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廊坊日报）
转自：廊坊日报
孙长明
一、廊坊史前至战国之际的沿革
廊坊地处京津腹地，区位独特、历史绵长。境内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存丰富，三河市孟各庄遗址、刘白塔遗址，广阳区北旺遗址，文安县太子务遗址均出土石斧、各类陶制器皿等史前器物，佐证了本地早期先民的繁衍生息轨迹。从夏、商、西周至战国，廊坊域内文化发展呈现南北差异化特征：北部以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为序列，传承燕山南麓区域本土考古文化体系；南部商周遗存风貌贴近中原文化，属纯正的中原文化发展脉络，境内出土的各类折肩陶器、彩绘陶鬲等器物均印证了这一文化特征。
廊坊市博物馆现存9件先秦青铜器皿，均出土于三河战国墓葬，器物工艺精湛、纹饰细腻，但全部无铭文。目前域内仅燕国刀币、安阳布币带有极少文字，仅能证实本地存在先民聚居与商品货币交易行为，无法佐证具体的社会结构与行政体系。印章遗存方面，仅1976年大城出土的汉代“别部司马”铜印可考，无战国印章传世记录。结合各类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及文物典籍，廊坊长期存在春秋战国至秦代无铭文实物记载的学术缺憾，先秦历史文字佐证严重匮乏。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时期，廊坊大部分地域隶属燕国，南端文安、大城一带为燕、赵、齐三国交界之地。燕国战国疆域辽阔，位列诸国前列，燕系古玺文字、形制风格独具特色，与其余六国体系差异显著。廊坊域内传世古玺均具备典型燕系印章特征，散见于历代印学典籍。系统整理这批传世古玺，能够有效弥补廊坊战国史料匮乏、铭文缺失的研究短板。
二、廊坊域内的九枚战国玺印
先秦印章称为“玺”，以铜质为主，是古代权力行使、凭信与身份认可的核心载体。战国官玺多标注属地与官职，为官方行政凭证；私玺多为贵族、商贾持有，普通庶民鲜少持有。本文梳理出廊坊域内可考证战国古玺九枚，遗存数量在河北省地级市中实属罕见，有效佐证了廊坊辖县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样貌，弥补本地战国行政、社会研究的实物空白。
（一）廊坊四县市战国名称考
所梳理的九枚战国古玺，分属廊坊三河、固安、文安、大城四地，四地战国古称与属地沿革清晰可考。
三河地处廊坊北部，毗邻京津，《三河县志》仅简略记载其春秋战国时期属燕地，正史详细记载始于唐代“临泃县”建制。“临泃”一名源自域内泃河，曹锦炎考据证实，战国时期燕地“泃城”即今日三河境内临泃故城，与《水经·鲍秋水注》引《竹书纪年》记载的泃水战事、地理区位完全吻合，可确定三河在战国时称“泃城”。
固安古称方城，西周时期为燕国封地，周成王时期曾为韩侯国封地，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隶属燕国，局部时段归赵国，西汉正式置方城县，隋代更名固安。《史记·燕世家》燕王喜十二年载：“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方城”即为今固安属地，与地方志记载相互印证，属地沿革确凿。
文安春秋战国时期全程隶属燕国，汉代沿袭旧名建制，地名沿用至今，蕴含崇文安邦的文化寓意，地处廊坊南部，区位稳定，是燕南核心城邑之一。
大城地处廊坊最南端，属地归属几经更迭：春秋时期属齐，名徐州；战国时期划归燕国，更名平舒；战国晚期燕赵互换边城，改属赵国，彼时燕赵边界位于今大城北部一带，境内至今保留平舒古地名，见证属地变迁历史。
（二）廊坊域内玺印的出处
廊坊域内战国古玺多非近现代出土，多为清代以来传世遗存，散见于各类权威印学典籍，多存故宫博物院。清代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同治年间定稿，已收录廊坊域内“方城都司徒”古玺，证实这批古玺早在清代已被学界收藏著录。
1982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收录“方城都司徒”“泃城都司徒”“泃城都厃（尉）”三枚廊坊燕系官玺，均为铜质鼻钮制式，部分为陈氏旧藏流转入宫。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集历代印谱与馆藏文物之大成，收录廊坊域内古玺六枚，增加“泃城都右司马”“泃城都臼垍”“文安都司徒”三枚，进一步丰富了本地战国玺印体系。
曹锦炎《古玺通论》对战国古玺分域、职官系统考据，增补“泃城”“文安都垍”两枚玺印考据内容；徐畅《古玺印图典》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新增大城“善”字单字玺考据。综合多部权威典籍，最终梳理出廊坊域内可考证战国古玺九枚，涵盖官方馆藏与民间传世两大体系，史料价值极高。
（三）四县市九枚战国古玺的分属与文字、字义、官职释读
1. 三河市五枚战国古玺
三河现存战国古玺五枚，含地名玺1枚、官署名玺4枚，体系最为完整。“泃城”圆玺（图1），直径2.2cm，为纯粹地名标识玺，佐证三河战国泃城的建制定名。
“泃城都厃”玺（图2），印面2.3cm×2.3cm。燕国将规模较大、设有城郭的城邑称作“都”，是燕玺独有地域标识特征。“厃”通“尉”，“‘都尉’：官名。战国时置‘尉’，为较将军略低之军官。”主要掌管城邑军事守备，该玺为泃城都邑军事长官的信用凭证。
“泃城都司徒”玺（图3），印面2.3cm×2.3cm。依据《周礼》记载，司徒主掌地方教化、安抚民生，区别于后世户部财赋职能，战国燕国司徒核心职责为推行五常教化、治理地方民风、安定百姓民心，是泃城都邑文教民政最高长官用印。
“泃城都臼垍”玺（图4），印面2.3cm×2.3cm。曹锦炎考证“臼垍”通“遽（ju）驲（ri）”，为战国官方驿传机构，核心职能是为往来官差、客商提供车马接驳、食宿休憩服务，设于大型都邑，是战国官方交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玺为泃城驿传机构专用凭证。
“泃城都右司马”玺（图5），印面2.3cm×2.3cm。“司马”为周代沿袭至战国的核心武官，大司马为全军最高统帅，左、右司马为其辅佐武官，分管军事调度、军务管理。该玺是泃城都邑核心军务官员的行政用印，印证了泃城完备的军事管理体系。
2. 固安县一枚战国古玺
固安现存“方城都司徒”玺（图6），印面2.0cm×2.0cm。早期印谱误将“方城”释为“万城”，经李家浩、曹锦炎、徐畅等文字学家结合史料与地理考据，纠正释读错误，确认此“方城”即为今日固安战国时期旧称。方城为燕国大型都邑，建制规模堪比县域，其司徒官职主掌地方教化民政，管辖人口规模庞大，佐证固安战国时期具备成熟的城邑建制与行政体系。
3. 文安县二枚战国古玺
文安现存“文安都司徒”（图7）和“文安都臼垍”（图8）两枚官玺，印面均为2.3cm×2.3cm。两枚玺印职能与三河同类玺印一致，分别对应地方文教民政管理、官方驿传服务职能。虽无更多品类官玺传世，但足以证明战国时期文安都邑行政分工多元，具备完善的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城邑发展趋于成熟。
4. 大城县一枚战国古玺
大城现存“善”字单字玺（图9），印面2.4cm×2.4cm，形制特殊，印体为筒状可嵌木柄，区别于常规官玺、吉语玺。该玺无官职、地名标识，非随身配饰玺，为手工业产品专用钤印。徐畅说：“此玺应是产品用印，表示美好、工巧、好（质量）等意。它的发现，使传世‘善’字玺的多重用途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善”字用以标识器物做工精良、品质优良，是战国手工业品牌标识、品质背书的实物佐证，印证大城战国时期手工业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特征。
三、廊坊四县市战国玺印推论
古玺作为战国时期官方政务办理、商事凭证、权力公示的核心载体，是地方行政体系、社会经济发展的直观体现。叶其峰说：“古代城邑有不少是人口集中、经济发达、过往客商多的地方。这样的城邑，需要处理的公务自然相对频繁，而有些公务，如对进出货物征收赋税等，又必须钤盖官玺以为凭证。”
综合廊坊域内九枚战国古玺、先秦青铜器物、古代货币等多重实物遗存，可清晰还原本地战国时期社会全貌。三河五枚品类齐全的官玺，覆盖军事、民政、文教、驿传等核心领域，证明泃城作为燕南重要都邑，官方治理体系完备、行政分工严谨，城市运转成熟、稳定。固安、文安官玺虽数量较少，但核心职能玺印齐全，证实两地均为建制完善、治理规范的燕国城邑，绝非边陲荒鄙之地。
大城独有的产品标识“善”字玺，填补了该地战国手工业商贸研究空白，证明彼时大城手工业生产规范化、商品化程度较高，已形成产品品质标识意识，商贸流通体系初步成形。整体而言，战国时期廊坊域内四地隶属燕国核心管控范围，城邑布局规整、行政体系健全、商贸流通活跃、民生业态繁荣，军事守备、文教治理、交通驿传、手工业商贸等领域协同发展，呈现出市井繁盛、商旅云集、民生安定的蓬勃社会图景，印证了廊坊市在战国时期周边城郭基本社会状况的繁盛场景。
2026年度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课题编号：2026109
课题组成员：孙东明、吴英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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