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全岛封关运作进入关键推进期，制度型开放持续释放红利，跨境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迎来发展窗口。
当越来越多企业借着自贸港封关机遇扬帆出海，一个共性难题随之凸显：一些海南本土跨境贸易企业面向东盟、中亚开展国货出海与跨境直播业务时，发现AI翻译可以处理简单词句，但本地化品牌叙事、社群沟通、舆情处置很难依靠机器完成；在东南亚的基建、矿产项目中，有些合同文本翻译通畅但因缺少通晓当地规则的复合型人才，项目推进受阻……出海人才成为制约企业稳步出海的短板。
在日前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上，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展台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外语×专业×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商业航天服务、跨境商贸文旅两条出海赛道的产教合作项目，面向东南亚、北非的“中文+职业技能”课程与培训输出案例一一呈现。
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职院校，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扎根文昌，深耕涉外职业教育三十年。学校目前共有在校生9500多人，开设18个语种，已被列入海南省“十五五”升格职业本科规划。三十年来，学校职教出海的路径也在持续迭代：从1.0阶段“请进来、走出去”的短期交流，到2.0阶段从“人往来”走向“共建”，如今步入系统化、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的3.0阶段。学院“外语+专业”的培养模式，为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作用。
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校长黄学彬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围绕海南封关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匹配出海企业人才需求、破解校企协同痛点、打造自贸港职教出海品牌展开对话。
10月20日，黄学彬在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教育论坛上发言。 受访者供图
封关释放三重机遇，职教出海迈入3.0阶段
新京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的教育出海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有哪些成果？
黄学彬：为企业出海培养人才这件事，我们学校已经做了整整30年。粗线条划分，经历了三个阶段。1.0是“请进来、走出去”的短期交流，师生互访、交换生、夏令营研学，人一回来，合作就告一段落；2.0是从“人往来”走向“共建”，和印尼曼迪里大学合作，把中文课程、教材、专业、人才培养一起带出去；现在进入3.0，有四个特征，即系统化、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
系统化，不再是输出一门课、一个人，而是把一整个专业、一整套培养体系成体系输出；规模化，是成建制往外走；品牌化，是希望和兄弟院校一起把自贸港职教出海的品牌整合擦亮；高端化，是指输出的不再是传统工艺，而是新质生产力、高端技术。
成果长在人身上。我到迪拜访问时，见到27名二十多年前走出去的校友，他们随中资企业出海扎根，做着迪拜和海南之间的贸易，事业有成、回馈家乡。
新京报：海南封关背景下，自贸港给职业教育出海带来哪些政策机遇？学校如何抓住机遇进行布局？
黄学彬：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本质上是把制度型开放的平台搭建起来。对职业教育“走出去”带来三个独有的机遇。
第一，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主战场就在自贸港。封关之后，要素流动更自由、跨境服务更便利，而我们培养的跨境语言服务、国际商贸、文旅、数字技能人才，本身就是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的一部分。这不是学校额外找的方向，而是自贸港产业结构给我们留出的位置。
第二，“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开放门户”给了区位支点。东南亚、中东、非洲这些我们长期合作的方向，正好与海南的开放圈重合。我们依托18个语种，天然处在“中国—东盟”和面向北非、阿拉伯世界的连接带上，语言就是最低成本的出海通道。
第三，制度创新允许教育服务跨境交付、远程交付。课程、标准、培训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跨境送达，不必把学生都请进来，这为规模化出海打开了空间。
怎么抓这个窗口期？一是专业布局像沙漏一样动态适配：国际语言、国际商贸文旅、航天服务“三个三分之一”，产业往哪走、专业就往哪流，不固化；二是把“航天服务”做成特色，依托文昌国际航天城，用外语赋能总装测试、运维测控、卫星数据应用、航天文旅、国际培训这些服务贸易赛道，让航天服务跟着商业航天企业“走出去”；三是布局AI出海，把“AI+外语”作为新的出海增长点；四是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我校张楚薇老师的《区域精准传播视域下阿拉伯语媒体涉华新闻的在地转化机制与话语权建构研究》刚入选202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做的就是让涉华新闻在当地听得懂、传得开。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参加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学校供图
职教出海不能是学校单打独斗，需要三方协同
新京报：海南本土职业院校打造国际化教育品牌、向外输出教学资源，现阶段最大的风险或挑战是什么？
黄学彬：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本地化适配风险。我们的课程、标准直接搬出去，往往“水土不服”，必须结合当地语言、习俗、用工制度和职业资格体系做转化，这靠一所学校自己做是不够的。第二是可持续运营风险。很多合作停在签约、揭牌，缺少后续课程交付、师资运维和生源接续，容易“热一阵冷一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实体教学点、闭环运营，而不是仪式性合作。第三是资源数字化能力不足。跨境交付依赖成熟的数字课程平台和在线运维体系，这方面需要补齐。第四是品牌分散、各自为战。海南院校单打独斗，很难形成辨识度，这也是我在本次出博会教育论坛上提议的：几家代表性院校联合起来，共同擦亮一个自贸港职教出海品牌，造大船出海。
应对上，我们坚持标准先行、企业在场、数字支撑、品牌联合，把每一个合作项目都做成可复制、可持续的样板。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校企协同出海模式？学校在共建海外实训基地、校企联合办学方面有哪些落地实践？
黄学彬：职教出海不能是学校单打独斗，必须是校、校、企三方协同。国内院校出标准和师资，海外院校出场地和本地化落地，中资企业出岗位和真实需求，三方闭环，才能走得稳、走得久。我们借鉴“标准共建—资源输出—实体教学点落地—教学场景拓展”的闭环思路，避免零散地开几门课之类，而是成建制地走。
落地实践已有四块。一是完整专业联合办学，与波兰格但斯克希尼亚德茨基体育学院合作举办休闲体育专业，把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师资一起共建。二是课程与教材出海，与印尼曼迪里大学合作输出中文课程和教材。三是成建制技能培训出海，泰国“中文+中餐”培训班第一期30人、第二期接续；通过中北非国际教育创新联盟，把中餐服务与管理课程面向北非成片输出。四是海外实训与人才回流通道，迪拜、新加坡等地校友网络本身就是海外实习和就业的支点。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已有合作基础的东南亚国家和北非，探索共建面向当地的实体教学点：把专业标准、数字课程、培训体系一次性输出，让企业把海外岗位需求前置到培养环节，形成“当地招生、联合培养、就近就业、服务中资”的稳定链条，而不是一次性项目。
培育“图钉型”人才，破解企业出海人才痛点
新京报：海南本土企业品牌出海有何痛点？依托学校外语类职教优势，如何培养适配的技能人才？
黄学彬：企业反馈的痛点很集中：懂外语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懂当地法律，懂管理的不懂跨文化沟通。这个缺口，需要职业教育来补。我们的回答不是培养“只会说外语的人”，而是培养“外语×专业×人工智能”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三者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深度融合、相互赋能、产生倍增效应：学生既有外语的桥梁能力，又有专业的立身根基，还有人工智能的工具杠杆。
培养定位上，我们着力培育“图钉型”人才：宽帽檐、深扎根。帽檐宽，就是宽厚的通识基础、跨学科视野和人文素养；深扎根，就是在一项核心专业能力上扎得深、扎得透，做到精准过硬。
具体输送靠三条路。一是订单班、校企协同育人。与京东共建产业学院和生产性实训基地，围绕跨境电商、供应链运营、多语种外贸岗位共建课程、承接真实业务，打造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基地；与万豪国际开设俄语涉外文旅订单班；在海南卫星超级工厂订单班中17人通过考核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实现“入校即入企、毕业即就业”。二是用真实业务场景练人，让学生在真实跨境项目里完成从语言到岗位的转化。三是AI赋能语言教学，联合科大讯飞开展AI语言教学实训，让学生掌握工具，而不是只背单词。
新京报：学校正在推进双高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职业本科申办，国际化办学在这一进程中承担什么定位？下一步在职教出海方面有怎样的规划？
黄学彬：在升本和双高建设中，国际化不是点缀，而是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它支撑专业群建设、支撑高水平教师队伍、支撑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也直接对接职业本科“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
下一步规划三条线。一是品牌线，从短期交流、单课输出走向专业和培养体系的系统化输出，联合兄弟院校打造自贸港职教出海统一品牌。二是赛道线，做强“航天服务”和“AI出海”两个新增长点，让高端技术服务跟着商业航天企业“走出去”。三是话语权线，依托省社科重点实验室和阿拉伯语在地传播研究，把语言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能力。
新京报：对于想借助自贸港平台出海的院校和企业，你有什么建议？
黄学彬：对于院校来说，一是不要等企业“走出去”了再跟上去，要和产业一起扎根、一起成长，做并肩同行的合伙人，而不是跟随者。二是先把自己的“复合人才配方”磨出来，我们的方案是“外语×专业×AI”、图钉型培养。三是走实体化、闭环化的路，标准、资源、落地、场景一条龙，避免合作浮在表面。
对于企业来说，一是把岗位标准前置给学校，参与课程开发和订单培养，人才就不用出海后再从零培养。二是把海外岗位和校友网络变成学校的实习通道。三是和院校共建海外教学与培训基地，实现员工本地化、培训在地化。
最终，企业的刚需就是职业教育的必答题。我们要做的，是成为自贸港职教出海和企业出海的生态构建者，和院校、企业一起造大船、出海去。
新京报记者 徐彦琳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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