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专门建好了群聊,关注着他的行程,他去哪演出,举报电话就精准打到哪。
从写保证书到打官司胜诉,他不是没反抗过,可风头一过举报就卷土重来,如今律师终于发声了。
说起这事,真的挺让人窝火的,大衣哥的演出生涯从2023年开始就不顺,当年头一回因为恶意举报丢了演出。
本以为对方写了保证书就能翻篇,没想到麻烦一直缠到了今年,反而越来越过分。
最近这两个月尤其夸张,前前后后黄了十五六场商演,原本一个月能接十来场活,现在直接砍半,只剩六七场。
对他这种草根歌手来说,商演就是最实在的生计,一场接一场黄掉,等于直接掐住了主要的收入来源。
离谱的场面发生了不止一次,有时候人都赶到现场了,衣服换好了,妆也化完了,就等上场了,主办方急匆匆跑过来说演出取消,让他先回去。
还有更折腾人的,都刷完身份证进了高铁站,排着队等上车了,一个电话打过来告诉他演出黄了,让他原路返回。
来来回回折腾,光路费和精力都耗不起,这些取消根本不是巧合,是有人有组织地盯着搞。
翻来覆去就一句“他是劣迹艺人”,更过分的还扬言,不取消就去现场放炮滋事,摆明了要给主办方施压。
可最讽刺的是,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部门给过他劣迹认定,这些标签全是别人硬贴的,其实这也不是大衣哥头一回应对这种事了。
早几年就有人恶意举报,闹到法院后对方写了保证书,消停了大半年又故态复萌。
去年11月他还赢过一场官司,徐州一名女子连续四年发视频侮辱诽谤他,最后被判了六个月。
按说有法院判决镇着,总能消停点,然而并没有,举报电话该打还是打,演出该黄还是黄。
主办方一算账,真要是闹起来舆情发酵、现场出乱子,损失可比赔点违约金大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后还是把活动撤了。
说白了,这些举报的人就是吃准了主办方怕事的心态,他们根本不在乎“劣迹” 的说法成不成立,也拿不出半点实锤,只要能把演出搅黄,目的就达到了。
这种操作本质上就是一种“软暴力”,不打不骂,就盯着对方的饭碗砸,用批量重复举报的方式逼主办方妥协。
正常的舆论监督当然是好事,可拿着统一话术恶意投诉,用莫须有的罪名抹黑别人,早就超出了监督的边界。
纯粹是故意捣乱,还白白占用了公共投诉资源,这一次,大衣哥是真的不打算再忍了。
10月26日,代理律师杨安明确认,大衣哥一方已经就恶意举报和威胁行为正式上报帽子叔叔,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后续会严肃追责。
用律师的话说,这种行为已经超出正常监督范畴,属于干扰商业活动、挤占公共资源的恶意行为。
面对这堆糟心事,大衣哥本人倒是挺敞亮,回到朱楼村,地里的活该干还干,几亩田玉米麦子轮着种,闲了就喂喂鸡。
他对着镜头说,大不了唱不了歌就回家种地,自己不欠谁的,也不怕谁,这话听着硬气,细品却藏着无奈。
本本分分唱歌吃饭,到头来还要靠种地给自己留后路,其实这事受影响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投诉渠道本是给老百姓解决真问题的,现在被用来恶意举报,耽误的是真正有诉求的人。
如今相关部门已经介入,是非曲直总得有个说法,公道从来不是谁电话打得勤谁就有理,朱楼村的地他照样种,该维的权也不会停。
他的麦克风能不能安稳响下去,答案得从法律里来,而不是没完没了的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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