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韩江之畔，群贤毕至。10月24日，由中国人发展经济学学会与韩山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论坛研讨会暨中国人发展经济学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享有“著名侨乡美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潮州隆重召开。来自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湖北师范大学、延安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等全国近60多所大学近100位专家、教授、学者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韩山师范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忠海代表韩山师范学院党委和学校，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学者表示热烈欢迎。
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中国人发展经济学学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崇正在会上发表了“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金融体系”的演讲。许崇正教授指出：不可否认，伴随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金融体系体量持续增长，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拓宽，为全民基础发展权益保障提供了支撑。但是，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存在显著的 “资本优先、人本滞后” 结构性矛盾，金融资源配置偏离人的发展需求，出现人力资本投资金融供给不足、发展机会分配不均、金融风险人本转嫁、民生赋能效能偏弱等问题.。从人的全面发展、机会公平、人力资本积累的人本视角审视，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核心问题是金融资源配置适配资本积累、不适配人的发展，形成了制约全民高质量发展的四大核心症结。主要表现在：1,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加剧人的发展机会不公。金融体系长期存在 “重企业、轻个体，重资本、轻人力，重城市、轻乡村” 的配置偏差。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看，这种失衡直接造成发展机会的阶层固化：高资本群体可通过金融杠杆实现财富增值、扩大发展优势，而普通青年、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缺乏金融资源支撑教育提升、技能升级、创业增收，原生禀赋差距被金融机制进一步放大，违背了机会均等的人本发展核心原则，制约了社会纵向流动。2，人力资本金融供给短缺，“投资于人” 的金融支撑薄弱。传统金融始终遵循 “盈利优先、风险规避” 逻辑，将人力资本投资视为高风险、低回报领域，导致金融重物质资本积累、轻人力资本培育，与 “人的能力提升是第一发展动力” 的人本经济学核心要义严重背离，制约了全民综合素质提升。3，金融逐利异化凸显，形成对个体发展的权益挤压。部分金融业态过度放大资本逐利属性，偏离人本服务本源，对普通群体的发展权益形成挤压。另一方面，金融财富分配不公，资本市场红利主要由机构投资者、高净值人群享有，财富差距持续扩大。同时，金融风险存在向弱势群体转嫁的特征，形成 “收益归资本、风险归民众” 的不公格局，严重损害人的发展稳定性。4，金融人本治理体系缺失，发展导向考核机制缺位。当前金融监管与行业考核体系，仍以规模增速、资产质量、盈利水平为核心指标，尚未建立以人的发展、民生改善、机会公平、人力资本赋能为核心的人本考核体系。金融机构缺乏服务个体发展、扶持弱势群体的刚性约束，导致人本化金融服务流于表面，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本质延续了西方 “物本经济” 的发展逻辑，以物质财富增长替代人的发展。5，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已不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投资于人” 的重大战略，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核，这为新时代金融改革划定了人本化方向。金融作为现代资源配置的核心枢纽，其发展质量直接决定要素分配格局与人的发展条件。同时金融作为配置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关键机制，深刻影响个体的教育、就业、创业、养老、医疗等全生命周期发展，直接决定不同群体的发展机会与发展能力。因此当前构建中国式人本金融发展体系，推动金融完成从 “服务资本” 向 “服务人” 的根本转型已迫在眉睫。主要以下几点：（一）重构金融资源配置逻辑，实现发展机会公平化。彻底扭转资本优先的配置格局，建立人本优先的资源配置机制。一是调整信贷结构，压缩过剩资本领域、虚拟领域金融资源，将增量金融资源重点投向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健康、创新创业、乡村民生等人本领域，打造 “投资于人” 的金融主阵地。二是破除金融阶层壁垒，依托数字信用体系，完善无抵押、纯信用、低利率的个体发展信贷产品，重点支持青年创业、农民增收、技能人才发展，以金融打破原生禀赋限制，畅通社会纵向流动渠道。三是优化城乡金融布局，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缩小区域与人的发展差距。（二）构建人力资本金融支撑体系，赋能人的能力全面提升。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搭建系统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金融服务体系。在教育领域，扩容普惠助学贷款、职业技能培训信贷，覆盖全民终身学习场景，降低个体人力资本提升成本；在健康领域，创新普惠医疗信贷、健康保险、养老金融产品，缓解居民医疗养老压力，保障人的生命健康发展权；在创业就业领域，完善中长期、低利率创业金融支持体系，配套贴息、风险补偿政策，稳定个体就业增收渠道。通过全方位的人力资本金融赋能，实现金融从 “赋能物质增长” 向 “赋能人的能力增长” 转型。（三）整治金融资本异化，筑牢民众发展权益安全底线。严格约束资本无序扩张，根治金融逐利对人的发展权益的挤压。一是规范消费金融、网贷、互联网金融业态，严禁诱导过度杠杆、超前消费，遏制债务透支个体长期发展能力的乱象；二是完善普惠财富金融体系，丰富低风险、大众化理财工具，拓宽普通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让全民共享金融发展红利；三是健全金融风险公平分担机制，严厉打击金融欺诈、虚假宣传、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建立弱势群体金融风险兜底机制，杜绝风险向普通民众转嫁。（四）建立人本化金融治理考核体系，确立人的发展核心导向。重构金融评价与监管体系，将人的发展指标纳入金融改革考核核心。将小微企业服务覆盖率、个体创业金融支持力度、人力资本信贷规模、乡村金融普惠水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成效等人本指标，作为金融机构考核、政策扶持、监管评级的核心依据，替代单一的盈利与规模考核标准。（五）深化数字人本金融创新，降低全民发展金融成本。依托数字金融技术优势，持续破解普惠金融痛点。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完善全民信用体系，消除普通个体、农村群体的信用壁垒，实现 “信用即资产、信用即融资”；简化民生金融、发展金融业务流程，实现全线上、低成本、高效率服务，打通金融服务个体发展的 “最后一公里”；依托科技赋能精准风控，平衡普惠服务与风险防控，构建可持续、可复制的人本数字金融模式。（六）重新制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从人的发展经济学视角来看，金融发展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资本规模扩张与利润增长，而在于能否持续赋能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发展机会公平、缩小群体发展差距、提升全民民生福祉。总之，新时代中国金融的未来转型，必须彻底摒弃西方物本金融、资本金融的发展范式，坚守中国式金融的人民性本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导向，重构金融资源配置逻辑、人力资本金融体系、金融风险治理机制与金融考核评价体系。通过金融人本化改革，让金融从服务资本增值的工具，转变为赋能全民发展、促进机会公平、助力共同富裕、支撑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引擎，最终实现金融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良性共生。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从新发展格局的视域来理解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统一性，共同服务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两翼”。其核心逻辑就是：通过做强自身，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最终实现“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首先，新发展格局是21世纪的中国发展战略重构。新发展格局解决的是“在世界不确定性上升时，中国发展依靠什么、连接什么、塑造什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动力。“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战略基点，是“根基”和“底盘”，它决定了我们发展的自主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而“高水平开放”是重要路径，是“引擎”和“翅膀”，它决定了我们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全球竞争力。其次，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奠定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内循环。强大国内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内需潜力，是高水平开放的底气。依托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可以吸引全球高端要素（人才、技术、资本），反过来倒逼国内供给侧提质升级，推动产品、标准、产业向高端攀升，支撑高质量发展。内需扩容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需求牵引，避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波动。再次，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区别于过去低成本要素型开放，由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引进外部先进技术、治理经验、竞争压力，倒逼国内改革；支持国内优质产业、品牌参与全球分工，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布局，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服务高质量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审视中国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化问题，认为计划经济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和高储蓄基础，为渐进改革提供了内部根基。应正确对待“两个30年”，立足国情坚持渐进改革与双轨制，以开放促改革，重视农民和工人历史贡献补偿并在社会保障不足时变现国有资产补偿，反对把计划与市场简单对立和全盘否定计划经济。
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从社会财富分配平等与人的生命权平等角度分析智能化的发展。他认为资本主导下的智能产业化导致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并进一步传导为生命权不平等，技术乐观主义、资本技术批判主义和数字民主社会主义，均未打通“财富分配—生命权平等”的理论链条。应走“智能科学社会主义”进路，以公有制规制智能生产资料，构建数据、算力、算法社会公有制，实行物质财富与生命资源双层分配正义，将高端AI医疗、抗衰老和数字生命存储纳入普惠公共服务，并以法治治理、收益分配改革和全民智能健康体系加以推进。
南京师范大学陶士贵教授认为中国具备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超大规模市场、后发与先发优势、非对称依赖四大优势，已形成对外反击与内生强化并重的反制裁体系，建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反制裁协调机制并细化阻断救济，发展人民币国际计价结算权并探索“数字人民币+稳定币”双轨结算，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补链强链延链并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郑州轻工业大学刘珂教授聚焦城市都市圈承接国内产业转移问题，分析了郑州都市圈-港-汴-许主引擎具有的政策叠加、枢纽区位和要素成本优势，及在承接产业转移上的作用。提出建立都市圈高层协调机制、进行园区差异化布局、创新平台促进成果转化、建立项目全周期风险退出机制等建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李仙娥教授立足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提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归宿，建议从数智共富、数智共融、数智共创、数智共享四个方向推进，优化数字供给、深化数实融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构建人本导向的数字治理体系，让数字经济成果惠及大众。
韩山师范学院李毅教授分析了潮商资本回流与未来产业发展的关系。提出融合网络嵌入与匹配摩擦理论，构建“社会资本—技术甄别—制度协同”框架，增加潮侨耐心资本引导基金覆盖率、开放测试场景，开展东盟合规服务，建立政府-商会-高校-金融机构联动机制，让潮商资本回流精准投入未来产业。
南京师范大学刘雪梅副教授认为“投资于人”从概念提出到规划落地是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一次投资对象重置，各地由于经济结构、财政体制、产业组织方式与社会结构等的不同，而形成差异化的地方模式。通过对比分析江苏与广东的模式差异，提出投资于人应互鉴机制而非移植模式，人才“选育留用”应与政策导向、市场机制、区域平衡和人口再生产等联动，从而提升投资于人的经济与社会效应。
郑州大学李中建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政治解放、经济重建、文化启蒙和生产力发展，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应完善“投资于人”的制度体系、促进发展机会均衡并推动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
宁波财经大学王永龙教授围绕美西方产业政策对我国制造业韧性的影响与应对主题，系统解析了美西方产业政策的宗旨及主要工具，深刻剖析了其对我国制造业韧性影响效应的贸易、投资、产业、技术、金融等传导机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与会专家、教授发言踊跃，先后共有30多位专家、教授、学者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70多篇。会议还一致表决通过，增补韩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毅教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孙爱军教授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增补广西梧州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韩永彩教授，韩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吴庆源副教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经济系主任许晶荣副教授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增补韩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均宇，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丁涵浩，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余晋晶，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朱卿元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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