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安徽肥东县青龙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处决。枪声传出时，距离他率部坚持大别山斗争，不过几年；而在新四军成立初期，他的职务还高于后来声名赫赫的粟裕。高敬亭的结局，至今仍是新四军历史上一桩令人惋惜的冤案。
真正理解这场悲剧，不能只盯着“错杀”二字。高敬亭既有功劳，也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问题在于，当时对他的处置，究竟应当以惩办为主，还是以教育挽救为主，军部与中央之间出现了判断上的差异。
1932年10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高敬亭被留下，担任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两年后，红二十五军再次转移，他因没有及时接到通知，又留在了大别山。
留下来的，不是完整部队，而是伤员、新兵和少量干部。
高敬亭没有向困境低头。他重新组织力量，恢复红二十八军，承担起鄂豫皖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在与上级联系长期中断的情况下，他依靠大别山复杂地形，带领部队进行游击战争，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为红军主力行动提供了有力配合。
这支队伍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件难事。敌军反复搜山，地方反动武装不断袭扰，粮食、药品和兵员都极度匮乏。高敬亭熟悉当地情况，善于组织分散作战，也敢于在危急时刻承担责任。红二十八军后来成为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重要力量，与他的指挥能力密不可分。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出任司令员。1938年初，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从职务和部队规模看，当时的高敬亭确实处在更高位置。
第四支队进入抗战后，作战相当活跃。一年多时间里，部队与日军、伪军及地方武装多次交锋，兵力也由改编初期逐步扩大到八千余人，成为新四军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的支队之一。大别山积累下来的威望，使不少地方武装和抗日志士愿意加入。
有意思的是，战功越大，矛盾也越容易集中。长期独立作战，使高敬亭形成了较强的个人权威。他对组织派来的政工干部存有戒心，担心有人干预部队指挥；而部分干部也认为，他把持部队、排斥不同意见，已经影响了党的组织原则。
郑位三、戴季英等人与高敬亭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加深的。高敬亭过去长期独立领导部队，对上级命令的理解往往带有较强的自主性。到了新四军体制下，这种习惯便与统一领导发生冲突。
更大的分歧，出现在部队东进问题上。1938年11月起，新四军军部和中央要求第四支队向皖东发展，目的在于打开新的抗日局面，扩大敌后根据地。高敬亭却舍不得离开经营多年的大别山，认为这里是部队的根基，贸然东进可能丢掉已有成果。
叶挺曾亲自做工作。高敬亭当面表示服从，部队开动后，却又让部分部队停止前进。军令不能反复，这件事使军部对他的不满迅速加重。
与此同时，第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因受到处分压力，于1939年5月率部叛逃，造成恶劣影响。高敬亭对下属处理过急、领导方式强硬，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将这些问题定性为必须立即处决，仍然需要极其慎重的审查。
据相关回忆，案件上报后，中央曾提出把高敬亭押赴延安处理，倾向于通过组织审查和教育挽救解决问题。然而命令传到时，处决已经执行。6月24日，高敬亭在青龙场遇害，年仅三十余岁。
多年后，毛泽东谈到此事时曾表示，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已有不杀的意见，下面仍然执行了。这种评价说明，中央后来并不否认高敬亭的错误，但认为错误尚未严重到必须结束其生命的程度。
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一直在安徽工作。1975年10月10日，她写信请求重新审查父亲的问题。信件转到毛泽东处后，中央要求重新调查。1977年4月27日，总政治部发出为高敬亭平反的通知，后来又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他的身边人也留下了另一条历史线索。万海峰曾任红二十八军军部警卫班班长，后来又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担任警卫员，长期跟随高敬亭作战。新中国成立后，万海峰历经战火与军队建设，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高敬亭未能走完自己的军旅道路，而他曾经带过的年轻警卫员，却最终走到了将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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