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德里机场出来的那一刻，一股热浪裹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扑面而来。我攥紧背包带子，心想：来都来了。

接机的司机举着写了我名字的牌子，歪歪扭扭的字母像是在跳某种印度舞。他冲我咧嘴一笑，露出被槟榔染红的牙，接过我的箱子往一辆浑身是伤的小车走去。后备箱打不开，他用力踹了一脚，开了。

这就是我对印度的第一印象：暴力与热情并存。

我订的酒店在“市中心”，地图上离机场二十公里，我天真地以为四十分钟能到。结果我们在一个小时后还在一条没有车道线的路上挪动。左边是突突车，右边是摩托车，前面是一头牛，后面是一群按着喇叭不松手的卡车。司机一脸淡定，用印地语骂骂咧咧，偶尔摇下车窗跟旁边的司机吵架，吵完还回头冲我乐：“Sir，印度时间，no problem！”

我：“……”我有problem。

到了酒店，前台小哥笑眯眯地告诉我，我订的房间“有一点点问题”，但他给我升级到了“有空调的豪华间”。我差点谢天谢地，直到我打开房门，发现所谓的豪华间就是多了一个需要拍两下才出风的空调，以及一只与我四目相对的壁虎。

我安慰自己：壁虎吃蚊子，好事。

但接下来的十天，我逐渐理解了什么叫“普通老百姓，真的受不了”。

第一天出门觅食，我走进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餐厅。菜单上全是英文，但每个单词我都认识，连起来却不知道是什么。我点了“chicken curry”，上来一盆褐色的糊糊。我用勺子舀了一口，辣得灵魂出窍，赶紧灌水。服务生递来一杯水，我一口闷下去——温的，带一股若有若无的咖喱味。我环顾四周，发现所有人都在用手吃饭，右手抓饭，左手放桌下。一个印度大叔看我笨拙地用勺子，热情地示范：“Like this！”他把米饭捏成一团，蘸了咖喱，精准投送进嘴。我试了一下，饭粒从指缝间逃跑，咖喱滴到了裤子上。大叔哈哈大笑：“India style！”

第二天我学乖了，只吃水果和瓶装水。结果第三天还是拉肚子了。我怀疑是那个“看起来很干净”的沙拉。我在酒店躺了一整天，听着窗外不绝于耳的喇叭声，感觉自己像一块正在被烈日融化的黄油。

但印度人真的很神奇。我在瓦拉纳西的恒河边迷路了，一个卖花的小男孩主动带我穿街走巷。他大概十岁，英语比我好，一边走一边问：“Chinese？Bruce Lee！Jackie Chan！”到了目的地，他伸手：“Money, sir, for school.”我给了他五十卢比，他嫌少，我又给了五十。他欢天喜地跑了。

恒河边烧尸体的烟熏得我眼泪直流，但旁边一群洗澡的人笑得很开心。有个大爷冲我招手，让我也下去“净化一下”。我看了看水里漂浮的不知名物体，礼貌地拒绝了。大爷耸耸肩，继续往身上泼水。

在阿格拉看泰姬陵那天，我请了个导游。他说他是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然后从泰姬陵的建筑年代讲到沙贾汗和妻子有多恩爱，最后话锋一转：“我表弟开了家大理石工艺品店，就在出口，去看看？”

我去了。表弟的大理石桌子确实漂亮，但我一个普通人，实在没法把一张二十公斤的桌子扛回中国。表弟很失望，给我打了个“骨折价”，我还是没买。出店门的时候，导游已经不见了，大概是赶着带下一个客人去他另一个表弟的店。

最让我崩溃的是火车。

我买的是AC2（空调二等座），听说是印度火车里比较体面的。上车后发现，所谓的“二等座”就是一个没有门的隔间，四个铺位，过道里挤满了人。我的是上铺，爬上去之后发现没有梯子，我像个蛤蟆一样四肢并用才蹭上去。

半夜火车停了，我探头一看，在一个不知名小站。站台上全是人，躺着的、坐着的、卖茶的。一个卖茶小哥跑到我们车厢窗户前，扯着嗓子喊：“Chai！Chai！”我下铺的大哥买了一杯，喝了一口，把杯子递给我：“Try？”我礼貌地拒绝了。

第二天早上到站，晚了三个小时。我蓬头垢面地下车，发现我的鞋被踩成了灰色。

十天下来，我瘦了四斤，晒成了小麦色，拍了八百张照片，其中有六百张是糊的——因为永远有突突车从镜头前飞驰而过。

回来后朋友问我：“印度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

我说：“神奇，太神奇了。神奇到我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还活着。”

朋友笑了：“那你还去吗？”

我想了想，打开手机相册，翻到那张在恒河边拍的日出照片。太阳从河面升起，把一切镀成金色，洗澡的人、烧尸体的烟、划船的小贩，全都在光里。

“等我攒够了勇气，再说吧。”

毕竟，普通老百姓的肠胃和神经，大概需要一年时间才能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