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USPTO局长 John Squires 签发决定，驳回中国紧固系统公司（Meishan CRRC Fastening System）针对 Howmet Aerospace 一件盲紧固件专利提起的IPR请求。驳回理由与技术无关：申请人没有把控股股东国资委列为“实际利害关系人”（Real Party in Interest，RPI），而按照今年3月确立的Tianma先例，外国政府根本不具备提起 IPR 的资格。
这不是一次孤立的程序性失利。它是过去一年USPTO收紧IPR入口的一系列动作中，落在中国国企身上最清晰的一次。
1、案件背景
要素
内容
案号
IPR2026-00268
申请人
眉山中车紧固系统公司等（案名为 CRRC Meishan Co. Ltd. et al.）
专利权人
Howmet Aerospace Inc.（美国匹兹堡，航空航天零部件企业）
涉案专利
美国专利 US11885358，涉及盲紧固件及其安装方法
时间线
2026年2月提出请求；8月13日局长立案通知列为裁量驳回；10月23日发布书面决定
决定作出者
USPTO 局长 John Squires
驳回依据
未列明国资管理部门为 RPI；外国政府不得作为申请人或 RPI
代理律所
申请人：Robins Kaplan；专利权人：Greenberg Traurig
从公开的决定摘要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决定完全没有碰技术。驳回依据是《美国专利法》第312(a)(2)条关于“列明全部实际利害关系人”的要求，而不是平行诉讼（Fintiv）、重复审查（§325(d)）或现有技术是否成立。换言之，申请人的无效理由再强，也没有机会被审。
第二，判断标准是控制能力，不是实际控制。据公开摘要，即便申请人提交治理文件等证据，试图证明这次 IPR 由其独立出资、独立决策，局长仍认为，只要国资管理部门作为控股股东具备控制程序的能力，就足以构成 RPI。
第三，举证责任在申请人。专利权人只需拿出一些证据让 RPI 问题成为争点，随后就轮到申请人证明自己已列全 RPI、且其中没有外国政府。对多数股权由国资持有的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一道无法完成的证明题。
二、美国一年之内针对中国企业搭起的三道闸门
本案并非灵机一动。把过去一年的关键节点按时间排开，路径非常清楚：
时间
事件
意义
2025年10月17日
USPTO 宣布自10月20日起，所有 IPR/PGR 是否立案由局长会同至少3名 PTAB 法官决定
立案权集中到局长手中
2025年10月28日
局长备忘录重新将 Corning Optical 列为先例
恢复“立案前必须列全 RPI”的严格标准，明确点出外国国家行为者借 PTAB 程序的风险
2026年1月15日
长存诉美光案（参考性决定）
专利权人提出初步证据后，由申请人承担证明责任
2026年3月11日
备忘录新增立案考量因素
被控产品与专利权人产品是否在美国制造、申请人是否为被诉小企业等
2026年3月18日
天马诉 LG Display 案（先例）
外国政府不是“person”，既不能当申请人，也不能当 RPI
2026年3月30日
TikTok 诉 CellSpin 案
七件已立案的 IPR 被撤销立案，先例首次大规模适用
2026年10月23日
本案书面决定
国资委本身被认定为未列明的 RPI
把这些节点串起来，是三道层层叠加的闸门。
闸门一：认为外国政府不是法律上的人。美国专利法只允许“person”提起 IPR。201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 Return Mail 案中认定，美国联邦机构不属于“person”。天马案把这一逻辑对称地延伸到外国政府：既然美国政府不能挑战专利，外国政府也不能。局长的理由很直白，否则会出现外国政府可以挑战美国（包括美国政府持有的）专利、美国政府却不能反过来挑战的不对称局面。
闸门二：穿透看谁在背后。天马案进一步认定，外国政府不能找一个 person 代为出面。只要外国政府是 RPI，请求同样被禁止。USPTO 还要求申请人在强制通知中披露持股10%以上的母公司或实体；天马案中，触发争议的正是国资持有10%或以上股份这一事实。决定还在脚注中写明：如果 IPR 进行中外国政府取得申请人的控制权，程序也应终止。
闸门三：局长裁量权几乎不可挑战。局长在天马案中明确，即便 Return Mail 的逻辑不成立，不立案也完全落在 USPTO 广泛的裁量权之内。而立案决定依法不可上诉。
三、该案的影响
严格说，这并不是 Tianma 规则第一次落到央企头上。天马案中被认定为潜在 RPI 的中国国企（AVIC），本身就是国资监管的央企。本案真正的分量，在于以下三处升级。
升级一：从“军工＋实体清单”到普通工业国企。天马案的证据链里，国资的军工背景、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是特别看重的因素；而本案的申请人是轨交与工业紧固件制造商，公开信息显示，决定的落点就是国资持有多数股权这一事实本身。敏感标签不再是必要条件。
升级二：国资部门被直接点名。以往争议停留在某个集团公司层面；这一次，链条顶端的国资管理部门被直接认定为未列明的外国政府RPI。这意味着近百家央企及其各级控股子公司，无论身处哪个行业，股权链最终都指向同一个被禁止的主体。
升级三：从举证不足到举证也难以过关。本案据公开摘要，申请人拿出了治理文件等材料，试图证明 IPR 由自己独立出资、独立指挥，仍未过关。因为标准是有没有控制能力，而控股本身就意味着控制能力。对多数股权情形，这几乎相当于一项难以推翻的推定。
由此可以合理推断：地方国资控股的企业，同样属于政府出资，很难在逻辑上与央企区别对待，尽管目前尚无直接裁决。
目前受影响的企业，按股权结构，可以粗略分成四档：
股权结构
IPR 受阻风险
判断依据
央企及其各级控股子公司
极高
本案已直接适用：国资管理部门控股即推定具备控制能力
地方国资控股企业
同为政府出资，逻辑上难以区别对待；尚无直接裁决
国有资本参股10%以上的民企、上市公司（如国有引导基金、国有投资平台入股）
须主动披露；能否过关取决于能否用文件证明政府股东无法控制程序
无国有股东的企业
低，但并非为零
TikTok 案显示，控制关系主张不限于股权；美国制造等其他裁量因素同样适用
再看攻防格局的三个变化。
1. 被诉方失去了最具性价比的反击工具。在美国专利诉讼中，IPR 一直是被告的标准动作：由技术背景的行政法官审理，适用“优势证据”标准，成本通常只是全面诉讼的一小部分。退回法院后，被告要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更高标准证明专利无效，由陪审团裁决，周期和费用都显著上升。
2. 谈判筹码向美国专利权人倾斜。专利权人很清楚，对国资背景的被告，IPR 这把悬顶之剑已经不存在。可以预期，针对这类企业的起诉和许可要价都会更强硬，和解窗口也会更窄。
3. 与其他新规叠加，中国申请人整体立案难度上升。今年3月新增的美国制造考量，加上对已授权多年专利既定预期的重视，使得即便没有国资背景、但产品主要在海外生产的中国企业，IPR 立案率也面临压力。国资问题只是其中最硬的一道门槛。
首当其冲的是国资比重高、又在美国有业务或出口的行业：轨道交通、航空零部件、通信设备、显示面板、新能源、工程机械等。这明显增加了中国企业出海的障碍。
专利有效性之争，本质上是成本与证明标准之争。IPR 对国资背景企业关上大门，意味着这类企业在美国的专利对抗成本整体上移一个台阶。
短期内，这一规则被推翻的可能性不大：立案决定不可上诉，局长又同时握有法律解释和裁量权两套依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