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是小脉。
10 月 26 日,日本经团联组织的企业访华团临时推迟行程。二十多位企业代表原本敲定了江苏多地技术交流安排,计划如期来华,因国内大型活动接待资源紧张,访问行程调整至次年。
同一天,日本外相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时表示,相关人员赴深圳参加 APEC 会议期间,双边会面还在商讨之中,暂时无法确定会面人选。
回看这段往事,历史总会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八十年前,曾有一段历史往事引人深思:当年日方与亲日势力达成口头约定,承诺战事结束后分批撤军,以此促成合作筹备地方政权。
前后耗时一年多,相关班子才勉强组建完成。历史过往和当下的交往局面,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1938 年,汪精卫在国民政府内位居第二。当时日方内阁看准这一点,想要依靠拉拢他,造成国内阵营分裂。
1938 年 11 月,双方在上海达成书面约定,白纸黑字写明:战事结束后的两年之内,日方撤出大部分在华兵力。
整套计划安排得十分周密:汪精卫先从重庆出走,日方随即发布和平声明,由汪精卫公开响应,再联络西南多地地方势力,逼迫重庆当局和谈。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离开重庆,没有前往日军管控区域,而是先落脚越南河内。
选择河内,一是为了避开军统的安全威胁,法属殖民地相对安全;二是河内紧邻云南、两广,方便联络各地地方势力,私下联络合作事宜。
当初汪精卫敢于出走,核心就是相信了两年撤兵这份承诺。如果这份约定能够兑现,国内不少主和人士确实会选择追随他。可最后结果,却完全超出预料。
此时汪精卫已经骑虎难下。既然已经公开出走,如果不配合日方的声明,自己将彻底陷入孤立。12 月 29 日,他公开发表通电,鼓吹中日友好。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1939 年元旦,国民党中央直接开除其党籍,撤销全部职务。
他原本联络的各路地方军阀,广东、广西军政首脑纷纷通电谴责,没有一人愿意追随。除此之外,军统的追捕接踵而至。
1939 年 3 月,河内住所遭遇袭击,随行秘书不幸遇难。汪精卫惊魂未定,在日方人员护送下,于同年 5 月进入上海,彻底依附日方势力。
本来身居高位安稳度日,却执意赌一把谋求更高地位,最后丢掉身份、众叛亲离,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这场投机最终落得满盘皆输。
落脚上海之后,汪精卫一心想要在南京组建新的地方政府,与重庆当局分庭抗礼。可现实难题摆在眼前:彼时日方占领区内,已经存在三个地方自治政权,分别由不同的日方驻军掌控。
1.1937 年 12 月,华北方面军扶持北平地方政权,管辖河北、平津一带; 2.1938 年 3 月,华中驻军设立南京维新政权,掌控江苏、南京区域; 3. 关外关东军还扶持了蒙疆自治机构,独立管理北方边疆事务。
几大机构互不隶属,铁路、矿产、税收、人事权力各自独立,谁都不愿意交出手里的管理权。
1939 年 5 月底,汪精卫专程前往东京会晤日方首相,希望把几处自治政权整合起来,交由自己统一管辖。
日方五相会议拿出折中方案:南京可以设立新政府,但实行分治合作。华北、蒙疆依旧由当地驻军主导管理,汪精卫只能管控华中、华南部分区域。
各方一直拉锯到 1940 年 1 月,才在青岛达成协议:南京维新政权整体并入新政府;华北临时政权更名为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属南京管辖,实际依旧保持自治。
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南京举办还都仪式,祭拜孙中山先生、宣读遗嘱,一众官员正式就职,极力把新政权包装成正统。
这里还有一处极具讽刺的细节:新政府 3 月就挂牌成立,日方却迟迟不肯给予正式外交承认,硬生生拖延了整整 8 个月。
原因很简单:日方一直在两头布局,一边扶持汪精卫组建政权,一边还在秘密和重庆方面接触,试图促成更高层级的谈判,谋求更有利的条件。
直到同年 11 月谈判彻底破裂,日方才正式签署条约,承认这一地方政权。从头到尾,汪精卫始终只是日方备选方案里的一枚棋子。
回看八十年前的往事,再对照当下中日之间的交往现状,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
当年日方试图依靠代理人搭建地方政权,制造阵营分裂,最后代理人号召力不足,各地势力各自为政,许下的承诺也无法兑现。
放到今天,日本一边希望依靠经济团体深化经贸合作,一边又在诸多历史与双边原则问题上不断触碰红线。
一边制造双边隔阂,一边又想上门谈合作,这样的局面自然很难达成共识。今年以来,日本多个经贸团体的访华行程接连调整:年初三大经济团体的访问未能敲定日程;
8 月关西商界原定 10 月来华交流,因接待安排调整推迟至 12 月;本次经团联二十人代表团,行程全部敲定之后,访问再度延期到明年 3 月。
中方始终保持理性克制,没有公开发表抗议言论,只是合理调整接待安排:不拒绝对方来访,不安排高层会晤;不撕破外交脸面,不给出可供对外宣传的会面合影。
外交措辞的变化,同样释放出明确信号。9 月底以来,我方外交发言仅直呼对方姓名,不再使用职务称谓,这是外交场合里非常明确的待遇信号。
没有对等的诚意,自然很难获得对等的接待规格。经贸层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今年 1 至 9 月,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五成以上。
日本研究机构测算,仅入境游减少,就给当地带来近 1.8 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拖累全年 GDP 下降 0.29 个百分点。
水产品、牛肉贸易磋商停滞,两用商品出口管控持续收紧。日本企业在华数千亿美元的投资盘子,不会仅凭几句外交客套话就一切如常。
我们从小研读近代史,十分清楚历史留下的教训。人与人交往、国与国相处都是同一个道理:一边在背后制造矛盾、触碰对方底线,一边又想登门握手做生意,世上从来没有这么两全其美的好事。
八十年前,一纸口头承诺最终沦为空谈,投机者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八十年后的今天,如果个别政客持续在原则问题上越线,就算经济团体反复奔走,也很难敲定一场稳定的双边会晤。
APEC 会议一定会为日方预留席位,但会面时间、会谈人选、合作成果,从来都不是由单方面说了算。
当年日方把撤军承诺当成拉拢他人的筹码,如今个别政客还想用几句外交话术换回经贸红利。双边合作大门的钥匙,永远掌握在坚守原则、秉持诚意的一方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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