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0日上午,上海九江路证券大楼内,2000多名交易人员突然停止喧哗,400余名便衣公安分散进入各处,随后封锁通道,宣布停止一切金银外币买卖。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查处行动。对刚刚解放的上海而言,证券大楼连接着银元价格、市场物价和市民信心。谁能控制这里,谁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整座城市的金融秩序。
上海解放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成为合法流通货币。国民党金圆券退出市场,金银和外币不得再作为计价、结算依据。这个安排本来清楚,却撞上了一个现实难题:上海百姓刚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对纸币缺乏信任。
投机商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
5月28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价约为600比1。到6月8日,已经变成2000比1。人民币刚发到手,很多人便急着换成银元、黄金或外币,生怕再遭受一次货币贬值。
街头银元叫卖声此起彼伏。粮食、食油、煤炭等生活物资价格接连上涨,一些商店甚至不愿收取人民币。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当时统计,上海城内参与银元买卖者达到30多万人,金融市场已经不只是少数商人的游戏,而是牵动了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
上海证券大楼,就是这场风波的重要枢纽。
每天上午,投机商在楼内议定银元、美钞和黄金价格,行情很快传遍市区。大楼里的电话有上千部,交易信息从这里扩散出去,再被各处的掮客和贩卖者放大。有人形容,证券大楼像一只操纵市场的手,价格每动一下,市民手中的钱便跟着缩水。
6月5日,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已经责令证券大楼停业,报纸和广播也连续告诫投机者停止活动。然而,警告并没有让他们收手。人民币每天由银行投放出去,晚上却又大量回流,市场上的银元价格仍被人为抬高。
邓小平主持华东局有关会议时指出,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人民币可能被挤出上海。陈毅也明确表示,这场斗争要当作经济战线上的一场硬仗来打。
行动前,公安人员化装进入大楼摸清地形,金融部门依靠地下工作人员调查商号和经纪人的违法情况。外围还组织工人、学生进行宣传,避免群众因误解发生混乱。
6月10日上午8时许,便衣干警进入大楼,控制交易场所和出入口。10时,华东军区警卫部队赶到,对大楼实施包围。楼内人员被集中登记、审查,政府采取“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办法,最终释放了1863人,扣押250名主要违法人员。
有人当场嘀咕:“这回,银元买卖做不成了。”
大楼被查封后,银元价格迅速下跌,大米、食油等物价也随之回落。市民最关心的不是口号,而是手里的钱能不能买到米,商店收不收人民币。价格牌重新下降,市场情绪才真正开始松动。
但白崇禧等人准备的并不只有证券大楼这一招。
1948年冬,白崇禧便授意部属筹划伪造解放区货币的行动。1949年初,相关人员先在南京试验,后来转移到上海。位于汾阳路的白公馆一度被用于试印,随后又通过关系找到印刷厂、制版人员和熟悉造币技术的工人。
这套计划的危险之处,在于假币不需要立刻大量出现。只要有一部分进入市场,便可能让商店不敢收钱,让百姓互相猜疑,使刚建立的货币信誉遭到冲击。
1949年5月,上海金山印刷厂曾印制出面值总额约1.69亿元的伪造人民币,其中一部分被运往长沙,另有一部分留在上海。白崇禧听说证券大楼被查封后,曾认为人民政府把注意力放在了公开投机上,反而忽略了隐藏更深的伪钞计划。
这种判断后来证明失误。
6月上旬,淞沪警备区接到商家报告,有人拿着崭新的连号人民币,连续购买紧俏物资。6月16日,黎明、平仲秋在淮海路商店使用假币时被发现。侦察人员顺着线索找到周月英住处,查出印刷设备、纸币钢印、伪造纸币以及枪支弹药。
案件由此突破。
艾中孚、黄浩等人的关系网络逐渐暴露,印刷厂主、制版人员、银元贩子以及个别收受贿赂的留用人员相继被捕。7月17日,艾中孚返回上海时落网。另一起伪钞案也随之查出,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等人试图重新组织印制活动,但尚未大规模散发便被侦破。
7月13日,第三起伪钞案在转移印刷地点时被查获。前后数月,淞沪警备区连续破获三起案件,共有36名涉案人员落网,查获印刷机、铜版和印币纸等物证。
这些案件说明,上海金融风波并非单纯的市场失控。公开的银元投机与隐蔽的伪钞破坏相互叠加,背后既有逐利商人的参与,也有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策划。查封证券大楼,只是切断了公开的交易中枢;侦破伪钞案,则是拆除了埋在市场里的暗雷。
1949年11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对三起伪造人民币案件作出判决。12月1日,艾中孚等6名主犯被执行死刑。1950年4月,潜逃的黄浩被捕,同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
证券大楼被查封后,银元投机受到压制;伪钞案件连续破获后,商家和市民对人民币的疑虑逐步减少。白崇禧所设想的金融冲击,没有成为摧毁上海秩序的利器,反而在一系列查缉行动中暴露了组织、资金和人员网络。ે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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