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推车送母亲生孩子，远赴内蒙兵团，我那残酷的青春|严凤英|内蒙|女工|护士长

一九六六年以前在中学的日子不说了，从扔掉课本离开学校的日子开始，我的青春是这样子的。

一九六六年的冬天，我怀孕的母亲要生孩子了，是继父的孩子。继父是贫农出身，四十多岁才有了接班人。可文革把职工医院唯一的产科医生打倒，正在批斗中。半夜母亲肚子痛的厉害，只好叫继父拖着小板车走十几里路去区医院。

母亲叫我一起去，帮着继父推小板车。母亲躺在小板车上一直在呻吟，我半眯着没睡醒的眼睛，迷迷糊糊地推着小车跟在后面。走了一半的路，母亲的呻吟声大起来，她痛苦地说：“你们快拉、快拉呀！我受不了啦！孩子要生出来了……”

我这下彻底惊醒，开始用力推小板车，两条腿使劲跑。我当时正来姨妈，有点跑不动。我听见继父也在呼呼大喘气，那时的公路周围黑乎乎的，看不见人影，也没有一辆车。我的肚子也在疼，我咬着牙拼命跑，跑得满脸是汗，一身是汗，可是医院还没到。

继父也跑不动了，但他在老婆的喊叫声中不敢怠慢，象头驴似地使劲地拉着车，总算来到区医院的山坡下。该死的医院建在山坡上，我们要拉着车爬坡，这下车子的重量是往下坠的。我已经瘫软的双腿要努力撑住小车，还要往前推，我和继父一起拼尽全力往上爬。我低着头，咬着牙推车，是一种莫名的害怕驱使着我，是母亲的喊叫声在鞭打着我，推到医院门口时我瘫倒在地上。继父怎么走进医院去叫医生的，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生了一个小妹妹，要坐月子，离开学校的我就成了小保姆。我每天端着一大盆一大盆的脏衣服，去外面的水龙头搓洗，邻居的阿姨们都夸我能干。那时公司的职工宿舍有一部分是毛竹棚子，我们就住在毛竹棚子里，一家挨着一家。毛竹墙壁糊着一层薄薄的泥，房顶铺着油毡，说话大点声都不隔音，因此没有隐私。一户户人家都不见外，见面就说话，尤其妇女们喜欢说长论短。

大家都去水龙头那里洗衣服，阿婆阿姨们要看你穿的什么？我家特别穷，我没有新衣服穿，都是旧衣服改改拆拆。我也没新鞋子，穿了一双母亲在民国时期的旧皮鞋，也许后来批斗母亲就是这双旧皮鞋引起的。

旧皮鞋有后跟，走起路来咔咔响，褐黄色的挺好看。阿婆阿姨们看了就说：“这是鞋子吧？你妈是上海人？你阿伯娶了个上海太太，勿得了哇！”

你妈的

“你妈有文化，是咋到舟山的？咋会嫁给你黑不溜秋、还不识字的的阿伯？”说完她们就哈哈大笑，又窃窃私语，不知在说些啥。

这时，我妈已经意识到危险，把我亲父亲的旧照片，和她自己在民国时期的照片全部烧掉。把那双旧皮鞋，像《父母爱情》电视剧里那样拿刀把后跟砍掉。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后来公司的家属连（造反派组织的）就开始批斗我母亲，把我家缝纫机拆的乱七八糟，说这架缝纫机是发电报的，说我妈是女特务。幸好没有说我妈肚子里有发报机，否则还得像那个演《天仙配》的严凤英被开膛破肚。

不过，那段不用上学的时间，我还是有段快乐时光的。那就是我去同学家，她父亲是水产学院的书记，是高干，她家就住在公司附近的水产学院。水产学院有图书馆，当时被封闭了。巧的是同学的妈妈就是图书管理员，她知道我喜欢看书，就把图书馆的钥匙给我，让我悄悄地去图书馆看书。我像老鼠掉进米缸里，贪婪地翻阅着我喜欢的书，狼吞虎咽地读了一些中外名著。有的消化了，有的消化的不是很好，但吞进肚里的都是食，这为以后的我增添了一些文学细胞。

可惜，这段快乐的时光不长，后来我不能再去图书馆了。公司武斗升级，水产学院也闹得不可开交，我开始在社会上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现象。

那时的公司经理是个叫陈刚的老革命，高个子有点胖，看上去很魁梧，面相慈善。碰巧那天他被造反派从办公楼上拖下来，几个黑绰绰渔民出身的造反派，恶狠狠地、生拉硬拽着这个老人。老人不是走着下楼，是硬被拖下去的，两只脚磕打着楼梯，身子扭曲，胳膊被死死抓在别人手里，表情痛苦难言，一脸茫然无奈。

造反派被革命的激情鼓动，对待敌人就是一副凶狠的样子，令人胆寒……我出于对老革命的尊重，也包含着对老人的尊重，难以接受这样的野蛮暴力。

还有一天，公司开万人大会，大喇叭轰轰地喊着打倒谁谁、谁谁……万人举臂随声高喊，人们斗志昂扬。

这些个“谁谁”里面，有一个是我认识的职工医院里的护士长，她姓陆。她小小的个子，白净的肤色，被几个车间女工撕扯着，可怜巴巴地站在舞台上。

她是从部队复员的，因为有海外关系被精简下来。护士长不肯戴上高帽子，那个纸糊的高帽子有她的半身高。她挣扎着反抗着，几次三番地被粗壮的女工按住脑袋。护士长手里还拿着语录本，她拼命举着小红书努力喊着万岁，以为这样毛主席就会保护她，结果还是抵抗不过女工们有力气。几个女工在舞台上撕扯着，揪着护士长的头发，护士长已经被折腾的满脸涨红，喘着大气，头发也被扯开，最后瘫软下来，还是被强迫戴上写着“女特务小老婆”的高帽子。

我看着她站在舞台上，披散着头发、涨红着脸，戴着半身高的帽子，滑稽的不像个人。真像个“牛鬼蛇神”，好吓人！

我讨厌这些膀大腰粗的女工，这不是女人在家门口打架，这是在堂而皇之的，万人大会的舞台上折腾。我也不喜欢这种厮打的场面，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神情黯然地离开。

走在路上，不由想到陆护士在舟山举目无亲，陪护她的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亲。现在老母亲呼天喊地也没用，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助反革命……陆护士的初恋也是因为出身被夭折，如今快四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个弱女子，一个老母亲，谁来帮她们？她们是南京人，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大屠杀，躲不过这场可怕的造反运动。

走到大街上，又看到一个叫珍珠的英语女教师，我只知道她也是单身，是从杭州被下放的，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颀长的身材，皮肤像牛奶一样白润，眼睛像天使一样柔和，好像是个混血儿，望着她你会自惭形秽。每次遇见她，我都不由地要多看她几眼，真美！

此刻，她被脖子上挂着一对，衣服凌乱，剃着阴阳头，被罚站在街上示众。但她依然不卑不亢地抬着头，腰板挺直，眼神游离，只是眼珠上蒙着一层湿湿的眼翼，那是忍不住的泪水。

破鞋

几个色迷迷的男人嘻嘻哈哈地围着观看，有个男人流里流气地说：“听说你用牛奶洗屁股……”说着还伸着脏手去摸她，被女教师啐了一口。

我望着被剃了阴阳头的女教师，悻悻地走过去，心里感觉好像一个美丽的艺术品被打碎，无比惋惜。那个年代，似乎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砸破打碎……

再后来，武斗消停一些，渔轮有时也出海捕捞一些鱼类，我去了理鱼车间干零时工。我每天站在湿漉漉的车间里，把各种鱼虾分理成箱，挣点钱帮助贫困的家庭。最难受的是上夜班，太阳快升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随时会晕倒一样，裤腿也湿漉漉的一身腥气，好像我就是一条快死去的鱼。

那时，我弟弟也失学在家。他从大姐夫那里搞来一架旧相机和一个坏掉的半导体，每天不是鼓捣旧相机就是鼓捣半导体。小妹也一天天长大了，长得有点像继父，皮肤也是黑黑的，不过很调皮。有一天我和弟弟心血来潮，把小妹带到家门口的小河边，我把小妹打扮成当时最时髦的红卫兵的样子，给她拍了一张照片。

今天翻出来晾一晾，大家瞧一瞧。

后来，大概因为我是个中学生，有幸被工会抽调到职工医院当防疫员。那年全球突然流行“香港流感”，波及到舟山。我和另一个防疫员，每天站在门岗给上下班的职工喷喉，预防流感。流感结束后不再喷喉，我被留在职工医院继续上班。正是那个被戴高帽子的护士长，教我学习护理知识。

也是在这一年，我在病房里认识了一个烟台的中专生，他姓徐，是个轮机员，是个稳重又善良的人。不知不觉中，我们相爱了，仿佛这就是天缘。我曾经坐他的渔轮，到上海去探望我的姨婆。我晕船，一路上就躺在他的床铺上。他在机舱上班，一会儿过来看看我，问我好不好？一会儿又跑过来看看我，给我倒水喝，好像怕我会突然消失似的……

从上海再回舟山以后，我就开始喜欢听渔轮的汽笛声。我能分辨渔轮回港和出港的声音，当听到是回港的汽笛声，心里就按捺不住地喜悦，小徐就会来到我的身旁……可惜我的初恋夭折了，因为我不是贫农继父的骨血，是“女特务”和上海那个旧政府职员的女儿。因为小徐在公海作业，组织上怕我会污染他对党的忠心，也许会在公海去投敌（这个也许很可笑），不批准我们结婚。

这一年，我弟弟报名去了黑龙江。他戴着大红花，满怀激情地到了马延公社，激动地要求插队到最苦最边远的地方去。结果真的被分到最荒凉的，只有十几户的马延小队。只有一个知青勉强和他一起到了马延，住在一间废弃的旧房子里。他说要彻底改造自己，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洗净身上的黑骨血，要练就一颗红心为革命……他在第一封家信里说：要为祖国贡献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