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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徐州心血管大会期间,三位专家从呼吸科与心内科的不同视角给出了答案。
心血管疾病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病)总体合并率高达约50%,其中心衰合并率约20%,缺血性心脏病合并率约30%,急性加重期慢阻肺病患者中阵发性房颤发生率可达21.7%[1-2]。但由于喘息、呼吸困难、水肿等症状高度重叠,加之传统分科诊疗模式的局限,临床中合并症的漏诊率较高,这些患者往往病情更重、再住院率更高、远期预后更差。近年来,随着心肺联合康复、新型药物及多学科协作模式的推进,心肺共管已从理念走向实践,成为改善患者远期生存质量的关键突破口。
值此2026年徐州心血管大会召开之际,本文特邀中日友好医院农英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晨教授以及南京市第一医院张航教授,围绕“心肺共管”这一理念的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为广大心内科临床医生廓清诊疗思路、规范管理流程。
农英教授:
从主动筛查到长期管理,在心内科建立完整的慢阻肺病诊疗路径
我国慢阻肺病目前仍面临典型的“三高三低”困局,即高患病率、高死亡率、高疾病负担,与低知晓率、低诊断率、低规范治疗率并存。农英教授指出,尽管慢阻肺病已正式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但与此同时,其他专科对于慢阻肺病的识别和重视仍显不足。已有研究显示,在明确诊断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中,符合慢阻肺病诊断标准却未被识别的比例高达87.7%[3]。此外,慢阻肺病患者总体心血管疾病合并率约为50%[1]。
其关键原因在于,慢阻肺病可以通过炎症、缺氧和肺过度充气三条核心通路持续增加心血管负担。尤其在急性加重后,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卒中等心血管事件风险可明显升高。因此,心内科诊疗不能等到患者明确提出“我有慢阻肺”后才进行干预,而应形成主动筛查意识。
对此,农英教授建议建立一套相对清晰的临床工作流程:
第一步是提高认知,在管理高血压、冠心病、心衰等患者时,主动考虑是否合并气道疾病。
第二步是在常规问诊中快速锁定高危患者,例如询问是否存在长期吸烟史、慢性咳嗽咳痰、活动后气短,既往是否诊断过慢阻肺病或哮喘,以及是否使用过吸入药物。这些问题并不会明显增加患者负担,却能够帮助医生获得重要诊断线索。
第三步是规范诊断。肺功能检查仍是诊断慢阻肺病的金标准,但检查时机需要结合患者状态判断。对于无法完成传统肺功能检查的患者,可考虑脉冲振荡技术等辅助诊断方法;胸部CT发现肺气肿、气道壁增厚等表现时,同样能够为慢阻肺病识别提供参考。就确诊标准而言,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70%,提示存在持续性气流受限。
第四步则是确诊后的规范治疗。《心力衰竭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多学科管理专家共识》指出,以下心衰合并慢阻肺病稳定期的患者推荐三联吸入制剂:①频繁急性加重史(GOLD E组)患者;②有以下至少一项ICS使用征的患者:慢阻肺病急性加重住院史/每年发生≥2次中度急性加重、血EOS计数≥300个/μL、存在哮喘病史或合并哮喘;③已经使用双支扩剂的患者,并出现EOS计数≥100个/μL[2]。
从心内科视角来看,理想的慢阻肺病治疗方案还应同时满足条件:具有良好的心血管安全性,并且使用便捷。固定三联治疗的优势首先来自机制层面,如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能够抑制气道炎症、减少炎症介质向全身溢出;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与长效抗胆碱能药物(LAMA)通过舒张支气管改善气流受限和气体交换,其中LAMA还能够减少气道黏液高分泌[4-7],从而同时干预炎症、缺氧和肺过度充气三条事件链。
相关循证证据进一步验证了这种获益。
KRONOS研究显示,与双联支气管舒张剂相比,布地奈德/格隆溴铵/福莫特罗固定三联吸入治疗可使中重度急性加重风险降低约52%[4]。
IMPACT研究结果也提示,治疗期间氟替卡松福米特/乌美溴铵/维兰特罗三联方案心血管年死亡率为4.2/1000人,氟替卡松福尔酸-维兰特罗组为6.0/1000人,乌美溴铵-维兰特罗组8.7/1000人[8]。
一项综述在分析多篇研究后也一致发现,三联疗法可为慢阻肺病患者中带来诸多临床获益[9]。这些结果提示,三联治疗的临床价值并不止于改善呼吸系统终点。
确认用药之后,长期规范使用同样重要。2025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OLD 2025)指出,不坚持使用慢阻肺病药物与症状控制不佳、急性加重风险增加、医疗资源利用率升高、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降低及死亡风险增加相关[10]。因此,心内科医生不仅要“开药”,也需要帮助患者建立长期坚持治疗的意识。
与此同时,吸入装置的个体化选择及正确操作不可忽视。比如部分装置能够实现较高的肺部药物沉积以及相对均一的剂量输送,适用于不同严重程度的慢阻肺病患者[11]。随访过程中还应持续评估患者的吸入技术、依从性、症状控制及不良反应,对于疗效欠佳或出现不良反应者及时调整治疗或转诊呼吸科。由此形成主动筛查到长期随访的完整链条,才可能真正把慢阻肺病管理融入心血管疾病日常诊疗。
刘晨教授:
心与肺相互拖累,真正的共管需要覆盖急性期、稳定期、康复与长期随访
刘晨教授从某位知名人士晚年的疾病经历切入,对“心肺共病为何会持续恶化”进行了生动解析。在他看来,某位知名人士长期处于巨大压力之下,常年大量吸烟、生活作息不规律,加之高脂饮食等不良生活方式,为全身动脉粥样硬化埋下基础。早发冠心病和多次心肌梗死进一步导致心力衰竭,而长期吸烟、寒冷环境以及空气污染等因素又促成慢阻肺病。
这一病例所折射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传统的“单专科”诊疗模式。当时心脏疾病、肺部疾病、糖尿病和脑血管疾病多由不同科室相对独立处理,缺乏今天所强调的心肺协同管理思维。长期不良生活方式是疾病发生的起点,心肺疾病的相互作用则成为推动持续损伤的重要力量,当多血管、多脏器疾病叠加,又缺少多学科协同管理时,最终可能走向心肺功能的持续衰竭。
刘晨教授同样将慢阻肺病引起心血管损伤的机制归纳为炎症、慢性缺氧和肺过度充气三方面。慢阻肺病的局部肺部炎症可逐渐转化为持续的全身慢性炎症,炎症因子进入血液循环后可损伤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并造成血小板活化、高凝状态以及凝血—纤溶平衡异常。慢性缺氧则可引起肺血管收缩、心肌收缩力下降,并增加心律失常风险;肺过度充气所造成的机械影响,则可能干扰静脉回流,进一步影响心输出量和组织氧供。已有研究提示,COPD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全因死亡、心源性死亡以及心肌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12]。因此,对于同时存在COPD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仅针对心脏进行治疗并不足够。
在这一背景下,固定三联吸入治疗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从上游针对上述多个病理环节进行干预。其中ICS能够抑制气道炎症、减少炎症介质向全身溢出;LABA/LAMA则可以通过双重支气管舒张改善通气和缺氧;当肺功能改善后,肺过度充气造成的机械性影响也随之减轻[13]。换言之,含ICS的固定三联方案能够从多条通路同时干预,而不是单纯追求某一项肺功能指标的改善。
多项循证研究充分证实了固定三联疗法的有效性与安全性。MITOS EROS研究证实,急性加重30天内即时启动三联治疗,可降低再次加重风险25.7%-30.6%[14]。ETHOS研究显示,含ICS的固定三联疗法相比双支扩剂,可将COPD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9%(P*=0.0035)[13]。
IMPACT研究数据也给出了同样的结果,相比双联方案,三联方案可降低年急性加重率34%(P<0.001)[8]。
注:*由于I类错误等级控制策略中的一个终点未达到显著性,因此P值被视为未调整。这些结果在本质上是观察性的,治疗组间的任何比较在解释上应该谨慎。
刘晨教授进一步强调,心肺共管真正的价值体现在患者长期预后。心衰患者合并COPD的比例较高,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临床实践中没有被及时筛查出来。如果仍采用单一科室随访,很容易遗漏另一系统的问题,也难以打断心肺互相诱发、彼此加重的恶性循环[15]。通过多学科联合管理,才能更充分地延缓心功能和肺功能进一步损伤[2]。在长期管理中,应同步监测心功能和肺通气功能,同时优化抗心衰药物、支气管扩张剂和抗炎治疗方案,并通过持续随访评估两方面疾病状态。
从临床结局看,已有研究提示,心衰合并COPD患者实施多学科心肺共管后,全因死亡率可以显著降低[15]。其原因在于,共管模式能够同时针对动脉粥样硬化、缺氧、系统性炎症等多方面危险因素进行控制,从而降低心梗、重症肺炎、卒中等严重事件发生风险。同时,心肺共管还能够进一步改善患者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2]。
而要让“共管”真正落地,首先需要搭建常态化的心内科与呼吸科协作平台,推动联合门诊、联合评估和联合治疗。两科医生可以共同完成心功能、心电图、心脏影像、肺功能、血液分析及肺部影像等检查,减少单一科室管理造成的关键指标缺失。
这种协同还应从住院延伸至出院后的全周期管理。心内科与呼吸科应共同建立随访档案、制定复查计划,同步监测心功能和肺功能指标,将心脏康复与呼吸康复结合起来,并共同管理戒烟、营养、寒冷天气防护以及空气污染暴露等危险因素。与此同时,通过基层培训和双向转诊,将规范的心肺共管模式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危重患者能够及时向上转诊,病情稳定后则可回归基层进行长期慢病管理。由此,心肺共管便不再只是一种治疗理念,而成为覆盖急性期、稳定期、康复、随访及风险预警的一整套长期管理体系。
张航教授:
慢阻肺病是心血管疾病的“隐形共谋者”,防住急性加重更要防住右心衰
张航教授同样从“某位知名人士之死”这一病例出发,指出心内科关注慢阻肺病并非“跨界”,而是因为慢阻肺病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常见且危险的“隐形共谋者”。心血管疾病与慢阻肺病共享高龄、吸烟、慢性炎症、糖尿病等多种危险因素,二者具有较高的共病比例,例如心衰患者中合并慢阻肺病的比例高达11%-52%;缺血性心脏病(冠心病)中占 12%-30.5%;房颤中占 10%-23.5%;高血压中占 8.6%-22.9%[1]。慢阻肺病急性加重所产生的炎症和缺氧还可能推动心血管事件进一步恶化,因此慢阻肺病也是构成心血管死亡的重要独立影响因素[1]。相关研究提示,接受冠状动脉支架治疗的患者如果同时合并慢阻肺病,其后续全因死亡、心源性死亡及再次心肌梗死发生率均明显升高[1]。这意味着,对冠心病和心衰患者而言,慢阻肺病绝不能仅仅被视为附带存在的肺部疾病。
心肺共管的理论基础,依然来自二者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即系统性炎症、低氧血症以及肺过度充气。这三条通路持续增加心血管风险,并使慢阻肺病与心衰、房颤、冠心病之间形成相互加重的恶性循环。相关专家共识已经将这种共病管理纳入临床实践[1];2026年GOLD指南也进一步将慢阻肺病患者的心血管风险纳入初始评估,并强调针对急性加重高风险患者进行规范治疗[16]。
从药理机制来看,固定三联吸入治疗恰好针对三条关键通路:ICS抑制气道炎症,LABA和LAMA通过舒张支气管改善通气,从而减轻低氧及肺过度充气。因此,对于心衰、缺血性心肌病或房颤合并慢阻肺病且处于急性加重高风险状态的患者,应重视固定三联吸入治疗的及时启动。
对于心内科医生常担心的药物联合问题,张航教授也进行了回应。心衰患者常需使用利尿剂,但对于合并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过大的利尿剂剂量可能导致痰液黏稠、不易排出,并增加电解质紊乱风险,因此应结合个体情况调整。另一个常见疑问是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能否与用于慢阻肺病治疗的β2受体激动剂同时使用。张航教授指出,临床实践中两者联合应用已有较长经验。目前指南和临床证据提示,LABA和LAMA具有良好的心血管安全性[16]。
在吸入治疗启动时机方面,张航教授则强调“尽早”。心衰合并慢阻肺病患者处于急性失代偿期时,应首先稳定心功能、纠正容量状态,同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尽快启动规范吸入治疗。相关研究表明,COPD急性加重患者在30天内尽早启动单一吸入器固定三联治疗,其后续急性加重风险均低于延迟启动者[14]。
张航教授同时基于自身长期聚焦的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功能角度,对慢阻肺病危害作了进一步延伸。慢阻肺病对右心的影响往往具有渐进性和隐匿性,早期可能只有活动后气短,很容易被简单归因于肺部疾病;当超声已经发现右心扩大、右心功能下降,或者右心导管检查提示肺动脉压升高和肺血管阻力增加时,患者往往已发展至较明显的右心功能损伤。慢阻肺病急性加重还是右心衰恶化的重要加速因素,对于已经存在左心衰的患者,一旦进一步出现右心衰,甚至可能进展为全心衰。相关研究显示,在慢阻肺病急性加重后的7天内,合并右心衰的患者严重心血管事件风险可显著升高[17]。因此,从保护右心功能的角度而言,控制慢阻肺病本身及其急性加重尤其重要。
在MDT管理框架下,张航教授认为,心内科首先应建立标准化的慢阻肺病筛查流程,对心衰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主动思考是否存在未被识别的共病,并通过肺功能和胸部CT等检查减少漏诊。对于已经确诊的心肺共病患者,则不能停留在“心内科和呼吸科独立诊治”的割裂模式,而应真正建立联合门诊和共同随访机制。通过定期开展跨学科病例讨论,使心内科医生对慢阻肺病保持更高警觉,也使呼吸科医生更加关注患者是否存在左心衰,最终在MDT框架内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形成真正以患者整体预后为目标的心肺协同管理。
小结
从农英教授提出的主动筛查与规范诊疗流程,到刘晨教授强调的全周期多学科管理,再到张航教授从右心功能和肺动脉高压视角提出的早期干预,三位专家虽然切入点不同,却勾勒出了一条高度一致的临床路径:识别共病、干预共同机制、预防急性加重,并将心肺协同管理贯穿患者整个疾病周期。对于心血管医生而言,慢阻肺病不应再只是病历中一个容易被略过的“既往史”。反过来,对于呼吸科而言,也应主动警惕慢阻肺病患者背后的冠心病、心衰、房颤乃至右心功能损伤。
真正的心肺共管,最终也并非简单增加一个科室会诊,而是将筛查、诊断、药物治疗、吸入技术、心肺功能监测、康复、危险因素干预以及分级诊疗整合到同一条患者管理链条中。只有当“心”和“肺”从两个独立的专科问题重新回到同一个患者身上,才能更早打断相互加重的恶性循环,让患者少经历一次急性加重、少承受一次住院和严重心肺事件,并由此获得更稳定、更长久的临床获益。
以上研究结果来自不同研究,不能进行直接比较。
专家简介
农英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 副教授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慢性气道疾病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医学分会 常务委员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委员
专家简介
刘晨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副主任、心内六科(CCU)副主任
国家卫健委辅助循环及血管相关疾病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代谢性心血管病学组副组长
专家简介
张航教授
南京市第一医院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肺血管学组委员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心肌病学组委员
主攻方向: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及肺动脉高压的诊治。
擅长起搏器、CRT、ICD的植入,右心导管检查,及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文受访专家:农英教授,刘晨教授,张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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