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4年，中国高校有3117所，其中有推免资格的只有366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晓飞从伦理学角度谈歧视时，把这个数字摆了出来——它不只是一组招生数据，背后是一整套用群体统计信息判断个体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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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飞的判断是，歧视的核心不只是恶意，而是把群体的统计性信息直接套到个体身上，以偏概全。他举了四个例子：公交车司机招聘、博士录取、选择舞蹈教练、保研排名。歧视不只发生在就业和求学这类公共领域，也藏在交友、消费等私人生活里；私人生活中的刻板印象，会渗透进招聘、录取这些公共判断。

负面刻板印象常因否定平等、剥夺机会而被认为错误。刘晓飞指出，正面和中性刻板印象同样有道德问题：它们制造期待、消声差异，把个体降格为群体标签。

劝酒时说「东北人都能喝」，看似抬举，却暗含不喝就不配做东北人的威胁。成功女性抱怨性别歧视被质疑，说明正面标签会让个体的痛点难以被看见。中性标签即便统计上可靠，也忽视个体差异。

保研制度是他重点拆解的对象。不少学校倾向接收985、211推免生，部分院系把绝大多数名额分给推免，挤压统考名额，非985/211学生通过考研进入头部大学越来越难。他直言，这事实上构成了第一学历歧视。

标准化期待不只伤害被挡在门外的人。保研要求按规定进度完成固定课程，忽视适应快慢、兴趣差异和实践创新能力；应届身份限制与统考名额挤压叠加，让学生像精算师一样计算每门课的投入收益。刘晓飞的判断是，这会促使学生保守求稳、不敢探索，抑制创新——985/211学生和所有学生都在其中。

他引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对某部属高校2014级本科生的追踪研究：本校保研学生在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等指标上并不突出，更不愿为兴趣课程超额投入。

这套逻辑还延伸到校园之外。40岁程序员再就业难，科研考核用工程管理思维追求标准化指标，在刘晓飞看来都可能扼杀创新。他提出的解决之道不是取消效率，而是在效率、公平与尊重个体性之间找平衡，具体是三条原则：

  • 有相关个体证据时，优先使用个体证据；
  • 不得不使用统计证据时，确保其可靠；
  • 尽可能给人第二次机会。

落到制度上，他主张研究生招考提高专业能力鉴别度，减少对第一学历和应届身份的依赖；年龄门槛、科研考核同样应避免用标准化指标管理人。他引用康德式原则：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尊重其主观能动性。

「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思考方式大行其道，其实最终冒犯和伤害的是每一个人。」在刘晓飞看来，尊重个体性，就是把自己身上那份不被统计性数据完全定义的信念，也用在他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