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构筑系统化的“中国博物馆学”理论框架|世纪|中国博物馆学|收藏|文物

博物馆学史是博物馆学的基础领域，关乎学科理论体系建构。梳理国际国内博物馆学史研究发展脉络，聚焦中国博物馆学史发端、分期及发展模式三大核心议题，辨析“引进说”与“本土说”、“以外为主”与“以内为主”、“外学”与“内修”等关键问题，可为深化中国博物馆学史认知、推动学科体系建设提供学理参考。

原文：《构筑系统化的“中国博物馆学”理论框架》

作者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文立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军

图片 |网络

在国际学界，博物馆学史研究与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东欧国家率先推动博物馆学学科建设，博物馆学史问题受到重视，该领域研究由此开启。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ICOFOM）成立后，随着国际范围内学科建设加速推进，博物馆学史研究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布鲁诺·布鲁隆·索耶斯（Bruno Brulon Soares）主编的《博物馆学史》（2019）、德利亚·佐尔扎基（Delia Tzortzaki）和斯特凡诺斯·克拉米达斯（Stefanos Keramidas）主编的《博物馆学理论》（2023）、弗朗索瓦·梅雷斯（Fran?ois Mairesse）主编的《博物馆学辞典》（2023）等。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博物馆学史研究已经成长为博物馆学的一个独立而重要的研究领域。

在国内，受学科实践性强、学科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博物馆学研究偏重能够产生直接效用的实务研究，博物馆学史等基础研究未获足够重视，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未能为博物馆学学科地位的确立提供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内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兴起，博物馆学史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逐步展开。经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短暂沉寂后，近年来，得益于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博物馆学学科建设步伐的加快，博物馆学史研究迅速升温，成果数量急剧增多，内容涵盖博物馆学通史、断代史、人物思想以及博物馆学史料整理等多个领域。这些成果在研究选题、方法、视角、书写方式等方面均有探索，为博物馆学史确立独立研究领域地位作出了贡献。不过，在取得上述成果的同时，博物馆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中国博物馆学史的发端问题、分期问题及发展模式问题，仍存在不同认识，有进一步讨论空间。对此三个问题的讨论，既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博物馆学史的认识，又有助于推动博物馆学学科建设。

中国博物馆学发端问题：“引进说”与“本土说”

博物馆学发端问题是中国博物馆学史的重要议题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该问题便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探讨。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引进说”“本土说”和“渊源说”。“引进说”主张中国博物馆学是从国外引进的舶来品（梁吉生等）；“本土说”认为中国博物馆学产生于中国本土（孙敬明等）；“渊源说”则强调“中国古代的文物收藏与研究是中国博物馆学的渊源”（《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在这三种观点中，尤以“引进说”和“本土说”的影响更大。这三种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收藏研究与博物馆学研究之间的演变关系，即博物馆学的本土渊源问题。“引进说”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博物馆学的本土渊源，割裂了古代收藏研究与现代博物馆学之间的关联；“本土说”强调了这种关联，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渊源说”虽注意到了这种关联，却将渊源局限于古代文物金石研究，人为窄化了渊源的范围。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对“博物馆学”及其产生标准的不同认识。

博物馆学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经历了古代博物馆学、现代博物馆学等不同发展阶段，内涵亦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中国博物馆学的发端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加以审视。就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学而言，“引进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引进并非单纯的移植或照搬，而是在传统收藏研究的固有学术传统基础上，结合对新实践的思考而发展起来的，是舶来与传统的结合。因此，准确地讲，应称之为“结合说”。这种结合是中国现代博物馆学产生的特殊方式，也是中国博物馆学起源独特性的重要体现。就博物馆学整体而言，“本土说”则更具有说服力。如果将我国古代收藏研究视为博物馆知识的积累，那么便很难说中国博物馆学是“舶来品”。事实上，中国博物馆学有着深厚的本土根基，发端于本土且具有较为久远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博物馆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国外学界的影响，更多学者开始挖掘中国传统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的博物馆学思想，“本土说”有渐成主流之势。

中国博物馆学史分期问题：“以外为主”与“以内为主”

博物馆学史分期问题是随着中国博物馆学史研究的深入而提出的。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博物馆学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贾士金（1981）、梁吉生（1982）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1993）等关于中国博物馆学史的通史性论述，虽未明确提出分期，但已蕴含若干分期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博物馆学各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分期问题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出现了一批成果，形成了“三起二落论”（苏东海，1993）、“四段论”（陈建明，2001）、“三段论”（徐玲，2014）等三种代表性观点。这些分期观点对于构建中国博物馆学史发展的基本框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其共同不足在于，多以博物馆学之外的因素作为分期标准，对博物馆学自身因素的变化关注不足，因而存在一定局限，难以充分反映博物馆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此外，这些分期观点主要基于将博物馆学等同于博物馆机构研究的认知，进而按照博物馆机构的发展历史来划分博物馆学史，忽略了博物馆学史与博物馆史的区别。博物馆学史发展固然可能受博物馆史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同步性，但二者并不总是同步。博物馆学史未必会像博物馆史那样，因某一时间节点而立即发生相应变化，因此不宜简单套用博物馆史的分期，以若干时间点作为其阶段划分的界限。将博物馆学史与博物馆史直接对应的分期方法，忽视了博物馆学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因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博物馆学史分期问题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如何理解“博物馆学”、依循何种分期思路、采用何种划分标准。我们认为，“博物馆学”是对“博物馆现象”的研究；分期思路应着眼于时段，而非具体时间节点；分期应以博物馆学研究主题对象的变化或新课题的出现为主要依据，并结合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考虑。据此，大体可将我国博物馆学史的发展分为近代之前的收藏研究、19世纪早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博物馆研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博物馆学研究三个阶段。这一分期方案以博物馆学研究新主题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准，旨在突出各阶段的新发展。当然，新主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先前研究主题的消失，而只是对研究主题的拓展。如果说此前以外部因素为主的分期方案可视为一种“线段模式”，那么本文主张以内部演变为主的分期方案所呈现的则是一种“射线模式”。

中国博物馆学发展模式问题：“外学”与“内修”

“外学”是指我国博物馆学在其发展中始终秉持对外开放的态度，积极借鉴、吸收国外博物馆学及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内修”则是指我国博物馆学发展重视发挥自主性，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博物馆学因素，结合自身实际，坚持自主创新。在我国博物馆学，尤其是现代博物馆学的发展历程中，这种以“外学”为特征的开放性与以“内修”为特征的自主性之间的结合与互动几乎贯穿始终，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博物馆学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

中国博物馆学发展重视“外学”，博物馆学也因此得以快速发展。自19世纪早期以来，国人通过实地考察、译介著述等途径汲取国外博物馆发展与研究的有益经验，逐步构建起对现代博物馆学的认知。从清末民国时期取法西方与日本，到20世纪50年代借鉴苏联，我国初步建立起博物馆方法学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意识不断增强，学界对国际博物馆学界动态的关注也更为积极，对外来优秀成果体现出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由此，学科意义上的博物馆学基本框架初现，中国博物馆学学科体系初步构建。在学界，博物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其学科地位得以提升并确立。此外，中国博物馆学对其他学科同样持开放态度。民国时期，教育学、人类学、美学等介入博物馆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学、社会学、遗产学等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尽管其间曾出现简单套用其他学科方法和成果的现象，但跨学科借鉴极大提升了中国博物馆学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水平，为其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在坚持“外学”的同时，中国博物馆学尤其注重“内修”。自接触、体认西方博物馆之初，中国博物馆学就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博物馆与博物馆学的因素与发展灵感，致力于博物馆学“中国化”探索，创新博物馆学发展道路。这种“内修”体现在多个层面：在术语体系方面，早在收藏研究阶段，便已创立一套指称收藏与保存设施的独特术语，而在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研究阶段，则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三贴近”等富有特色的表达；在博物馆定义方面，不仅产生了“三性二务”说等新表达，同时也表现出寻求“中国式思考”的强烈愿望（李耀申等，2019）；在学科建设方面，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构想；在理论方面，孕育了以博物馆演变形态学说等为代表的本土化理论。可以说，以“内修”为特征的自主性贯穿了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历程，推动了现代博物馆学的中国化。

“外学”与“内修”的结合，是我国博物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对我国博物馆学的特色形成作出了贡献。然而，在既往较长时期的博物馆学史研究中，“内修”这一维度往往遭到忽视。历史经验表明，“内修”是实现博物馆学本土化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国博物馆学特色形成的内在动力。我国博物馆学若要真正实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博物馆学这一学科发展目标，在持续加强“外学”的同时，更需要强化“内修”，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与理论成果进一步整合、提炼，形成更具系统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博物馆学”理论框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史研究”（21BKG012）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