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任满5年，秘书把我行李扔走廊,宣布我提任市委常委他愣在原地

县长任满5年，秘书把我行李扔走廊，宣布我提任市委常委他愣在原地

我四十七岁那年秋天，在清河县县长的位子上整整待满五年零十一天。那天下午我从市里开完会回来，车刚拐进县政府大楼前的院子，就看见三楼走廊的窗户外头，我的书、我的搪瓷缸、我的笔记本、我母亲留下的那只旧茶叶罐，全被装在几个纸箱里，横七竖八地堆在走廊上，像一堆被人扫地出门的旧物。纸箱没盖严，风吹过来，一摞会议纪要的纸页哗啦哗啦地翻，有一张飘出去，落在楼下的桂花树上。

开车的是老葛，跟了我五年。他先看见，一脚刹车踩得急，我的额头差点磕在前座椅背上。他说，县长，这……

我说，停车吧。

我下车，抬头看了三楼一眼。走廊上没人，只有那几个箱子孤零零地贴着墙根摆着，像是怕挡了谁的道。我心里第一反应不是生气，是有点想笑。五年了，我在这个县从四十二岁干到四十七岁，头发白了一半，最后落得个行李被扔在走廊上的下场。

五年前我来清河县报到的时候，也是秋天。那天雨下得很大，车从市里出来，走了四十分钟好路，剩下的两个半小时全在坑里颠。老葛那时候还不是我的司机，是县府办派来接站的一个老师傅，开一辆老旧的越野车，右前轮的减震坏了，过坑的时候整个人被弹起来。他一路道歉，说县长对不住，我们这路就这样。

我说，不用道歉，路是给人走的，不是给车走的。

那天进县城已经天黑。街上的路灯一半不亮，县政府大楼是八十年代的老楼，外墙瓷砖掉了不少，走廊里贴着的还是十几年前的标语。我在宿舍楼住下，宿舍是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墙皮有点返潮，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暖水瓶，瓶塞是坏的。我拿起来摇了摇，里面居然是热的。后来才知道，是食堂的王师傅烧的，他知道新县长那天到。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窗外一直有雨声。我拿出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了三行字：路、水、人。清河县是省里有名的贫困县，十二个乡镇，九个在山上。全县还有四万多人的饮水靠挑，或者靠雨季接屋檐水。县城到最远的青石镇，一百二十公里山路，班车一天一班，遇上塌方就断了。

第二天一早我开第一次政府常务会。会议室的桌子是那种老式长条桌，桌面上的漆皮翘起来，坐下去得小心别剌着手。十来个副县长、主任坐一圈，没人说话，都看我。我说，我不讲套话，我先说三件事。第一件，年底之前，县城到青石镇的路必须动工；第二件，今年冬天之前，先解决三个乡镇的饮水；第三件，从我开始，所有人的话都要说实在的，谁再在会上念那些没用的稿子，我给他当场念完。

会议室里有人笑，笑得很小心。分管交通的副县长姓罗，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会后留下来跟我说，县长，路不是不想修，是没钱。县里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够修十公里。

我说，那就先修十公里。

后来那五年，我跟老罗搭班子，把这条路一段一段往下啃。没钱就去省里跑，跑不通就在市里磨，磨不动就把项目拆开，先做最要命的那几段桥和隧道。有一回在省城，我在一个部门的楼道里等了三天，最后一天下午，人家办公室的门开了条缝，一位处长探出头说，你怎么还在。

我说，我还在，因为我县里的人还在等水喝。

那位处长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说他当时就想看看，这个县长到底能等到什么时候。那段路最后修了三年零七个月，通车的那天，青石镇的老百姓在桥头摆了三十桌饭，我去了，端着一碗米酒，喝了一口就呛住了。不是酒烈，是眼睛酸。那天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她说，县长，我儿子十年前开车掉进沟里，就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握着她的手。

清河的水也是这么一年一年解决的。第一年三个乡镇，第二年五个，到第四年，全县通自来水的村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一。有一回我去验收一个高山上的提水工程，爬了四十分钟山坡，到泵房的时候，管子的水哗哗地从龙头里冲出来，站在旁边的村支书是个五十几岁的男人，突然就哭了。他说他当了十八年支书，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冬天，冬天水断了，村民去河沟里砸冰取水，他年年看，年年没办法。

那天我在山上站了很久。下山的时候天快黑了，山风一吹，我才发现后背全湿了。

这五年我也得罪过人。第三年，有个外地客商要来投资建一个化工厂，投资额不小，市里很重视，一位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专门打了招呼。项目论证会上，我翻了环评报告，翻到废水处理那一节，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然后我说，这个项目不能上。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声。那位客商的脸色当时就变了，说沈县长，我们手续齐全。

我说，手续齐全不等于水干净。清河县的水全往下游走，下游是四十万人的取水口。这个项目在我这儿过不去。

那位副市长后来在会上没点名，但我知道说的是我，说有些同志思想不解放，格局不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当时没辩解。两年后，那个客商在邻市落了地，去年出了事故，废水池渗漏，赔了两千多万，厂子停产，市长被约谈。消息传过来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改一份材料，老葛在门口探头说，县长，听说了吗。

我说，听说了。

老葛说，您当年是对的。

我说，当年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没脏。

这些事我从来没跟人讲过多少。我这人话少，不爱跟人套近乎，也不爱往上跑。五年里，市里的会我一场没落，但会后的饭局我十次有八次不去。有人说我清高，有人说我架子大，也有人说我傻。我妻子苏芸有一次说，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自己扛。

我说，我扛的不是事，是位置。坐在这个位置上，说话就得算数。

苏芸没再说话。她跟我过了二十年，知道我这脾气。

第五年头上，换届的风声就起来了。先是有人说我要调市里，后来又说我去政协，再后来传得更细，说我去市档案局当局长。这些话传得有鼻子有眼，连哪个办公室都给我安排好了。我听见了，也不解释。干部的事，没宣布之前，什么都是空的。我该下乡下乡，该开会开会，只是心里清楚，五年任期满了，组织总要有安排，我这把年纪，能到哪儿去，我自己也拿不准。

最明显的变化是人。

我那个秘书，小周，叫周明亮，二十八岁，跟我跟了四年。这孩子刚来的时候，是县府办综合科的笔杆子，写得一手好材料，人也勤快。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份汇报材料上。那份材料我改了三遍还是不满意，第四遍交上来，我一看，改到了点子上。我问是谁改的，办公室说是小周。

从那以后他就跟了我。四年里，他跟我跑遍了全县十二个乡镇，我开会他记，我下乡他跟，我半夜在办公室改材料，他就坐在外间的沙发上打盹。有一年冬天我发高烧，在县医院输液，他守到凌晨三点，第二天照样八点到办公室。我当时想，这孩子将来能成事。

可换届的风声出来以后，他开始变了。

最开始是小事。他接电话的语气变了，以前是"县长在开会，您哪位"，后来变成"他不在"。我提醒过他一次，他当时点头，第二天还是那样。后来是办公室的茶，以前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泡好，后来要等我问。再后来，他开始频繁地往县委那栋楼跑，一去就是半天。有一次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赵书记那边要材料。

我说，赵书记要材料，让他们办公室的人写。

他说，赵书记点名要我写。

我说，你是我的秘书。

他低着头，没说话。

我能理解他。二十八岁的人，跟着一个快到站的领导，心里慌是正常。人往高处走，我不怪他。我怪的是另一件事——他把该做的事也撂下了。有一份报省里的材料，我交代了三天，第四天我要，他说忘了。还有一次，我让他通知一个乡镇书记来谈话，他忘了通知，害得人家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发了火，这是我五年来第一次对他发火。我说，周明亮，你可以想着你的前程，但你先把手里的事干明白。前程是自己的，事是别人的。

他红着脸说了句对不起，转身出去了。

那天下午老葛跟我说，县长，小周最近跟钱市长那边的一个秘书走得很近。

我说，别管这些。

老葛说，我不是多嘴。我是看不惯。

我说，看不惯就少看。

事情到这一步，我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任期届满前几天，我去市里开会，会开完，市委组织部的林部长把我叫住，说，老沈，等一下，我跟你说个事。我以为是要谈话，跟他进了办公室。他却给我倒了杯茶，问的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清河的茶产业怎么样，山上那几个乡镇的孩子上学怎么解决，我爱人在哪儿工作。我一一答了。他听着，最后说了句，你辛苦了。

我说，都是该干的。

他说，组织上看着呢。

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有点底，但也不确定。干部的事，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敢打包票。我在车上一路没说话，老葛从后视镜里看我好几眼，也没敢问。

第二天，我去了趟省城，跑那个茶产业的深加工项目。这是我这五年最后一个想做的事——清河的茶好，但一直卖不上价，我想引进一条生产线，让老百姓的茶叶不用再拉到外地去加工。省里的回复是让我们补一份材料。我当天下午就往回赶，路上给小周打了个电话，说晚上回县里，让他把我办公室里那份省里的批复文件找出来，我晚上要用。

他说好。

车到县城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天有点阴，桂花开了，院子里一股甜香。我让老葛把车停在楼前，自己拎着包上楼。上到三楼，就看见了那一地纸箱。

我的办公室在走廊东头，门开着。屋里有人在说话，声音很熟，是小周。他在指挥两个工人搬东西，一边搬一边说，那个柜子先抬出去，明天新家具就到了。我问那两个工人是谁，他们说是县府办请来的搬家师傅。

我站在走廊口，看了大概十秒钟。

小周从屋里出来，手里抱着一摞我的书，一抬头看见我，脸刷地白了。他张了张嘴，喊了声县长，然后就卡在那儿。

我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我以为您今天不回来了。赵书记说，办公室明天要腾出来，给新来的……

我说，给谁。

他不敢说了。

我说，我的东西呢。

他指了指走廊上那几个箱子，声音越来越小，说，我让人先搬出来，等您回来再……

我没接话，走过去蹲下，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看。书是我这五年买的，大部分是农业和水利方面的，边上都写满了字。笔记本有十七本，五年里我记的每一次会、每一次下乡镇、每一次跟老百姓坐下来聊天，都在里面。还有那个搪瓷缸，是我刚来清河那天在食堂买的，白色的缸身上印着"清河县人民政府"几个红字，掉了一块瓷，边上磕出个豁口。这五年我天天用它喝水，开会用它，下乡用它，在车上也用它。

还有那只旧茶叶罐，是我母亲留下的。母亲走了九年了。她生前爱喝茶，那只罐子跟了她二十多年。我来清河上任那天，妻子把它塞进我的行李，说，妈的罐子跟着你，你看着它，别做亏心事。这五年，我每次遇到难处，就打开那个罐子闻一闻。

那个罐子被压在箱子的最下面，罐盖摔开了，茶叶撒了一箱子。

我伸手去拢那些茶叶。

老葛在旁边蹲下来，一声不吭地帮我拢。他的手粗，动作很轻。

小周站在那儿，抱着那摞书，动也不动。

我把茶叶一撮一撮地捧回罐子里，把罐盖拧紧，放进包里。然后我开始收拾那些散出来的笔记本，一本一本地捡，一本一本地摞好。

我说，周明亮。

他说，县长。

我说，这五年，你跟我跑了多少个乡镇。

他说，十二个。

我说，都记着？

他说，记着。

我说，那你应该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

他不说话了。

我说，这不是行李。这是我这五年的日子。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我抬手止住了他。

我说，你不用解释。你去忙吧。

我站起来，跟老葛两个人把箱子一个一个搬到电梯口。十七本笔记本，一箱子书，一个搪瓷缸，一只茶叶罐，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五年，就这么多。

我们搬到楼下的时候，楼前的院子里已经停了几辆车。第一辆是市委的考斯特，我认得车牌。车门开了，林部长先下来，后面跟着市委组织部的几位同志。县委赵书记从楼里快步迎出来，一路小跑。

林部长看见我，笑了一下，说，老沈，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收拾东西。

他看了看那几个箱子，又看了看我，说，先别收拾了。走，上楼，开个会。

我说，会？

他说，干部大会，就在你办公室隔壁那个会议室。

我说，我这身衣服。

他说，你穿得很好。

那天下午三点的会，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县四套班子的领导，各乡镇书记镇长，县直单位一把手。我坐在靠边的位置，小周坐在最后面的一排角落里，头低着，不敢看我。

林部长宣读文件。他的声音不高，但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文件不长，前后不到两分钟。核心的意思是：经市委研究并报省委组织部同意，沈明远同志任中共清河市市委委员、常委，兼任市委秘书长。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钟，然后掌声响起来。掌声不小，但我听得出里面有几分是真的高兴，有几分是意外，还有几分是慌。

林部长后面还说了什么，我记得不太清。大概是说，组织上认为，沈明远同志在清河县工作五年，作风扎实，实绩突出，特别是在交通、饮水、产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认可。

赵书记在会上表态发言，说了几句热情的话。我听着，心里很平静。

轮到我表态的时候，我站起来，先鞠了一躬。我说，我在清河五年零十一天，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我这五年没干成什么大事，就干了三件小事——修了几条路，通了几根水管，种了几片茶。这三件事都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是全县干部群众一起干的。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来不及一个一个谢。我只有一个请求，我把清河交到大家手上了，请对我修的路好一点，对我接的水管好一点，对我种的那几片茶好一点。

说完我又鞠了一躬。坐下的时候，我旁边的老罗在抹眼睛。

散会的时候，人往外走。我在门口站着，跟几个人握手。小周是最后一个出来的，他走到我面前，站住了，手里的一个本子掉在地上。

他愣在那儿，脸白得像纸。他想弯腰捡，手抖得捡不起来。

我弯腰，把本子捡起来，递给他。

我说，这是你的笔记本吧。

他说，县长……沈常委……我……我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组织上是这样安排的。我以为……

我说，你以为什么。

他说不出话了。

我看着他。他二十八岁，四年里跟在我身后，跑遍了这个县的每一个乡镇。我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九，我们在青石镇处理一起山体滑坡的险情，回来的路上车陷在泥里，是他下车推的，推了四十分钟，鞋全烂了，脚冻得没知觉。那天晚上回到县城已经是凌晨，他从车里爬出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是，县长，明天除夕，您回家吃年夜饭吧。

我记得这件事。我这人记仇，也记好。

我说，周明亮，我说过，前程是自己的，事是别人的。你想你的前程，我不怪你。但你把手里的活儿撂了，这个不行。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他说，沈常委，我对不起您。

我说，你没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那五年。

他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走廊上人来人往，都从我们身边过去，有人回头看，有人假装没看见。

我说，你去把我的箱子搬回车上吧。别在走廊上放着，挡道。

他"哎"了一声，几乎是跑着下楼的。

后来我把他留在了县府办，没让他再当我的秘书。我到市委上任那天，他跟着车送到高速路口，站在那儿一直挥手，车开出很远了，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他还站在原地。

老葛跟我说，县长，您心太软。

我说，不是心软。二十八岁的人，路还长。

老葛说，那您怎么不留着他。

我说，留着他干什么。我在市里，用不上秘书，组织上会安排人。他留在县里，踏踏实实写几年材料，比跟着我强。他要真有出息，在哪里都能出来；他要没出息，跟着谁都白搭。

老葛不说话了。开了一段，他忽然说，县长，您这五年，值了。

我说，什么值不值的。干完了就是干完了。

那天上高速之前，我让老葛绕路走了趟青石镇。我想再看看那条路。车开在平整的柏油路上，两边是秋天的山，山上有一片一片的茶园，绿得很厚。路边立着一块碑，碑上刻着修路时捐款的村民站了一会儿，用手摸了摸那些字。

路过一处村子的时候，正赶上放学。几个孩子背着书包从水渠边跑过去，路边一户人家的门口，一个妇女正在水龙头下洗菜，水哗哗地流。

我在车里看着，看了很久。

老葛说，走吧，天要黑了。

我说，走吧。

车上了高速，天就真的黑了。我把那个搪瓷缸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腿上，摸着边上那个豁口。缸子里还有早上泡的茶，凉了，我喝了一口，有点苦，咽下去之后，舌头根上慢慢泛上来一点甜。

我想起五年前刚来清河的那个晚上，雨下了一夜，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三个字：路、水、人。

五年过去，路通了，水通了。人呢？人各有各的去处，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算计。那个把我的行李扔在走廊上的年轻人，不是坏人，他只是太年轻，太想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攥得急了，就忘了手上还端着别人的东西。

我不怪他。真的一点都不怪。

我只是希望他将来也有一天，在某个县、某个乡、某个走廊上，蹲下去捡起一地散落的笔记本的时候，能想起今天这个下午。

那天晚上我到了市里。新办公室在市委大楼的四层，比我原来那间大一些，窗外有棵老樟树。我把东西一件一件摆好：十七本笔记本摞在书架最顺手的一层，书按年份排，搪瓷缸放在桌角，茶叶罐放在抽屉里。

苏芸后来过来帮我收拾，看见了那个豁口的缸子，说，这个还不扔。

我说，不扔。

她说，都当常委了，用这个不好看。

我说，当常委是给组织当的，喝水是我自己的事。

她笑我，说你这人一辈子就这样。

我说，这样就挺好。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在新办公室坐到很晚。外面的樟树被风吹得沙沙响。我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想了想，写了三个字：

路、水、人。

写完我看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笔盖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