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湖北黄冈地区一处偏僻山村,民警进入一户普通农舍时,屋内摆着一把木椅,椅背贴着金色纸片,旁边还放着一顶粗制冠帽。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坐在椅上,身边几名村民穿着颜色醒目的长袍。
有人厉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
民警亮明身份后,老人仍不肯起身,只说:“朕有天命,谁也不能动我。”
这名老人名叫丁兴来。此时距离他在大别山区自封为“皇帝”,已经过去了近十年。那套看似滑稽的仪式背后,牵连的并不是几件戏服,而是一套以迷信、服从和供奉维系起来的隐秘组织。
丁兴来出生于1925年,原籍湖北麻城一带。幼年因病失明,家庭又贫困,无法承担长期医治的费用。失去视力后,他很难依靠正常劳动谋生,父母只得把他送到附近道观,希望那里能够给他一条活路。
道观并没有改变他的处境。相反,他在那里接触到不少江湖术士和民间术法,逐渐学会了察言观色、编造神迹以及利用迷信获取钱财的手段。不得不说,身体上的残障并没有使他变得温厚,长期的贫困、孤立和对现实的不满,反而被一些歪门邪说引向了另一条路。
四十年代,他先后混迹于多个带有迷信色彩的团体。凭借口才和听觉,他能够记住来访者的家庭情况,再把普通病痛说成“邪气作祟”,把偶然好转包装成自己的功劳。
1945年前后,他加入“道德金门”。这类团体常借宗教名义聚拢人员,既收取钱物,也试图建立脱离现实社会约束的权力关系。丁兴来在其中并非最有地位的人,却逐渐摸清了操控信徒的办法:先制造神秘,再许诺救助;先要求服从,再索取供奉。
1953年,相关部门对这一团体展开打击,主要骨干被捕。丁兴来因所处位置和涉案情况不同,被判处有期徒刑。服刑期间,他表面上服从管理,内心却没有真正放弃原先的念头。1958年刑满离开后,旧日同伙大多已经回归家庭,不愿再参与危险活动,他只好另寻出路。
机会出现在大别山区。
鄂皖交界山岭密集,村落分散,过去道路崎岖,村民之间往来不便。当地群众生活条件有限,遇到疾病和灾祸时,常常缺少有效的医疗与信息渠道。丁兴来看中的,正是这种封闭环境。他把自己包装成“大仙”转世,宣称可以驱邪治病、替人消灾,并用事先安排好的“治愈”场面取信于人。
一次“病人”在众人面前突然恢复,他便被传成了有神通的人。
有人问:“真能治病吗?”
他回答:“信我,便有活路。”
这样的说辞并不高明,却击中了部分村民的恐惧。有人为求治病送来钱粮,有人为家人平安献上物品,也有人把他当成能够解决现实困境的靠山。信徒增多后,丁兴来不再满足于做术士,而是开始模拟古代皇权,给亲信安排“宰相”“元帅”等名号。
1981年盛夏,他在罗田县包家山一带举行仪式,身穿自制长袍,戴上粗糙冠帽,正式宣布自己“登基”。仪式中的称谓、跪拜和训话,都在强化一个意思:他不是普通的行骗者,而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天子”。
这场“建国”没有疆域,也没有真正的军队,却有一套严密的服从关系。信徒需要定期交纳钱粮,接受他的安排,不能随意离开,更不能公开质疑。亲信负责传话、收取供奉,普通信徒则在恐惧中维持这个虚构的秩序。
更严重的问题,是女性信徒遭到侵害。丁兴来以“合修”“传气”等荒诞说法为借口,对一些前来求医、求福的妇女实施控制和侵犯。部分人因贫困、无知或害怕惩罚而不敢反抗,家庭关系也因此受到破坏。所谓“后宫”,本质上不过是对受害者自由和身体的剥夺。
有意思的是,这个“帝国”能够持续多年,并不代表它多么强大,恰恰说明山村与外界之间存在信息断层。许多村民只知道自己周围发生的事,对外部社会缺乏了解;而组织内部又不断用“天谴”“灾祸”吓阻成员,使他们不敢把情况说出去。
1990年,警方接到举报后开始调查。经过一段时间摸排,办案人员逐渐掌握了丁兴来及其骨干的活动情况。夏季的一次联合行动中,多个据点被查处,丁兴来和骨干成员被抓获。押解途中,仍有人高喊自己是“元帅”“大臣”,直到车门关上,才发现那些封号并不能改变现实。
同年,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丁兴来因涉及利用迷信破坏社会秩序、非法敛取财物及侵害妇女等问题,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场持续近十年的闹剧,连同那些纸糊的冠帽、木制的“龙椅”和虚构的官职,一并被司法程序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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