑与其有关的官员。抄家、撤职、发遣和处死，构成了一整套政治清算手段。妻女没有参与军政，并不意味着她们能够完全摆脱家族身份带来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年羹尧死后，年家并没有从史料中彻底消失。清廷仍要处理他的子女、亲属和旧部，说明这场案件的影响并非随着他的死亡立即结束。对许多女眷来说，最重的惩罚不是刑场上的一刻，而是余生被固定在“罪臣家属”这个身份之中。
因此，所谓“雍正把年府女人一个不留地杀掉”，并不符合现有史料。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年羹尧被赐死，部分男性家属受到重刑，妻妾和女儿则被抄没、发遣，家族原有的尊贵地位被彻底剥夺。清廷没有让所有人同赴死路，却让年家失去了继续作为政治家族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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