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请知悉。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78年的秋末,我嫁了一个部队的炊事兵。
这事搁在瓦泥湾,不亚于往谷草堆里扔了根燃着的烟屁股,整条村路的人都跟着烧得噼噼啪啪,闲话顺着山风飘出去六里地都没散干净。
那年头部队炊事兵在地方上算是有头有脸的人,能嫁进军营是多少姑娘扯着脖子盼的事,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宋玉芬——一个在村东头油坊踩了七年碾盘的庄稼女——把一个货真价实的部队炊事兵接进了家门。
他叫方铁生,三十三岁,眼神压得像寒冬的深井,背脊宽实,手掌上全是大灶旁边磨出来的厚茧,走起路来腰杆挺得笔直,每步踩下去都带着当兵人特有的那股沉稳劲儿。
婚后的夜里滚烫,头一个礼拜一晚三次,次次都叫我腿软得直不起腰,硬是瘦脱了一圈,婆婆隔着纸窗拿话来撩,我红着脸抓起褂子蒙住了头。
谁料想,这烫手的光景,撑到第三个年头,说没就没了。
他说转业令下来了,部队不留人,捆了一个旧布包袱,在村口守了最后一趟进城的拖拉机,走那天清早天还黑得透,院子里连条狗都没吭声。
我以为他落了脚就回来接我,等了三个月,等了半年,等了整整一年零两个月,信没来,人也没了踪影。
我一句话没说,只把里屋的炕席掀起来重新铺了一遍,铺得平平整整。
直到那天晌午,一个穿旧军装的男人顶着满额的汗珠,腋下夹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一脚跨进了我家的院门,脸上神色难辨,开口说了一句话——
"玉芬,双喜临门啊。"
01
我叫宋玉芬,在瓦泥湾算不上什么人物。
我爹宋有根是老实庄稼汉,一辈子没出过县城,我娘李翠娥嫁过来之前在纺织厂做过两年临时工,算是见过点世面的。
家里三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哥宋铁柱,下头跟着个妹妹宋玉秀。
哥哥十六岁就跟着村里人跑运输去了,妹妹长得水灵,镇上供销社看上了,早早进去当售货员。
就我,不上不下,夹在中间,念完初中没钱再念,跟着村里人进了油坊踩碾盘,一踩就是七年。
七年,从十六岁踩到二十三岁,脚底板磨出了厚茧,人也晒黑了半截,油烟味儿渗进头发里,洗三遍都洗不干净。
村里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早就一个个嫁了出去,有嫁给镇上教书先生的,有跟本村小伙过日子的,就我,二十三了还没着落,成了村里人嘴里绕不开的话题。
有一回,我蹲在灶台边烧水,隔壁张婶站在院墙根底下,声音一点没压低:
"宋家老二怎么还没说人家?眼光高还是咋的?油坊的活儿把人熏成那样,谁敢要?"
这话说得清清楚楚,穿过院墙飘进来,钻进我耳朵里。
我没动,只是往灶里送了一把柴,火苗子蹿起来,把脸烧得通红。
锅盖压得重了一些,也没用,那话已经进去了,撵不走。
就是那年夏末,我娘从娘家回来,带了个消息。
她站在灶台边,声音压低了,神情却是那种胸有成竹的样子:
"玉芬,你舅妈那边有个人,你要不要见一见?"
我手里搓着苞谷,头没抬。
"什么人?"
"部队上的,炊事兵,三十三了,还没成家。"
我手里的苞谷停了一下。
"三十三?比我大十岁。"
"大十岁怎么了,大十岁稳当。"我娘把围裙扯了扯,"你以为你还能挑到什么时候?再拖两年,就真嫁不出去了。"
这话说得硬邦邦的,但我没顶回去。
我放下苞谷,拍了拍手上的灰,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个字:
"见。"
02
见面定在我舅妈家。
我换了件蓝底碎花的布衫,头发用发绳扎了扎,脸上没搽东西,就是洗得干净。我娘在后头追了两步,往我脸上抹了点雪花膏,我皱着眉扭开头:
"抹那个干什么。"
"叫你抹你就抹,见人呢,别犟。"
到了舅妈家,堂屋里已经坐了人。
方铁生坐在长凳上,两手搭在膝盖上,腰背挺得笔直,见我进来,站起来点了个头,没说话。
我打眼一看——比想象中高,肩膀宽,脸膛子黑,下巴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专注,叫人不自在。
两家人寒暄了几句,我舅妈把我们两个支到院里,说叫自己说说话。
院子里只有一棵老槐树,树荫底下搁了两把竹椅,我们各坐一把,中间隔着能放下一张桌子的距离。
沉默了大概有半盏茶的功夫,方铁生先开了口。
"你多大?"
"二十三。"
"读过书?"
"初中。"
他"嗯"了一声,没再接话。
我等了一下,反问他:
"你在部队做什么?"
"炊事班,掌勺的。"
"那你做菜好吃不好吃?"
方铁生顿了一下,像没料到我会这么问,沉默了片刻,才说:
"还行。"
我没再说话,低着头看自己手背上的一道旧伤口,那是年初榨油时候烫的,已经结了疤,高出皮肉一点,摸上去硬的。
后来舅妈进来问,两个人都没有反对的意思,这事就算说定了。
定亲到成婚,前后不到两个月。
那年月讲究不多,两家人凑了点布料和粮食,摆了两桌,方铁生穿着军装来的,我穿了件新做的红棉袄,就这么把日子过起来了。
洞房那夜,我坐在炕沿上,灯芯结了个灯花,跳了几下才灭。
方铁生进来,把外头的风把门关死,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低着头,耳根子烧得发烫。
后来发生的事,我没想到会是那般激烈。
方铁生这人平日里话少,走路轻,说话也轻,是那种在人堆里站着你不会第一眼注意到的人。
但那夜,他换了一副模样。
头一个礼拜,一晚三次,每次都大力往深处顶,丝毫不管我喊疼喊吃不消,压着我的肩膀死劲儿往下,跟白天那个端着饭盆规规矩矩的人判若两人。
我咬着被角,不知道说什么好。
等到天快亮,方铁生翻身躺平,呼吸渐渐沉了,我侧着身子躺着,腿软得像两根烂棉絮,半天没动。
第二天清早,婆婆在院里喂鸡,见我走路一瘸一拐,拿竹竿点了点地,笑着说:
"哎哟,新媳妇,昨晚铁生没轻没重吧?"
旁边几个来看热闹的邻居婶子跟着笑起来。
我脸红到脖根,端着盆子进了灶房,把门带上,再不出来。
03
婚后的日子,比我预想的要难熬得多。
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吵,是因为方铁生这个人,像一堵墙。
他不是坏人。
家里的重活他都揽着干,挑水、劈柴、修屋顶,一声不吭就去做了。我手上有伤,他看见了,没说什么,把那桶重水换他来挑。
吃饭的时候,他会把鱼肚子上最嫩的那块肉夹到我碗里,不说话,就是夹过去。
但他就是不说话。
问他今天怎么样,他说"还行"。问他部队里好不好,他说"挺好"。问他想不想家,他"嗯"一声,转过头看别的地方。
有一回我实在憋不住,把筷子搁下,直接问他:
"铁生,你这人,是不是天生就不会说话?"
方铁生抬起眼看了我一下,放下碗,想了想,说:
"没什么好说的。"
我气得扭过头去,盯着墙上那道裂缝看了半天。
"没什么好说的?我跟你过日子,你跟我说'没什么好说的'?"
他没有辩解,也没有道歉,只是重新端起碗,把饭吃完,站起来去院里劈柴了。
斧头剁在木头上,噼啪一声接一声,整齐,有力,院子里只剩这一个声音。
我坐在饭桌前,看着他留下的那个空碗,说不清楚是气还是别的什么,喉咙里发酸。
婆婆从里屋探出头,压低声音跟我说:
"玉芬啊,铁生那孩子从小就这样,心里有什么不说,憋着,你别往心里去。"
"他家里以前是什么情况?"我问。
婆婆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说了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
"说来话长,总之那孩子命不容易,你多包容他。"
我没再追问,只是这句话压在心里,像一粒石子,小,但硌得慌。
唯一让我觉得这人还活着的,是每天晚上。
方铁生白天有多沉默,夜里就有多猛烈。次数多,劲儿大,不管我说累不累,说疼不疼,压下来就是那股子蛮劲,大力往深处顶,把我顶得喘不过气,又说不出口叫他停。
有一次,我忍不住,把他推开了:
"你能不能轻一点,我这里还疼着呢。"
方铁生停下来,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大概有十秒。
然后把我的手拿开,继续往深处顶。
我气得牙关咬紧,背过脸去,不看他。
等他完事了,我坐起来,把被子拽过来裹住自己,背对着他躺下。
屋里黑着,方铁生在我身后不动,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嗓子里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等了很久,什么都没等来,闭上眼睛睡了。
就是在婚后第八个月,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去村里赤脚医生那里确认,回来路上经过老槐树底下,坐了一会儿,手放在肚子上,看着天空发了半天呆。
回家把这事告诉方铁生,他放下饭碗,看了我一眼,说:
"好。"
就一个字。
我看着他,等着他再说点什么,等了足有半分钟,他端起碗继续吃饭。
我把筷子搁下,喉咙里发酸,低头不说话。
那一顿饭,两个人都没再开口,灶里的柴火噼啪响着,烟从烟囱里飘出去,散在院子上头的灰色天空里。
我那时候想,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嫁了个闷葫芦,生个孩子,把日子过下去。
04
孕期里,方铁生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回了部队。
走之前,他把家里能修的地方都修了一遍,灶台的裂缝用泥巴抹平,院墙松动的那块石头重新嵌好,连鸡窝的顶盖都换了新的竹片。
我站在院里看着他爬上爬下,问了一句:
"你这次去,多久回来?"
方铁生从鸡窝顶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说不准。"
"说不准是多久?"
"说不准就是说不准。"
我扯了扯围裙,没再说话,转身进了灶房,在灶边站了一会儿,把锅盖掀开,看了看里头煮着的红薯,又盖上。
出来的时候眼角有点湿,被山风一吹,干了。
方铁生走的那天,天刚蒙蒙亮,我揣着肚子把他送到村口,看着他背着那个旧布包袱上了拖拉机。
拖拉机突突突地走远了,烟尘散开,路上没了人影。
我站在原地,摸了摸肚子,往回走。
孕期里,婆婆对我还算上心,三天两头送来鸡蛋和红糖,嘴里念叨着:
"要生儿子,铁生他爹这一脉,到铁生这里就剩他一个,得有后。"
我躺在炕上,没应声,只是把手放在越来越大的肚子上,摸了又摸。
生产那天来得突然,傍晚开始痛,到后半夜越来越厉害,婆婆慌了手脚,喊来了村里接生的老刘婆。
老刘婆掀开被子看了看,皱起眉头,在我肚子上按了按,神色变了变,回头对婆婆说:
"你去把队里老王婶喊来,快去。"
婆婆跑出去了。
我疼得满额是汗,抓着炕席,问老刘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老刘婆没正面回答,只说:
"你放松,别使劲儿,等我说使劲儿你再使劲儿。"
那一夜,我疼到说不出话,炕席被我抓破了一角,嗓子喊哑了,灯芯剪了三次,天快亮的时候,老刘婆手里抱出来第一个,接着第二个,又接着第三个。
屋子里乱成一锅粥,婆婆愣在门口,手捂着嘴,半天没动。
老刘婆回头,抹了把额上的汗,说了一句:
"三个,都活着,两男一女。"
婆婆腿一软,扶着门框滑下去,蹲在地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也不知道是哭还是笑。
我躺着,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听见三个孩子哭声此起彼伏,睁开眼看了看房顶,眼泪从眼角淌下去,湿了头发。
我没有叫方铁生的名字,也没有问有没有人去通知他。
我只是这么躺着,听着三个孩子的哭声,慢慢地把眼睛闭上。
方铁生不在,他不知道今晚这里发生了什么。
消息托人带出去了,但那个年头,消息走得慢,有时候一封信寄出去,等回信等到树叶落了两回,人还是没影。
05
坐月子那段日子,是我嫁过来之后最难捱的一段时间。
我娘李翠娥赶来帮衬,头一天进门,看见三个娃,当场眼眶红了:
"玉芬,你这一把把我吓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没事,生完了。"我靠着被褥坐着,声音淡淡的。
"没事?你那晚上动静那么大,我在家坐着腿都在抖。"我娘把手放在我腿上,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铁生呢,知道了没有?"
"不知道,消息带过去了,他在不在那边,不清楚。"
"这个人——"我娘皱起眉,把后头的话压下去了,"你想好三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没有?"
"等他回来取。"
我娘把嘴闭上了,低头去看那三个娃,大的是男孩,圆脸皱巴巴的,小的两个也是,只有一个女孩夹在中间,比两个哥哥白一点。
"像铁生。"我娘看了半天,说了这三个字。
我转过脸去,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叶快落尽了,枝杈光秃秃地伸着。
我娘走后,日子就靠我自己撑着。
白天喂奶、换布、哄睡,三个孩子轮流哭,这头哄完那头又哭,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晚上倒下去眼睛一闭就睡,也没力气多想别的事。
婆婆帮着带,但年纪大了,力气不够,常常一边摇孩子一边打盹,摇着摇着就歪倒在椅背上了。
邻居张婶有一次来串门,看了看那阵仗,啧啧嘴:
"玉芬,你也是命硬,这三个,没个帮手,怎么带?"
"带着呗。"我把一个孩子换了尿布,手脚利落。
"铁生那人,就这么撒手?"张婶不阴不阳地说,"当初我就说,嫁炊事兵图什么,你看现在……"
我把布尿片叠好,没搭话。
张婶见我不接,讪讪的,没说几句就走了。
人走了之后,婆婆从里屋探出头:
"别听她的,那张嘴就没说过人话。"
我低头理了理孩子的被角,没答腔。
就这么过了快半年,三个孩子从皱巴巴的小红萝卜慢慢长开了。
大儿子眼睛像方铁生,沉,定,看人的时候不眨眼。二儿子皮,整天蹬腿,二更天了还不肯睡。小女儿最省心,吃了睡,睡了吃,扁平的鼻梁,像极了我自己。
孩子们七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隔壁村的老魏头骑着自行车,捎来一封信,说是有人托他转的,从外头辗转传过来的。
我接过那封信,看了看信封,上头没有写名字,字迹陌生,不是方铁生的。
我在院里把信拆了,展开来,扫了头一行——
是方铁生的战友代写的,说方铁生有事脱不开身,暂时不方便联系,叫我别担心,钱和粮票另外托人带过来。
我把信看完,折好,压在炕席底下。
钱和粮票后来真的来了,托了两道手才到我手里,数目不多,够日子过,但就是不见人,也不见信。
脱不开身——是什么身?什么事?信里一个字没说。
婆婆问我信里写了什么,我说没什么,他有事脱不开。
婆婆沉默了一下,把眼神移开了:
"部队上的事,咱们知道什么,等着吧。"
"等多久?"
婆婆没有回答。
我站在院里,看着那三个孩子在铺了草席的地上爬来爬去,阳光斜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亮得很。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进灶房,拾起柴火,开始生火做饭。
06
孩子们满了周岁,方铁生依旧没有回来。
我哥宋铁柱跑运输路过,拐进来看我,见我瘦了一圈,把眉头皱得死紧:
"玉芬,你一个人撑着三个娃,撑得住吗?"
"撑得住。"
"铁生呢?他到底什么情况?"
"有事,脱不开。"
我哥把茶碗搁下,直直地看着我:
"玉芬,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抬起眼: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一个大活人,孩子都生了三个,一年多不露面,你就不觉得奇怪?"
"他又不是没来过消息。"
"消息?你那叫消息?战友代写的几行字,算什么消息!"我哥拍了下桌子,"这不正常,玉芬,你清醒一点。"
屋里安静了一下,三个孩子在里屋闹,隔着门板传出来,一声接一声。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茶碗端起来,又放下,端起来,又放下。
我哥看着我这个动作,叹了口气,声音低下来:
"玉芬,你要是哪天撑不住了,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别死撑着。"
我没应声,把我哥送到村口,看着他走远了,站了一会儿,往回走。
那天傍晚,我把三个孩子哄睡了,一个人坐在灶台边,看着那盏油灯,发了很久的呆。
灯火摇了摇,我伸手护了一下,火稳住了。
那封信,我没有烧掉,还压在炕席下头。
方铁生这个人,就像一道陈年的痕迹,你以为它淡了,但一翻出来,还是那么深。
孩子们长到一岁半,会叫"娘"了。
大儿子喊得最响,二儿子拖长了音,小女儿最晚开口,但那一声"娘"喊出来,是最清晰的一个。
我每次听见,都要在心里晃一下,然后低下头,装作在整理什么东西。
孩子们长到两岁,婆婆的身子垮了。
起先只是咳嗽,后来越来越重,夜里喘得睡不着,白天坐着都费劲儿。
我带她去了镇上,大夫说是老毛病犯了,开了药,叫好好静养,不能操劳。
婆婆躺下了,三个孩子没人帮着带,我一个人扛着,喂奶、做饭、喂婆婆吃药、哄孩子睡觉,每天从天黑忙到天亮,又从天亮忙到天黑。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烧水,二儿子爬到了院墙边上,一只手已经搭上了石头缝。
我冲过去,把他抱下来,捏着他的小手看了又看,没有破,才松了口气。
然后我一屁股坐在院里的地上,抱着那个娃,一句话没说,哭了起来。
哭得没什么声音,就是泪水往下淌,止不住。
大儿子爬过来,趴在我腿上,仰着脸看我,圆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跟方铁生一模一样。
小女儿也爬了过来,拽我的衣角。
我把三个娃一起搂进怀里,低着头,闭上眼睛,把眼泪憋回去。
憋了一会儿,没憋住,又淌下来了。
那是我嫁给方铁生之后,哭得最厉害的一次。
我不知道该不该怪他,只是那一刻,觉得这个男人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扔得太彻底了。
院里的阳光晒着,三个孩子窝在我怀里,一个字都不会说,只是靠着我,靠得紧紧的。
我把眼泪擦干,站起来,把三个孩子挨个儿拍了拍,转身进灶房接着烧水。
就是那一年的冬末,来了一个人。
一个穿旧军装的男人,顶着满额的汗珠,腋下夹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在院门口站住了,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
"请问是宋玉芬同志家吗?"
我从灶房探出头:
"我是,你是?"
那人把帽子摘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说不分明:
"我是专门来给你送消息的,关于方铁生的事。"
我手里还拿着锅铲,顿了一下,把锅铲放在灶台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出来。
"他怎么了?"
那人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信封递过来,说:
"你先看看这个。"
婆婆听见动静,撑着身子从里屋出来了,站在门口,扶着门框,眼睛盯着那个信封。
我接过来,把信封撕开。
里头有两张纸,叠在一起。
我把信纸整个抖开,眼睛扫过头几行字,整个人一下子僵在了原地,心口像被人攥住,猛地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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