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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拉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其不再把两者视作“两个彼此有交叉的学科”或“二者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而是把它们看成“同素异形体”的存在。拉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一样,学科启发来自外部,但在“地方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本地区“解放、自治和发展”为目的、尤其以“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学科融合范式,两种研究共享高度重合的问题意识、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和伦理观念。这种“同素异形体”超越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叙事,既凸显了传播研究的“区域化”特征,又强调了把国际关系理论融入国际传播研究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
朱振明,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西语国家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家主要政党涉华传播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ZD320)的阶段性成果。
在盎格鲁-撒克逊(简称盎撒)传统视角下,“国际关系与国际传播已经变得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如果不考察伴随其多种形式的传播现象,就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互动”(Frederick,1993:187)。在盎撒传统(尤其与美国相关)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中,二者常被视作两个独立的学科,认为“国际传播脱胎于国际关系理论”,是从“国际关系和媒介研究那里获取理论和范式来阐释与国际传播有关的话语”(Madikiza & Bornman,2007)。在这种视角下,要么国际传播研究仅仅局限于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主义特征,前者仅仅是后者的工具,要么国际传播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之外。不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在拉美表现出了鲜明的趋同性,无论是在问题意识,还是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和伦理方面,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呈现“同素异形体”特征。本文试从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问题意识和国际传播研究理路出发来展现二者的同素异形体联系及动力——皆以“解放、自治和发展”为目的,尤其以“发展”为最终目标——并由此把握拉美在对外认知和活动中的旨趣偏向,进而指出,我们当下的国际传播研究(特别是区域国别研究)在关注“跨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有必要把国际关系理论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野,把信息流动的地缘政治乃至地缘文化—经济属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一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图谱及其问题意识
“国际关系”一词由英国人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创造并使用在《道德与立法原则》(1789)中,来显示国家间关系由民族向作为政治单位的“国家”的转变(Heywood,2015:106)。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于19世纪末形成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美国得以巩固的政治科学。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涉及国家间及其他国际活动者间的各种关系。拉美在历史上曾经历过独立战争之前的殖民统治、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半殖民状态,以及自1945年开始的新殖民主义(Boersner,1996:19)。由此,拉美至少存在三种国际关系研究传统:首先是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法学—共和传统,其强调了拉美国家主权以及国家间的外交协作、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其次是地缘战略传统,如拉美地缘政治传统和“自治学派”;最后是与社会理论相联系的批判传统,如拉美的结构主义和去殖民化理论(Schulz,2021:248)。这些传统皆以“脱殖民和发展”为特征。在现代意义上,拉美真正的国际关系学科起源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成立于1948年)的中心—边缘分析和依附理论,它在借鉴盎撒传统的某些原则(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基础上,把知识生产与本地具体问题的解决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Serrano,2020),形成具有拉美本地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拉美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表现为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依附理论”、20世纪80年代的“边缘自治理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边缘现实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去殖民性理论”、21世纪初的“奠基性反抗理论”以及20世纪后半期的巴西“大国建构理论”(Devés,Álvarez & Domínguez,2024:30-83;Tickner,2021:79-88)。
第一,结构主义理论来自20世纪中期在拉美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起源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ébisch)的早期理论表述,是一种汇集了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主要合作者和该委员会以外的其他思想家学术成果的思想传统。拉美国际关系结构主义理论对拉美地区的发展提出了独特的解释,强调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认为边缘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和结构性问题是其长期不发达的根源,需要通过国家干预、工业化替代进口以及区域合作来强化本地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拉美的结构主义与拉美同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旨在解释因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动力所造成的边缘地区的欠发达问题,尤其是拉美在国际劳动分工和融入世界体系时所形成的强国和边缘国家间的不对称关系(Tickner,2021:80)。拉美结构主义以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来考察不同国家发达和欠发达的原因,在当时几乎成了全球南方制定的唯一的批判社会科学阐释参照,解释全球体系如何以及为什么在其内部产生了南北之间的区隔。
第二,依附理论源于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反思。尽管诸多拉美国家在名义上实现独立,但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这些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主要出口原材料和资源,依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资本和技术。尤其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拉美诸多国家偏离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模式,走向了北美的一边。依附理论把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边缘)与发达国家(中心)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的经济关系,使得边缘国家处于依附地位。依附理论内部存在诸多分歧,新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者与拉美经委会批评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根据巴西学者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其有四个共性,分别是:第一,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工业扩张密切相关;第二,发达与欠发达是普遍进程的一部分;第三,欠发达不能被视为进化过程的首要条件(primera condición);第四,依附不仅是一种外部现象,也表现在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Dos Santos,2003:25)。依附理论体现了拉美学界对寻求拉美摆脱欠发达问题的努力的回应,其试图在国际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寻找克服这些问题的策略。
第三,边缘自治理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在很大程度上,拉美国际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诞生和巩固是为了回应降低本地区对外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依赖”,而且诸多拉美学者的共识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需要从拉美本地的现实出发”(Tickner,2021:83)。具有决定论特色的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与外来的现实主义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要么强调中心与边缘的经济结构,要么关注世界秩序中的军事战略力量,要么注重跨国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三者各自都不能满足边缘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实现自己目标的诉求,除非通过与强大国家建立从属和依附关系,于是三者的结合在拉美出现了“边缘自治”理论。“边缘自治”理论认为,如果拉美统治群体不下决心切断与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拉美的自治就不可能实现,而且在拉美的国际关系思想中,是“自治”而非现实主义的“权力”才是本地区发展的主要战略(Tickner,2021:85)。在此视角下,一方面,自治从外到内被看作避免“依附”负面效果的保护机制;另一方面,自治又从内到外被视作在国际体系中保护本地区利益的手段。边缘自治理论与结构主义、依附理论一样成了边缘国家阐释自身涉外问题的参照。
第四,边缘现实主义理论由阿根廷学者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体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拉美的主流政治和思想倾向。该理论主要关注处于全球体系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和地区,旨在解释这些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的地位及其策略,“是一种让现实主义变得更加现实的尝试”(Close,2009:236)。边缘现实主义批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这些弱势国家的处境,认为国家利益并非普遍一致地追求权力最大化。该理论强调,边缘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权力不对等的位置,因而无法像中心国家一样通过军事或经济实力来实现其国家利益,边缘国家通常通过调整政策以适应强权结构,寻求在国际秩序中维持生存。因此,边缘国家往往采取一种相对依附和顺从的姿态,优先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以避免与强国直接冲突,从而保障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发展。“降低成本和风险是依附政治维度的主要目标原则”(Escudé,1992:112)。对于埃斯库德来说,与强国结盟或联合或者至少不对抗的谨慎战略,是边缘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最佳保障(Tickner,2021:86)。不过,阿根廷另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拉塞尔(Roberto Russell)在此基础上提出“边缘新理想主义”(neoidealismo periférico)以批评边缘现实主义让拉美地区过于被动,认为应当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主动地加强拉美地区的合作来增强本地区(尤其是阿根廷)的自治性(Jaquenod,2024)。无论怎样,二者都体现了边缘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寻求自立、自强的努力。
第五,去殖民性视角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阿尼巴尔·奇哈诺(Aníbal Quijano)、沃尔特·米涅罗(Walter Mignolo)为代表的拉美知识分子组成了现代性/殖民性团体。这些知识分子质疑殖民主义产生的权力关系、中心国家和被统治人民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指出这种关系通过构成国际体系的权力殖民主义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学者认为,殖民主义超越了殖民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持续时间,在当代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中继续以殖民统治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着存在、权力和知识的殖民性逻辑(Rodrigues-Teixeira,2024:36)。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去殖民性视角批评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理论,提出从边缘地区来思维和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通过强调基于国际现实的反霸权愿景的叛逆元素,对认识论霸权和本体论预设以及知识的地缘政治进行了质疑。去殖民性视角从现代世界殖民体系的拉美边缘地区出发,构建了一种解释国际社会现实的视角,提供一种从“跨现代性”角度来理解“他者”的范式(Escobar,2003)。
第六,奠基性反抗理论出现在21世纪初,由阿根廷学者马塞洛·古利奥(Marcelo Gullo Omodeo)提出,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意识地对外部霸权势力或殖民结构进行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单纯的军事或政治反抗,而是一种奠基性的、结构性的反抗,旨在重塑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该理论认为,所有成功的解放进程、所有真正的主权建设进程和所有取得积极成果的发展进程都是“不服从”主导大国建立的意识形态秩序的结果,国家需要把有形和无形权力要素转化为适当的国家动力(Gullo,2024:51)。因此,拉美国家必须通过有意识的、不顺从的行动,打破被中心国家强加的依赖性和从属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和自主发展。
第七,巴西的大国建构理论是从20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学说,其主要涉及社会发展理论、自治理论、地缘政治思想等。社会发展理论主张“为了抵制国际迫胁,政府应当重视资本积累和技术升级,推动区域整合并使贸易和金融关系多元化”;自治理论强调“巴西应当推动南美的整合,在资源寻求方面要和欠发达国家一起行动,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中立”;地缘政治思想主要植根于民族主义,认为“巴西的文化和历史来自欧洲和美国传统,把对西方世界的保护置于工业化的发展主义政策之上”(Vidigal,2024:76-79)。总体来看,巴西的“强国理论”认为巴西成为且应当成为世界大国,虽然有不同的论述,但其共享着某些关键命题:(1)巴西是一个处于被压迫或边缘化状态中的国家;(2)问题在于我们面对压迫者要自保;(3)为了自保我们必须要更强大;(4)为了强大我们必须与其他边缘国家联合起来;(5)巴西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走向解放;(6)巴西应当成为领队;(7)拉美其他国家如果想获得解放就应当接受巴西的领导(Devés,2024:96-97)。巴西的大国建构理论具有马基雅维利的“帝国—现实主义”特色,体现了巴西试图团结拉美并成为拉美领导者的雄心。
从拉美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问题意识聚焦于:解放、自治和发展。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断地探索本地区欠发达原因及其对策,如“身处不平衡的中心—边缘世界经济结构”“对中心地区的依附”,并试图寻求摆脱这种困境路径,如“需要切断与中心国家依附联系的边缘自治”“调整自己适应强权结构的边缘现实主义”“综合利用‘不服从’和发展自己力量以实现自立”等。拉美不断地思考在背负殖民遗产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极化(尤其在发达—欠发达、南方—北方、西方—东方)背景下本地区如何实现自己的独立、解放与发展——“将知识与问题解决和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的兴趣深深地影响着拉美的国际关系研究”(Serrano,2020)。根据上述梳理和分析,我们赞同拉美学者就本地国际关系研究所描述的特征:首先,拉美国际政治的理论化和实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里的知识生产倾向于成为国家的具体发展战略和政策,以便改善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运作空间;其次,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相比,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关注国家内外发展的关联性;再次,拉美的学者不赞同用无政府状态来描述国际体系,因为北方某些国家总以不同的方式来限制拉美国家的行动;最后,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思想、依附理论、边缘自治等思想把拉美国家的“虚弱”看成拉美国际融入的历史产物,“自治”成了拉美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之一(Tickner,2021:87-88)。这些特征进一步显示,拉美地区的“解放、自治和发展”不是狭义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而是涉及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其试图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文化角度来构建分析框架,来分析“一个从属和依赖的边缘地区国家的弱点和脆弱本性”(Álvarez,2021)及其可能的出路。拉美国际关系研究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拉美国际传播所关注的问题,相同的问题意识使二者呈现出“同素异形体”特征。
二
拉美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路
拉美国际关系的思考是根据拉美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思考依据拉美的历史特殊性,构建了彼此关联的分析概念和结构视角(Álvarez,Deciancio & Cruz,2021:33)。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观照相似,拉美的传播研究也是从打有殖民性烙印的历史和经验出发,把这种思想的批判形式与拉美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否认(西方)现代性方案的抽象的普遍性来指向不同的思维、存在和行动方式。拉美学者在传播研究领域采用的是“去西方化”的“批判—乌托邦的”视角,其不再用技术专家治国、市场、盲目信任和政治控制的眼光来看待传播及其应用,而是恢复传播内容及其实践的解放性,把传播“嵌入到拉美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Martín-Barbero,2014)。于是,拉美国际传播研究围绕解放与发展进行了三种类型分析:首先是对拉美与外部(尤其发达国家)间关系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殖民研究、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其理路在于解释拉美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不平等的依附现实;其次是探讨拉美自身的发展,如传播政策的制定、发展传播、自由传播学等,其理路在于探究拉美自身发展和自治的可能性;最后是研究拉美如何独立于世界之中,这表现在现代性/殖民性方案和南方传播学中,其理路在于探讨拉美如何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一,以拉美的国际历史和现实处境为研究对象的国际传播。拉美国际传播研究中的殖民研究、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等各个理论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在知识考古学意义上构成拉美国际传播话语中有关拉美欠发达的不同陈述。自拉美国家在19世纪渐次独立以来,尤其在冷战中,在东西对抗的背景下拉美被投射到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成了东西方对抗的前沿,因而成了国际传播理论生产的重镇。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文化研究教授米勒(Toby Miller)在2022年评价《南方传播学:来自拉美的视角》(Communicology of the South: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一书时曾说:“盎格鲁传播学学科规模庞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突出。几十年来,该领域最具国际意义和影响力的工作都来自拉美”(Rojas & Caballero,2022:VI)。在传播研究领域,独立与发展始终是拉美国家关注的主题,与拉美的传播理论相伴随的是一种很强的、事关依附或解放的斗争空间,在这里,传播被看成一种战略路线政治元素(Miller,2015)。因此,拉美的传播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解放和实现民主化的使命,与拉美的现代化过程和身份诉求联系在一起。
殖民研究、依附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更多从外部来解析拉美从属性,理论启发多源自拉美经委会的思想、新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拉美的殖民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方面是聚焦于拉美地区。阿根廷学者胡安·斯卡诺内(Juan Carlos Scannone)从文化角度总结了拉美被发现以来的历史遭遇:三种象征暴力殖民。首先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时期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的殖民;其次是欧洲启蒙文化(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在拉美国家独立后,其一直伴随着19世纪的新殖民主义;最后是20世纪的当代文化(具有美国霸权特征的流行文化)的殖民,该文化殖民在最近几十年增加了拉美对跨国公司和世界强国的新依附(Scannone,1984)。该视角认为,这些殖民活动通过其经济和政治控制解构了拉美的文化,重组了拉美的社会集体记忆。同时在拉美内部也存在着“内部殖民主义”,二战后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去殖民化过程影响了内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的形成。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内部殖民主义探讨了拉美不同阶层以及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Kay,2011:58-59)。另一方面是把拉美的殖民研究放在伊比利亚半岛对亚、非、拉的殖民背景中,用全球视角来替代对拉美的区域研究。这种研究旨在“把处于被征服过程中的土著人的反应置于分析中心,在和欧洲殖民文化的直接互动中来研究文本和情境”(Marrero-Fente,2018)。这两个方面具体体现着全球化社会学中个体(individual)和整体(holistic)视角的应用。
依附理论隶属于发展理论中的一支,发展理论涵盖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参与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不赞成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观,认为在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造成了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Beltrán,2000:158)。拉美的依附理论更多把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配视作影响本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普雷维什结构主义经济学“边缘”和“中心”的依附视角下,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技术、资本、跨国公司的关系只是不同的帝国主义表达形式。从传播和媒介角度来研究文化帝国主义的依附理论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视角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推动,认为“由于媒介与外国集团的利益相联系,因此与外国信息发布机构相联系的技术支撑、广告和形式为外国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Beltrán,2000:174)。传播和文化视角下的依附理论关注拉美与外部(尤其北美)因“中心”和“边缘”结构而造成力量的不平衡,其更多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缠绕在一起。
拉美的文化帝国主义学者通常把大众传播研究放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语境中,把传播的单向流动和依附看成施加文化影响的机制(Duarte,2001-2002:29)。文化帝国主义主要聚焦于西方国家对世界范围媒体的掌控以及对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化帝国主义和依附视角下,根据玻利维亚传播学家路易斯·贝尔特朗(Luis Ramiro Beltrán),拉美学者有三个批判路径:首先是在20世纪70年代旅居智利的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其借助文化分析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外国文化(主要是美国)在拉美的统治;其次是贝尔特朗和伊丽莎白·福克斯(Elizabeth Fox)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视角下来考察外国文化和信息在拉美的扩散和影响,主张借助国家传播政策改变这种支配情形;最后是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文化分析(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角度来考查,更多对支配意识形态进行内部而非外部的分析,把注意力从外部力量转向地方的权力结构,其代表人物是马德里(Javier Esteinou Madrid)和贝隆(Eliseo Verón)(Beltrán,2000:218-219)。这三种路径又被墨西哥学者古斯塔沃·杜阿尔特(Gustavo Adolfo León Duarte)概括为:文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主义研究(Duarte,2001-2002:29)。这些研究都在关注拉美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象征生产的从属性。
第二,以拉美自身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国际传播。国家传播政策和发展传播理路指向拉美的自身发展。国家传播政策阶段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在南美军事独裁的语境中,与公正的信息传播秩序诉求联系在一起。该研究涉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信息传播新秩序问题,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民主化。在拉美学者看来,发展传播视域下的传播和发展间的联系反映了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方案,一开始就体现着世界体系中的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间的(资本主义)等级体系(Villanueva,2013)。拉美的发展传播具有批判特色,是对战后拉美发展状况和北美实证主义发展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在内容和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初,发展传播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然后经过美国和联合国组织传播到其他边缘国家,以实现这些地区农业、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在“拉美传播的研究、发展以及理论应用形成”(Duarte,2001-2002)的20世纪70年代,贝尔特朗在批判美国实证主义线性“说服”传播模式的基础上,借鉴拉美的依附理论和巴西学者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自由教育学(或解放教育学)提出了以“横向”和“参与”为特征的自由传播学(或解放传播学)。不同于美式发展传播学,该理论强调“人的尊严、参与的重要性、以对话的方式实现真正的民主和人的充分自治”(Beltrán,2014:18-19)。
自由传播学一方面把自由神学的思想引入到传播学领域,另一方面把传播学与拉美的解放联系在一起(Beltrán,2014:31)。自20世纪80年代初,致力于进步的拉美发展传播思想又被整合进各种机构、基金会和政府的“可持续发展”话语中;在世纪之交,拉美的发展传播被重新表述为“社会变迁传播”(Comunicación para el cambio social),弗莱雷的自由教育学中的教育和对话传播主张是该范式的本质,横向传播、另类传播、群众传播、参与传播、发展传播等都成为其近义词,传播不再表现为发展的实现工具,而是强调传播的伦理、身份、价值观、赋权弱势群体,强调文化对话以及个体和集体的解放(Dagron,2004)。玻利维亚传播学者维拉努埃瓦(Erick Torrico Villanueva)等人在总结拉美以往的发展传播经验后认为,发展传播是把西方的现代性历史方案作为支撑,一开始就表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等级化关系,西方被看成普世文明的参照,在拉美有必要放弃这种发展传播观念,用“为走出发展而传播”(Comunicación para salir del desarrollo)来替代“发展传播”(Villanueva,2013),即社会变迁的路径不再是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帮助“欠发达国家走出落后”,不再遵循“传统—现代”范式,而是寻找新的路径以构建另类的可能世界。例如,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回归本土的“好生活”(Buen Vivir)哲学,倡导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就是很好的案例。
第三,以拉美自立于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国际传播。现代性/殖民性方案和南方传播学关注的是拉美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立方案。在“现代性/殖民性方案”视角下,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不过这种“发现”则意味着一种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对另一种的“遮蔽”,即伊比利亚和西欧文化对拉美本地文化的“掩盖”(Dussel,1994:8)。在该方案看来,全球化过程包含两个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的扩张和边缘地区殖民性的形成。西方现代性对拉美的殖民借助三种逻辑来进行:事关拉美人身份的“存在殖民性逻辑”、把拉美整合进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殖民性逻辑”和掩盖当地文化的“知识殖民性逻辑”(朱振明,2016)。要摆脱这些殖民逻辑,现代性/殖民性方案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一样去批判或否定理性的存在,而是承认这种现代性,承认和肯定“他者”差异性的存在,并提出了一系列强调西方与他者平等的操作性概念:殖民差异、空间阐释学、跨现代性、跨文化性等,尤其是跨现代性。跨现代性不同于从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内部来批判的庶民研究或殖民研究,而是超越对这种现代性的批判,把“他者”与西方(或欧洲)视作对等的存在,强调欧洲现代性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差异性之间对话的可能性(Restrepo & Rojas,2010:88)。
如果说“现代性/殖民性方案”提倡拉美与西方平等对话,那么“南方传播学”则提倡“全球南方”的团结和动员。南方传播学因2014年为“拉美传播高等研究国际中心”(CIESPAL)新领导层所倡导而开始在拉美流行。在CIESPAL视角下,南方传播学是一种新的认识地缘政治理论和实践(Caballero,2014)。建构“南方传播学”就要与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的科学想象决裂。这是从“地方”出发来实现自治发展的条件,强调南方本源文化的特殊创造性,意味着要从跨现代、跨西方的南方历史对话方案出发来进行传播认识表述(Huérfano,Caballero & Rojas,2016)。南方传播学既从“拉美”又从“南方”出发来思考国际传播及其后果。从“拉美”出发来思考,意味着要清楚地看到“现代理性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统治性的和种族主义的,而且是殖民性的。它是一种情境化和地方性的思想,它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具有统治、排斥和殖民化的特征”(Segales,2018:9);从“南方”去思考,则要求以全球视野从边缘处观察历史、自由哲学和知识的去殖民性,让拉美处于一种去欧洲中心化逻辑的范式中,使拉美能够从帝国主义及其抵抗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出发来分析历史事件(Oporto,2020:11)。无论是“从拉美”还是“从南方”,都显示拉美社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他们不仅开始产生另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观念,而且开始生产“另一种生活观念”的知识——这种观念不同于现代人在五百年间强加给拉美的生活方式。
三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的
对奏及关系特征
“对奏”(counterpoint)本指音乐创作中两条或者多条相互依存且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且彼此相合的技术。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理路之间彼此相合,具有鲜明的“对奏”特征,很好地显现了拉美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国家想象、志向和发展愿望。拉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是拉美国际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分支,对二者的研究皆起源于外部,都与当地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聚焦于国家与本地区的发展和对抗全球结构性不平等,成就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当地认识框架。二者表现出明显的对奏特征。
(一)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的对奏
拉丁美洲国际关系模式与蓝图的构建,始终是对北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辩证回应——这一历程自拉美各国独立起,绵延至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Kacowicz & Wajner,2021:14)。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政治主权斗争历程中,拉美国家基于欧美干预的累累史迹,形成了对外部干涉的强烈抵制,由此展现出对独立、自治、发展等议题的强烈敏感性。从结构主义,经依附理论、自治理论和边缘现实主义到奠基性反抗理论,我们看到,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目的都为实现本地区的发展,“自19世纪末以降,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始终聚焦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问题——主要立足于国内范畴,同时延展至本地区乃至世界国际政治经济领域。这种压倒性关切主导着政策排序,使传统战争与和平的安全议题退居次席”(Kacowicz & Wajner,2021:17)。因此无论在国内外层面,政治核心关切持续指向经济发展与欠发达问题,而非权力政治或国家间安全博弈,“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发展是拉美国际关系的优先问题意识”(Muñoz,1980)。拉美传播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来自欧美理论的启发,在传播理论上主要受具有历史、直观、哲学、思辨和经院学派特征的“古典欧洲取向”,具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系统论和功能主义特色的“北美取向”与在内容分析中具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特征的“现代欧洲取向”的影响;在方法论方面,主要体现出描述性(最多)、解释性与预测性(Beltrán,2000:48-49)。在拉美传播学奠基者们(如贝尔特朗、马丁-巴贝娄等)推动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拉美传播研究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独特性,实现了传播研究和当地现实的结合,传播成了推动拉美社会、经济变迁和发展的动力。从殖民研究和依附理论,经发展传播,直至去殖民性研究和南方传播学,拉美传播时刻关照着拉美国家和该地区的独立与发展。如维拉努埃瓦所说,拉美的传播研究与欧美有着非常不同的问题意识,与拉美传播理论相结合的则是拉美在自己的历史路径中始终追寻着的三个目标:独立、发展和民主(Villanueva,2016)。
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国际传播,都以拉美本地区“发展”的名义观照着各自领域的研究。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拉美主要经历了四种发展模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以及后新自由主义路径(Cálix,2016:4)。第一种模式实际上是19世纪的延续,以农业出口经济为主导,与这种积累模式相对应的是寡头政治体制。第二种模式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危机,大部分拉美国家推行了后来被拉美经委会理论化为“工业化取代进口”的政策。后以古巴革命(1959年)为转折点,拉美开启了“以‘工业进步’与国家现代化推动者自居”的军人独裁浪潮——以巴西左翼总统乔·古拉特(João Goulart)于1964年被军事政变推翻为开端,随后扩散至其他拉美国家——并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三种“新自由主义模式”。第三种模式尤其以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军事政变(1973年)为开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受到重视;随着世纪之交,不少拉美国家开始拒绝新自由主义的强硬政策,拉美一些主要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逐渐开始迈向后新自由主义阶段(Delgado,2009)。就是这种摇摆不定的发展路径界定了拉美社会科学的研究导向:在拉美,“社会科学的职业化应从历史的角度看作是对一种需求的回应——培养具备能力的专业人员,以科学和理性的方式控制由国家推行的‘发展’政策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过程”(Oquendo,1998:32)。这种需求当然也界定了拉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的研究取向,“殖民”(双重殖民)、“依附”(中心—边缘)、“解放”“独立”(政治独立与思想独立)、“自治”(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现代化”(发达—欠发达)、“发展”等成了拉美社会科学研究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既分析了拉美所处的历史语境,提出了摆脱困境的路径,又指出了拉美努力的方向,其中“发展”是这些研究的最终目的。发展观念成了一个核心参照,它深刻地影响了拉美的对外关系理论建构和传播研究路径的选择。拉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与发展的关联呈现以下历史脉络,如图1“发展视域中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传播研究对奏”所示。
(二)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特征
处于对奏中的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具有“同素异形体”特征,二者虽然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科学领域,却都致力于拉美地区的发展,在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伦理等方面有高度的重合性。
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拉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不同于盎撒传统,二者体现着传播“工具论”和“中介化过程”间的差异。盎撒传统强调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的工具理性特征,无论考察国际新闻还是国际传播/媒介在改变国际关系游戏中的作用,如设置议程、制造舆论、制造品牌、生产国家形象等,始终没有摆脱美式传播功能主义社会学传统——国际传播是国际关系活动的工具,传播和媒介作为手段被整合进国际关系中。被认为最早开启国际关系和传播两大学科间关系的美国学者科恩(Bernard C. Cohen)(1963:113,190,238-239)的《新闻与对外政策》,就旨在考察“现代新闻媒介如何影响着公众对公共议题的思考”。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Howard H. Frederick)(1993:Ⅴ)在1993年版的《全球传播和国际关系》中开篇指出“纵观历史,传播渠道在加剧紧张局势方面扮演着工具角色”,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格伯纳(George Gerbner)在本书序中强调了传播/媒介在改变国际事件中的工具性作用,“这不仅是报道也是在制造历史……危机的影像和信息选择影响着事件本身的走向。”(Frederick,1993:ⅲ)
北美传播在国际关系中的工具性特征在拉美发生了转向。拉美著名的传播学家马丁-巴贝娄(Martin-Barbero)指出,由于(西方)大众传播概念囿于媒介、渠道和讯息,所以拉美传播研究需要把传播转向人类学意义的文化概念:行为模式、价值语法、叙事体系,即一个允许我们思考新的社会化过程的文化概念(Martín-Barbero,1984)。于是拉美地区的传播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定位了拉美传播研究的方向,使拉美传播研究从对象转向过程、从媒介转向中介化、从发出者转向接受者、从压迫者转向被压迫者、从文化工业问题转向流行文化、从传播学转向社会人文科学。简而言之,拉美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间的辩证关系从盎撒传统的经验主义工具论转向了“同素异形体”,国际传播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具有建构主义和人类学特色的“中介化”过程,这使拉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成为高度重合的拉美“解放”方案。
其次,在认识论层面上,拉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呈现相重合特征。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依次经历了结构主义、拉美经委会的发展观念、依附主义、自治性、边缘现实主义等思想的变迁,拉美的国际传播研究经历着相同的从“依附”“发展”到“独立”的思维路径。具有本地特征的拉美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都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70年代。拉美的国际关系和传播思想体系都在探索克服欠发达问题的认识和可能变革形式,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因此,它们一开始就与中心—边缘分析和独立自主分析联系在一起(Serrano,2020)。西班牙教授迪亚斯(María Antonia Díez)在《世界传播中的拉美》一文中指出,在世界信息体系结构中,拉美的国际传播研究结构具有以下特征:“区域化和全球化”“自治权力和依赖权力”“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国有和私有化”“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本土文化和北美文化”“意识形态和娱乐方式”等(Díez,2000)。拉美正是透过这些问题来探讨拉美自身与他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寻求拉美的未来出路。实际上,这些也正是拉美国际关系问题意识所在。二者的兴趣都是 “把认识和问题解决与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它们的使命都旨在构建一个独立、自主和地区整合的“发展”的拉美。
再次,在目的论层面上,拉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具有相同的历史使命。国际关系是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科学出现的,反映的是美国(很大程度上也包括欧洲)的概念框架和主题兴趣,对全球南方的研究通常被放在上述框架中来进行,被描述为介于作为出口者的北方和进口消费者的南方间不对称的知识流动(Tickner,2021:79)。与世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相比,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如同传播研究一样视本地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是拉美社会科学的起源性概念(Garretón,2015)。除却自己的殖民历史包袱,自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开始直至当下,拉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在于“创建允许或可能消除政治、经济和智力依附的自治理论”(Peña,2018)。实际上,实现“解放、自治和发展”是拉美现代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历史使命。
最后,在伦理层面上,相对欧美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行为的关注,拉美更多以“对话”的方式从本大陆出发审视自己与外部关系问题。在词源学上,西方概念中的“伦理”(ethics)来自古希腊语ethike,意为“做事或获得某物与习惯的方法”。在伦理层面上,拉美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思考是从“拉美大陆”角度出发的。何为“从本大陆”出发?玻利维亚思想家塞加莱斯(José Bautista Segales)(2018:154)在《从拉美出发来思考意味着什么?》一书指出,从拉美出发来思考,意味着走向一种跨现代性、后西方和跨本体论实践:跨现代性意味着不再从西方的偏见出发;后西方意味着不再基于西方的传统;跨本体论意味着不再先验地肯定旨在支配自然或其他人类群体的西方本体论。也就是说,拉美的国际关系思考是以本地区的独立和发展为依据,主要解决本地区所面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与国际传播研究一样都秉持社会/政治—伦理参与的学术立场。在拉美学者看来,“科学—认识论的要求与政治—伦理的要求是共存的:不仅要理解来自霸权国家的理论知识,而且还须从拉美自己的身份出发来衡量拉美在世界中的位置。(因此)理解和肯定学术研究的社会伦理的重要性成了拉美传播研究者的关注常量”(Navarro,1992:233)。于是,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传播过程,都被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思考,“这种社会文化现象拥有自己传播的社会中介化、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特征,表现出了拉美社会变迁中传播过程的多维度面孔”(Duarte,2007:189)。这些维度都指向一个基本的学术出发点:“把(拉美)的智力参与统一到一种拥有公正、平等和自我可持续性的社会变迁中”(Duarte,2006:575)。
四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
“同素异形体”对奏的形成动力
拉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的“同素异形体”对奏动力来自被殖民历史与拉美现实间的张力。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对拉美当地文化的“遮蔽”为拉美500多年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设立了基调:拉美社会始终纠缠于“解放”与“依附”、“发展”与“身份”的关系处理中。有的学者甚至把拉美自独立以来或自1492年以来的历史描述为一直寻求“独立”或“解放”的历史。拉美学者不赞成“现代性”开始于18世纪的普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伊比利亚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拉美地区在16世纪的“现代性”入侵,并指出拉美社会经历了两个现代性:一种是伴随16、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跨大西洋扩张的“第一现代性”;另一种是自18、19世纪以来伴随英法扩张的“第二现代性”(Blanco,2009:120)。前者与“世界体系”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后者主要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相关联,其深化了欧洲对开始于15世纪的大发现的认识。第二种现代性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在17和18世纪植根于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以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为参照的现代性(Restrepo &Rojas,2010:86)。在欧美双重现代性殖民下,拉美地区经历着“没有民族的国家,没有权利的公民,没有建设方案的社会阶级,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诅咒已经渗透到拉丁美洲的社会思想中,导致某种程度的瘫痪”(Rosenmann,2008:10)的体验。而且拉美社会发展出了独特的“双重权力结构”:一方面是实际控制殖民地生产手段和经济网络的作为“中间统治阶层”的“克里奥人”(即欧洲人的后裔);另一方面是代表宗主国利益、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阶层(又被称作初到美洲的欧洲人)(Núñez,1989)。这种“权力结构”使拉美具有了“双重殖民社会”特征:一方面是官僚阶层代表宗主国的殖民;另一方面是“克里奥”阶层对土著人的殖民。按种族和文化来进行的社会阶层划分构成了拉美社会“权力殖民性”的社会基础。因此“解放与发展”一直是拉美社会人文科学的使命,既要实现外部的独立与发展,又要实现内部的自由和民主,消除帝国殖民所带来的影响。
拉美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社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其很少围绕上帝、灵魂、死亡或存在来思考,而是一开始就基于拉美自身的可能条件来设置问题,如落后、边缘化、杂交、独立等,这成了拉美思维工作的独特方法。拉美学者认为,对拉美的研究就是针对当地社会现实变迁和问题的解决来生产知识、提出替代方案和新的视角(de Novion,Costilla & Ayala,2014)。因此,拉美的社会人文思想往往是针对拉美命运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是达到预设目标的法则,它们与一些紧迫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如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臣服还是独立。在拉美,无论是身份还是解放、独立与自治诉求,最终目的都指向了发展。在拉美,基于发展之上的发展主义、依附理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发展主义等,更多涉及一种治理方式和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不只是一种经济理论(Duca,2012)。在这里,发展或被看作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物,或被看作超越经济领域的不同社会活动者的合作框架,或被看作是拉美发展的政治方案(Madoery,2015)。“发展”问题意识成了拉美构建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依据,以其为“基础”形成了不同领域的学科话语表达。于是,在拉美出现了具有鲜明当地特色的社会人文学科思想,如“拉美经委会”结构主义经济学、依附理论、受压迫者教育学、自由神学、自由传播学、自由伦理学、自由哲学等,也包括前述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这些“自由”(西语是liberación,“解放”之意)思想虽然所属学科领域不同,但都旨在拉美的现实背景中构建一个新的、自由平等对话的、参与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拉美社会的解放:从外部支配和内部的不公正中解放出来,实现拉美发展。解决发展问题,不仅是拉美社会人文科学专业化的目标,更是具体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的动力。
不过,拉美的人文社科理论更多是外来思想的地方化结果,在拥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同时,经历着与地方现实相结合的批判过程。智利社会学家乔治·拉雷恩(Jorge Larrain)在对拉美现代性分析后认为,拉美的现代性主题充满了历史矛盾:在欧洲的现代性之初,拉美被“发现”并被殖民,因此成了欧洲现代身份的“他者”;随着摆脱西班牙,拉美热情地拥抱启蒙运动的思想,不过更多是文化和话语形式,而不是政治经济实践,因此拉美现代性中传统和排斥的结构远未被触及(Larrain,2004:20)。因此,拉美虽然拥有地方特色的理论,但外来思想与地方现实、传统与现代间的历史张力又让拉美纠缠于身份与发展、独立与依附之中。拉美的发展路径曾被墨西哥哲学家莱奥波尔多·塞亚(Leopoldo Zea)描述为“‘新千年的乌托邦’,一个与过去和现实不存在联系的未来和愿望。这种未来的实现依靠纯粹的愿望,一种没有现实支撑的愿望”(Zea,1976:22)。这种没有现实支撑的“现代性”让拉美社会思想具有了批判—乌托邦特征,不断地追寻新的发展可能性。如上所述的拉美发展传播的逻辑嬗变中,传播学者们认为,拉美的发展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引入的“发展传播”、70年代的“另类传播”、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和新世纪的“社会变迁传播”之后,应当转向“走出发展传播”范式,即走出西方现代性强加给拉美的发展观念来构建新的可能世界。
五
结语:
研讨拉美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的意义
通过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问题意识与国际传播研究理路的梳理以及对二者对奏动力的分析,我们发现,通常认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是“两个交叉学科”或“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说法在拉美地区并不完全适用。虽然它们在北美有着不同的起源和理论体系,但在拉美学界的视角下,二者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发展为目标,在“中心—边缘”结构主义色彩视域下,呈现出“同素异形体”特征。就拉美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当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及其理论追随者把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传播研究聚焦于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借助主流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或非主流的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理论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或组织的跨国关系行为时,当盎撒传统把国际传播看作是利用国际关系理论和“媒介功能主义”来考察跨边界的国际互动时,拉美则把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平等地看成本地区的社会建构方案,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地区的自治和发展之上,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维拉努埃瓦指出,拉美是一个提供另类传播的地理和历史场所,即该地区为世界带来了不同于西方或欧美学术传统的概念(Villanueva,2016)。拉美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贡献既来自对该地区环境的特殊性和挑战的理解,又源自在面对外来影响时寻求自我肯定的态度。
对拉美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及其问题意识和国际传播研究之间关系的研讨,对我们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该梳理与分析至少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更新我们对拉美涉国际活动的认识。首先在理论方面,它让我们看到,在盎撒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传播间的功能主义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视角可能性。在拉美地区,无论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国际传播研究都没有紧跟西方国家所谓的“大国游戏”普世规则,而是以“发展”的名义从本地区和国家利益出发来设置议题。在这里,国际关系和传播研究有着高度重合的问题意识,有高度趋同的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和伦理,呈现出“同素异形体”特征,可以说,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传播系统,它们共同表现为使本地区得以发展的智力与实践方案。另外,无论是盎撒传统的“国际关系和传播的学科交叉”或“二者分属不同的学科”,还是拉美的“同素异形体”,都强调用“地缘战略”的视角来理解国际传播,都提醒我们在国际传播理论能力建设中,要把“区域”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同时,对于习惯把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视作“两个独立学科”的中国传播学界而言,在研究中强调“跨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思路之外,有必要把国际关系理论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野,把信息流动的地缘政治乃至地缘文化—经济属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其次,在实践方面,对拉美的传播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研究叙事,从“同素异形体”的视角来展开与拉美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要注意到,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国际传播,拉美不是去构建一个类似盎撒传统的、以世界为目标的国际力量关系和发展阐释范式,而是以本地区的自治和发展为目标,在冷战结束后的“后西方秩序中与不同的多极力量建立建设性关系……不去形成僵化的联盟、不表现出明显的西方或非西方,在当代战略协商中拥有良好的立场……提防成为大国的势力范围”(Barragán & Sribman,2024)。这就提醒我们在与拉美地区的传播和交往中,不能在地理位置上和意识形态上把拉美地区简单地化约为西方或非西方国家,而是深切体会拉美在世界多边秩序所关注的自身“发展”问题,在“共赢”和地缘战略的视野下综合利用中国的文化、技术和政治软实力,尤其强化“经济硬实力”建设来构建符合彼此需要的中拉关系——华盛顿拉美事务办公室(WOLA)主任亚当·艾萨克森(Adam Isacson)在哥伦比亚《时代报》(El Tiempo)上指出,(即使)当下的特朗普政府也无法抗拒中国强大经济实力对拉美的影响:“美国不再拥有市场力量来惩罚一个加强与中国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因为中国确实拥有巨大的市场和更多的投资,而且他们无条件地提供资金援助”(Sáenz,2025)。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6期。
本期执编 / 杨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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