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表述将量的合理增长具体化为保持在合理区间。从目标导向看，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区间性决定了达到这一目标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是区间速度。从问题导向看，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创造了充裕空间，这赋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新的内涵：既要稳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门槛的底线要求，又要力争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推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但同时面临巨大挑战。对此，需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在催生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效、突破性进展。
［关键词］ 经济增长合理区间 新内涵 潜在经济增长率 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教授；石博文，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提出，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按照2035年发展目标，学界通常把量的合理增长确定为5%左右的增长速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量的合理增长具体化表述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这意味着我国对经济增长要求发生了新的内涵变化。科学认识这一变化的新内涵、新要求，明确实现路径，对稳增长、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从而更好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我国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新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速度。”这个“适当速度”，就是要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表明党在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十四五”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对未来经济增长有了新的要求和安排。因此，这就需要科学认识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新内涵、新变化、新要求。
（一）科学认识我国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决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顺应人民群众期待和社会预期，奔着问题去，着力健全制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这虽然是针对《决定》讲的，但就方法论而言，对于科学认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也完全适用。
坚持目标导向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就是以如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为导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为着眼点进行系统谋划”，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要求，也是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为依据，充分体现了坚持和运用以目标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
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把握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关键是立足落实2035年远景目标面临的增长环境新变化，动态优化经济增速预期安排，保障现代化建设目标稳步落地。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锚定在合理区间，有着坚实的现实依据，就是“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现远景目标创造了充裕的空间，从而需调整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指标，充分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方法论。
（二）按照目标导向明确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新内涵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系列目标中，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指标。因此，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就要以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目标导向，也就是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才能确保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
以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为依据，确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需要首先明确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具体水平。我国确定的2035年发展目标是以2021年为起点，可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分别给出的2020年发达国家数据，确定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具体水平。世界银行把世界各国和地区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四类，通常认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是发达经济体，2020年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960美元，中位数是32600美元，中等发达经济体的门槛即34%的分位数是2279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世界经济体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2020年共有39个国家和地区为发达经济体，门槛为人均GDP17619美元，中位数为41441美元，中等发达经济体的门槛即34%的分位数是31637美元。联合国在《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WESP）中将世界各经济体分为发达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三类，2020年共有36个经济体为发达经济体，门槛为人均GDP10175美元，中位数为38881美元，中等发达经济体的门槛即34%的分位数是25392美元。
按照以上国际权威机构确定的2020年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GDP或GNI约在2.2万—3.2万美元之间。这表明，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是一个具体数值，而是大致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门槛值是人均GNI2.2万美元，高限值是人均GDP3.2万美元。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区间性就决定了达到这一目标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应是一个区间速度。我国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就是指能达到以上中等发达国家发展区间的增长速度。
对于我国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理解。一是按照我国提出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时间节点理解，那就是我国到2035年达到2020年时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就是人均GDP要达到2.2万美元以上（以2020年不变美元计算，我国人均GDP和人均GNI基本相当，以下就统称为人均GDP）。二是按照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理解，是指到2035年时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以现价美元计算）。由于我国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在继续增长，因而到2035年其人均GDP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例如，2025年，世界银行把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提高到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3935美元，比2020年提高近1000美元。按此理解，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也是一个目标区间，这同样决定了达到2035年发展目标的增长速度也必须是一个区间。
因此，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要求从量的合理增长具体化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基于对我国2035年发展目标深刻理解而作出的科学表述。
我国学界通常将2020—203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确定为5%左右，主要是基于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2.2万美元的门槛值计算的。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20年人均GDP约为10632美元，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门槛值2.2万美元，就需要比2020年翻一番以上。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提出GDP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打好基础”。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年均速度达到5%左右，实际上只是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底线要求，是底线思维。
但坚持底线思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不排斥争取更好的发展结果。“十四五”规划在执行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超出预期，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5.4%，GDP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台阶，为达到2035年发展目标实现了良好开局，也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留出了较大回旋余地。基于“十四五”的发展成就，我国2026—2035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只需达到4.17%，就可以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底线要求。
显然，新形势下，把我国2026—2035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继续瞄准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底线要求虽然稳妥，但却不够积极。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审时度势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提出的新要求。一是不再仅对标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底线目标，而是统筹考量底线目标至区间高点。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发展目标时就要求，“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4.5%—5%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区间速度，而且这个区间速度已经远超过4.17%的底线要求，体现了对更高发展水平的积极追求。二是在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区间内，我国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要取决于实际需要和可能。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于“十五五”期间各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兼顾需要和可能视情提出，体现了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力争取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解释4.5%—5%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时指出，“主要考虑是开局之年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空间，为后期更好发展打牢基础。”4.5%—5%经济增长速度区间，已经高于4.17%的底线要求速度，但这个速度仍然是留有余地的，而且后期还会实现更好的发展。
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就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就是要稳住经济增长的目标底线要求，确保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进，就是要在稳住底线要求的基础上，通过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强大动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更高发展水平。
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就是着力稳预期。经济增长速度对于稳预期具有重要作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5年“我们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努力，不仅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而且极大提振了全社会的士气和信心”。在当前仍需着力稳预期的情况下，把经济增长从对标中等发达国家的底线要求扩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区间，对稳预期、稳企业、稳市场以及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新内涵的底层逻辑
依据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区间确定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稳住底线要求的基础上积极争取更好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1.社会主义先进本质的要求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终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代替封建主义，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样，社会主义要成为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形态，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好的发展质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仅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更要利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如果“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同样，社会主义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要求必须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财富极大丰富，消灭旧的社会分工，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等。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最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其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富裕”就要求不仅要达到物质富足，还要实现精神富有。这是因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和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因此，创造出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高、都要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本质要求。
2.赶超发达国家特殊任务的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生产力基础上，这使得赶超发达国家成为我国发展生产力的特殊历史使命，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是跨越式的赶超发展。要实现赶超发展，就必须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大幅超过发达国家。
美国之所以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就是实现了比英国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791—1820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4.38%，1820—1860年为4.46%，1860—1913年为3.39%；英国经济在1800—1850年工业革命高峰期的年均增长率约为2.5%，远低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日本、韩国等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也是因为特定阶段实现了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日本1961—1973年实现了年均8.78%的高速增长；韩国1963—1991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57%。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实现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经济赶超，这是赶超发达国家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
我国之所以能够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为中高收入经济体，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因为我国创造了比发达国家更高，且比日本、韩国等持续时间更长的经济高速增长。1979—2012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8%，实现了长达3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同期我国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达到8.7%。按照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568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跃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6.6%，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也高于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十四五”时期，我国以5.4%的年均增长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2025年的13953美元，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3.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要求
把经济增长从对标中等发达国家的底线要求，扩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区间，就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发展依靠人民，就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全体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而“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这就需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们党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这就对经济增长速度提出了基本要求。依据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经验，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5%左右的合理区间，通常可以创造出1200多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我国未来10年需要安排的就业人口总量都在1200万左右，因而必须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创造出相应的新增就业岗位，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环境。
发展为了人民，就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从而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以增进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在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分配制度下，只有保持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更快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会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形成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良性循环互动，实现主要由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就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这就要求首先推动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做大做好“蛋糕”，然后通过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分好“蛋糕”，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在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才能保证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并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和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验证
把经济增长从对标中等发达国家的底线要求扩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区间，争取更高的发展水平，符合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未来变动趋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要充分释放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在现有的各类要素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产出增长率。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是由多种要素决定的，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特别是关键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这也决定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动态的、变化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数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我们党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将会有力提升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学界对我国2020—2035年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测算，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非常乐观的测算结果，认为我国具有5%以上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林毅夫认为，在2035年之前，我国经济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基于这种增长潜力，2035年之前实现年均5%—6%的增长是可能的；刘伟等认为，2022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7.32%，到2035年下降至6.34%左右，届时人均GDP将达到3.15万美元。二是相对乐观的测算结果，认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的区间。如梁泳梅等基于生产函数法的估测结果表明，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2021—2025年平均为5.2%左右，2026—2030年平均为5.1%左右，2031—2035年平均为4.7%左右。祝宝良的测算结果认为，2026—203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4.7%左右，其中资本形成的贡献为2.7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的贡献基本为0，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2.0个百分点。肖宏伟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2021—2035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4.95%。孙金山等基于人力资本变化的视角估算认为，2018—2035年平均增长率区间为5.02%—5.25%，其中2026—2030年为4.69%—4.96%，2031—2035年为4.22%—4.5%。可见，学界的测算结果基本均在5%左右或以上，都远超2026—2035年4.17%的底线增长速度。因而，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对标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区间是科学合理的。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首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据此，黄泰岩等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发展经验的新视角，参照其在我国相同发展阶段时各主要生产要素的变化，对2026—2035年我国各主要生产要素的增长率基本情形进行模拟设定，通过运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测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我国2026—203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5.44%；2031—2035年间为4.87%，也高于4.17%的底线要求，证明了争取更高的发展水平是积极稳妥的。
（二）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
黄泰岩等在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发现，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人口老龄化。放眼国际，甚至有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陷入经济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我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当年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条件，因而中国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必然重蹈日本的覆辙。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16—59岁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达60%以上，完全可以为未来10年稳住和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资源。二是人才资源优势。我国正处在从工业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加速转换期，数智经济发展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赖人才红利，人才成为加快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国虽然出现了人口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但却通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造就了庞大的人才队伍，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将有效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我国老年人口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驾马车分别拉动GDP增长2.6、0.8、1.6个百分点。从消费贡献的群体分类来看，老年群体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主体。《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数据显示，我国银发经济规模现在为7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6%；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占GDP的10%，银发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这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消费减少而阻碍经济增长。
测算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还发现，推动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的关键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靠科技创新，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期，由此推动数智经济的快速发展会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数字经济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以通过“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规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时，明确把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作为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的重要标志。在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家战略推动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持续增长。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创新水平提高有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13—2023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在全球120个经济体中居第3位。这个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学界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因此，在我国加速布局抢占数智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新形势下，全要素生产率还将稳步提升，这必将为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面临的挑战
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也面临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同时，前进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险阻，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到2035年，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1960—2008年的近50年间，世界上先后有101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但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多数经济体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经济体来看，都是人口和地域较小的经济体，而且基本都得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和地域大国，以及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遏制的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尚无先例。因此，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创造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奇迹，面临的挑战也将前所未有。
总结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发现，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科技自立自强。也就是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都完成了由科技创新带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受阻，传统产业失去竞争力，新兴产业没有成长为新的支柱产业，经济增长失去新兴产业的增长动力支撑，就业压力增大，市场需求萎缩，经济陷入低水平循环。
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和教训显示，只有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抢占数智经济发展制高点，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确保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更高发展水平。
三、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首次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首要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
（一）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一是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这就决定了“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二是实体经济是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物质技术支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都离不开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而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三是实体经济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源泉。人民衣食住行用等生活需要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强大供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发展。我国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
一方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为制造业强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国之所以需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一是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英国和美国成为制造强国时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都在40%左右。二是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空间巨大，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不会因服务业的发展出现比重过早下降。三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只有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才能为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出发展空间，形成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之所以要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一是既然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那么先进制造业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和骨干，先进制造业就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测量器”。二是先进制造业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世界各国努力争夺的发展制高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发展战略，制定相应的产业鼓励政策，以获取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三是先进制造业是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领域，西方国家为遏制我国的现代化，封锁先进制造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因而先进制造业不仅关系国际竞争力，还关系国家安全。四是先进制造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根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可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又可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另一方面，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我国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80%左右，因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增强其竞争力和生命力，就可以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稳定基本盘。一是我国14亿多人口的衣食住行用主要依靠传统产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传统产业为稳增长、稳就业、稳市场、稳预期提供了坚实支撑。二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开辟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三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需求对新供给的引领，可以引致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四是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迁，可以有效提升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韧性，增强传统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出台鼓励政策，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两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同比名义增长9.69%，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5.5个百分点，我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3.8%，较上年提升1个百分点，2023年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5%。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将有力推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具体而言：
一是加快数字产业化发展。数字产业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就是因为新的经济形态具有比以往经济形态更高的效率，从而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恩格斯在分析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带来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时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美国商务部根据劳动统计局的数据认为，包含计算机、半导体及相关设备等产品的制造业，在制造业中拥有最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的贡献率达20.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数据显示，2013—2024年，我国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6.30%增长至23.75%。因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在“十五五”期间加快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
二是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对经济发展具有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数智技术的加速迭代创新，不仅通过催生新产业促进生产力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推进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因为在数字经济内部结构中产业数字化占比达到80%以上，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战场。需立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聚焦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关键环节，分类推进全链条数字化改造，加快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管理模式的智能升级。同时依托数字技术盘活存量产业资源，破除传统产业发展桎梏，以产业数智化转型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这对传统产业数智化改造，对企业经营效率提升作用非常明显。《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数据显示，企业数字化投入每提升1％，主营业务成本率下降9.17％，成本费用利润率提高6.71％。
三是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抢占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前提条件，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每当经济增长遇到困难时，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促进稳增长。需坚持适度超前的建设原则，统筹布局算力、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同步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持续完善数字基建配套体系，打通数据要素流通堵点，夯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硬件根基，持续释放基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因此，在世界各国争先发展数字经济的情况下，我国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既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催生新质生产力。因此，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我国提出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2020—2025年间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达到10%，经费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经费支出总额与GDP之比为2.80%，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约2.70%）。研发经费投入的增长，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5年9月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全球第10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26年3月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前进1位，提升至世界第9位。这表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由其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都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了坚实的科技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坚持高质量发展为指导思想，以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为目标，通过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等战略举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提供强大动力。
一方面，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加大是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资金保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要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就必须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从而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明确列出数量指标的仅有4个，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就列在其中，显示了我国对研发投入的高度重视。依据7%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预测，到203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将有望跃居世界第一，从而有力驱动经济增长。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是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动力之源。我国在“十五五”时期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确定为7%以上，明显高于同一时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研发强度有望从目前的2.8%提高到3.5%左右，居于世界前列。研发投入强度的不断提高，将会显著增强我国的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以科技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研发经费投入规模的扩大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的提高，只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投入，而投入的目的是获得更大的有效产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虽然没有列出具体数量指标，但却明确要求高于同期GDP的增长。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主要依靠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这就需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使更多的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来 源：《广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
总监制：姚卜成
监 制：韩世雄
编 辑：张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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