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合写一本书，最难的部分不是分工，而是让纸上的“他”听起来真的像他。乔西·亚当斯（Josie Adams）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与父亲托尼·沙尔霍布（Tony Shalhoub）共同写作的经历，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模仿父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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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常常要从别的身份里借方法。明迪·米塞纳（Mindy Misener）把她在布道台上学到的经验搬进了写作：“我看到，我必须像传教士委身于一段经文那样委身于一个故事，先接受它的局限，然后才能探索它的深度。”在她看来，委身在前，深入在后，顺序不能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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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写作者则在处理更沉重的题材。乔安娜·坎农（Joanna Cannon）曾作为医生在急诊科工作，她写道：“十年后，在我离开那些病房很久之后，我仍然把这些时刻带在身边。”急诊室的经历让她对死亡有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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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风险的关系也被反复提起：选择以写作为生意味着承担风险。而写后末日小说，则被认为能够揭示关于我们自身和这个世界真正重要的东西。

文学互联网上的话题并不都这么严肃。艾玛·科尔（Emma Cole）拆解了希区柯克几部标志性电影中的浪漫与恐怖：“希区柯克知道，观众必须要有某种情感投入。”问世三百年的《格列佛游记》至今仍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欧洲艺术中为何有那么多重要作品喜欢画小狗，也有人专门讨论。劳拉·米勒（Laura Miller）则请求大家给爱伦·坡的名字一点尊重。

还有一些声音关乎行业本身：独立出版社倒闭时，我们失去的是“这个行业的心跳，是少数真正能让作者在职业生涯中成长、并愿意为项目冒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