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网新闻频道、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环球人物》、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报道、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内容等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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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厦门，海风裹着咸腥的潮气，一座座高楼沿着海岸线拔地而起。
外贸的红利让这座滨海城市成了不少人眼里的淘金地，码头边商船进港、货柜卸岸，吊机昼夜不停，满眼都是热闹繁忙的生意景象。
街面上，闽南话、普通话、英语夹杂着响，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派蓬勃的劲儿。
可热闹底下，藏着一张越织越密的黑色网络。
有个叫赖昌星的商人，短短几年攒下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豪车、豪宅、专程修来招待各方来客的“红楼”，全都攥在他手里。
钱来得太快，快得连他自己都未必数得清，这些年到底走私过多少批货、偷逃过多少税。
生意越做越大，排场越摆越足，远远看去，他是厦门滩头最风光的那号人物；可走近一瞧，这风光底下压着的，是见不得光的勾当。
直到1998年，全国反走私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赖昌星终于坐不住了。
他盘算着，自己手头有的是钱，能不能拿出一大笔来，换自己往后平安无事？
在他眼里，天底下的麻烦，归根到底都能用钱摆平，这一回自然也不例外。
借着当年春节厦门办团拜活动的当口，他四处托人牵线，一门心思要见一位从北京来的客人，把“捐款换平安”的心思当面递上去。
结果，话一层层传上去，回话干脆利落：想谈别的，先把这些年偷逃的税款补上再说。
这一句话，把赖昌星的如意算盘敲得粉碎。
往后不到一年，震惊全国的远华特大走私案浮出水面，赖昌星匆匆抛下打拼半生的产业，远遁加拿大，开启长达十二年的流亡生涯。
很多人心里都会犯嘀咕：手里捏着那么大一张关系网，账上躺着数不清的钱，明明连“花钱摆平”的法子都想出来了，怎么到头来还是冒险跑路？
他在加拿大那十二年，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这背后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弯弯绕绕？
答案，还得从他发家的那些年说起。
【一】草根起家，靠走私织起一张财富大网
赖昌星是1958年农历九月十五生的，老家在福建晋江青阳镇的烧厝村。
家里兄弟姐妹八个，他排行老七，日子过得紧巴巴。
小时候他捡过破烂，十岁才进学堂，读到三年级就辍了学，早早跟着家里讨生活。
穷人家的孩子，骨子里都刻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敢闯的胆，一样是能吃苦的命。
缺衣少食的童年，让他打小就憋着一股劲：将来一定要发财，一定要出人头地。
那时候的晋江，靠海吃海，沿海风气活络，海上来往的货船不少，私货进出的门道，在当地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沿岸的老辈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就是晋江人的命根子，也是晋江人翻身的指望。
赖昌星打小在这样的环境里泡大，早早瞧出了门道：正经生意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未必比得上走私货转手一趟的赚头。
他有胆有识，缺的只是一个翻身的契机。
特殊时期里，二十出头的赖昌星想方设法偷渡到了香港。
那是一条危险的路，海上风浪大，又怕被查，多少人折在半道上，可他还是豁出去了。
初来乍到，他先是打工，做点小买卖，一步步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
香港的日子不好混，可再苦再难，他也咬着牙挺了过来。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顶着港商的身份回到晋江，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先后当上晋江市外商协会的负责人、泉州同乡会的负责人，连北京都开过公司。
这时候的他，再不是当年那个捡破烂的穷小子了，走到哪儿都有人客气地喊一声“赖总”。
钱有了，名头有了，人脉也攒下了，可他觉得还不够，还远远不够。
越是见得多、走得远，他心里的那个念头就越是压不住：光靠这点正经买卖攒下的家当，够干啥的？要想真发达，还得走那条道。
1991年，赖昌星正式移居香港，注册成立“远华国际有限公司”。
那阵子香港楼市起伏不定，他瞅准空挡做起了房地产，据说一两年工夫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手里有了钱，腰杆硬了，胆子也大了。
香港这边的公司，成了他日后通往内地的一扇门，也成了他走账、藏钱的一处据点。
他在香港住上大宅子，生意越铺越开，心里的那个盘算，也跟着越滚越大。
香港那几年，赖昌星没少琢磨门路。
沿海几个港口的情况，货怎么进、关怎么过、钱怎么走，他一条条摸得门儿清。
他清楚，光靠正规贸易，一辈子也攒不下大钱；要想发横财，就得走别人的不敢走的路。
于是，他一边在香港稳住脚跟，一边把目光投向了一水之隔的厦门。
1994年初，赖昌星回到厦门，成立“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
挂的是港商招牌，打的是进出口贸易的幌子，可真正的主业，却是见不得光的走私。
他通过在香港、厦门等地设立公司、建立据点、网罗人员，慢慢拉扯起一个组织严密的走私犯罪集团。
那几年，远华的名头在厦门叫得很响，进出口、房地产、酒店，一摊摊生意铺开，明面上是一家风光无限的大集团；暗地里，走私的黑色链条越接越长，从买货、运货到分销，一环扣一环，像一台越转越快的机器。
走私的活儿看着粗，实则环环都是算计。
货从境外低价买进，船到港前，货名、数量早就对好了口径；进关时报低价格、瞒报品名，一套流程走下来，海关那关就过了。
货卸下来，再由集团里的人分销到各地，钱款几经周转，绕上几个弯，才落进赖昌星的口袋。
日子一长，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经手的货到底有多少批、赚了多少黑钱。
走私的对象，盯的全是高利润的货。
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化工原料、西药原料、电子机械，哪样利润高就往里进哪样，货源源源不断涌进境内。
报关单上的名目，和实际货物常常对不上号，有的是瞒报品名，有的是低报价格，有的是虚报数量，还有的干脆夹藏、闯关，硬生生在海关眼皮底下撕开一道又一道口子。
把货弄进来，再悄悄分销出去，一进一出之间，国库该收的那笔税，就落进了他的口袋。
赚到手的每一分钱，都浸着国家税款流失的血。
这桩买卖的规模，后来被法院查得一清二楚。
从1995年12月到1999年5月，赖昌星走私集团走私的普通货物，案值高达273.95亿元，偷逃应缴税款139.99亿元。
光看这两个数字，就知道这绝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经济犯罪案件。
厦门关区那几年，原本该流进国库的税款，被这张黑网层层截留，缺口触目惊心。
国家的财政收入受了损，国内正经做生意的厂商也被挤得叫苦不迭——同样的货，人家走私进来的成本低一大截，价格压得死死的，守法经营的怎么扛得住？
市场秩序就这么被搅得一团糟。
走私的摊子铺得越大，赖昌星的排场也跟着水涨船高。
厦门城里，他有大宅子，有豪车，出入前呼后拥，出手阔绰得吓人。
饭局上，他谈笑风生，一副成功商人的派头，谁见了都要夸一句“赖总有本事”。
可这份风光底下，压着的是多少条走私通道，是多少笔见不得光的账，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心里明白，这排场是拿命换来的，是拿运气赌来的，赌输了，一切都得还回去。
可他没想过收手，也收不了手，这条道一旦踏上，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再想停，已经由不得自己了。
光有通道还不够，想常年把货进进出出不露馅，离不开内部的人配合。
赖昌星深谙此道，专门在厦门修起一座“红楼”。
这楼里桑拿、泳池、歌舞厅一应俱全，明面上是招待宾朋的销金窟，暗地里却成了他拉拢人的据点。
他有个出了名的说法，叫“不怕当官的，就怕当官的没爱好”。
这话听着轻巧，背后却是精心算计：你喜欢车，我就送车；你喜欢房，我就送房；你喜欢玩，红楼里什么都有，吃喝玩乐一条龙，保管伺候得舒舒服服。
房子、车子、现金，各式好处一股脑往外送，精准地戳中一个个软肋。
进了红楼的门，坐了红楼的席，喝了红楼的酒，往后的事，就由不得你了。
红楼里的规矩，赖昌星拿捏得炉火纯青。
什么时候请客、请什么人、上什么菜、说什么话，都有一套讲究。
来的都是客，可进的这扇门，踏出去就不好回头。
有人贪杯，有人好色，有人爱财，各人的软肋，他心里都记着一本账。
今天送个红包，明天送套房，后天再安排个好处，温水煮青蛙似的，一步步把人拉进自己的圈子。
等对方回过神来，早成了他这张网里的一环。
正是靠着这一套手段，一张罩着远华的保护伞，才在厦门稳稳当当撑了好几年。
到案发时，赖昌星前后向64名国家工作人员送过钱款、房产、汽车等财物，加起来折合人民币3912.89万元。
海关、公安、商检、港务多个口子的要害岗位，都被他渗透得七七八八。
一张盘根错节的保护伞，就这样在厦门悄悄织了起来，给远华的走私生意一路亮着绿灯。
那时候的赖昌星，站在红楼里，望着自己一手搭起来的局面，大概真以为，这条路能一直走下去。
【二】嗅到风声，想拿金钱换平安
日子走到1998年，风向变了。
这年夏天，一场高规格的全国打击走私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下决心整顿走私乱象，全国性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打私的决心摆得明明白白，没有半点含糊。
海关、公安、工商各路力量被调动起来，一场覆盖沿海、深入内地的清剿行动，悄悄铺开。
报纸上、电视里，打击走私的报道一条接一条，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走私这事儿，看着是偷逃税款、赚个差价，可往深里想，害处远不止掏空国库这么简单。
大批走私货压进来，价格被压得死死的，国内正经开厂的、做买卖的，一个个被挤得没了活路；劣质货、假货跟着混进来，坑的是普通老百姓。
上头下决心要动真格的，正是冲着这些窟窿来的。
风声一点一点传到赖昌星耳朵里。
他能感觉到，自己赖以生存的那点灰色空间，正在被一圈圈压缩。
身边也陆续传来别的走私团伙被查处的消息，今天这家出事，明天那家被端，桩桩件件都往他心里敲警钟。
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犯的事有多大分量，真要连根翻出来，谁都兜不住。
那些年他靠走私攒下的家业，那些好不容易攀上的关系，眼瞅着都要变成催命的绳索。
可他舍不得眼下拥有的一切，更不愿意进高墙。
在他过往的人生经验里，钱能摆平的事，都不算事。
于是，他琢磨出一套自救的盘算：拿出一大笔钱，以捐款的名义送出去，换取一个网开一面的机会。
在赖昌星看来，天底下没有谈不拢的买卖，只要价码给得足，再大的事也能化小，说到底自己手里有的是钱，这点底气他还是有的。
1998年春节，厦门照例办团拜活动，北京方面来了客人。
赖昌星闻讯，赶紧动用手头积攒多年的所有人脉，托人牵线、递话、引荐，一心想着能当面见见这位来客，把自己的“诚意”和盘托出。
在他想来，这么大一笔数目摆出来，对方多少会给点面子，兴许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他甚至提前盘算好了说辞，见面怎么开口、捐款怎么表态、话说到哪一步，都想得妥妥帖帖，只等着这一面能见成。
话一层层传上去，得到的答复干脆利落：想谈别的，先把手头偷逃的税款足额补上再说。
这话不软不硬，却像一盆冰水，把赖昌星浇了个透心凉。
他原以为大把钞票能当免罪的筹码，哪知道在来客这儿，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满桌的酒菜还没凉透，他只得悻悻地收起那套说辞，带着一肚子不甘，离开了那个场合。
这一面，终究没见成。
据后来披露的说法，当时传过去的话，是要他先把这些年偷逃的税款补上，据说数目还不小，有说二十六亿的，有说十亿的，众说纷纭。
赖昌星回到住处闷了好几天，怎么也想不通，自己钱也舍得掏，话也放得低，怎么就换不来一个通融？
打这以后，赖昌星心里那根弦就绷起来了。
他明白，那条花钱买平安的路，已经被人当面堵死，一点缝都不留。
那句“先把税款补上”，他听是听懂了，可要真让他把偷逃的一百多亿税款乖乖交出来，那无异于把老底全抖露干净，他哪舍得？
他心里没底，只能暗自盼着，兴许风头过去了，这事就能不了了之。
那之后，赖昌星又试过别的路子。
有的说情，有的送礼，有的托人递话，可一样一样，都碰了钉子。
钱送出去不少，好话说了几箩筐，到头来，一件顶用的事都没办成。
他这才咂摸出味儿来：这一回，跟往日的风浪不一样，是真要动他的命根子了。
【三】举报信进京，幻想一步步碎裂
求见碰了钉子，赖昌星却没有立刻收拾东西跑路。
他手里还捏着经营多年的关系网，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觉得兴许还能周旋一番，兴许风头过了就没事了。
他一边照常经营着远华集团，一边四处打探上头的动向。
饭局照摆，人情照走，能用的关系一个都不落下。
他盘算着，自己在厦门经营这么多年，方方面面都有熟人，案子未必真能查到自己头上来；就算真查到了，也能想办法找人说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多少年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他总觉得自己能扛过这一回。
可时代的浪头，从来不会顺着个人意愿打转。
民间对远华走私的举报，一封接一封递上去，日积月累，堆成厚厚一沓。
1999年4月，一封长达七十四页的实名举报信送抵北京，信里附着一大堆线索和单据，把厦门关区内外勾结走私的黑幕撕开了一角，矛头直指赖昌星的远华集团。
海关、商检、港务等多个部门的问题，都被信里逐条点破，指向明确，证据扎实，一看就是下了大功夫搜集的。
写信的人冒着风险，把能查到的、能记下的，都白纸黑字写了进去。
哪条船进的什么货，报关单上是怎么填的，实货又是什么，都核对得清清楚楚；哪个部门、哪个人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也写得明明白白。
这些线索递上去，等于把一张走私路线图摊在了办案人员面前，顺着查下去，一抓一个准。
这样的信，分量重得压手，谁也不敢怠慢，层层上报，一路送到了该送的地方。
这封信分量太重。
案件随即被列为中央直抓的大案，代号“4·20专案”，专案组很快组织起来，秘密排查同步铺开。
专案组由中纪委、监察部、海关总署等部门的办案人员组成，从四面八方抽调精干力量，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厦门。
办案的人不声张，不动摇，账目一笔笔核，单据一张张对，从海关的报关底单，到港口的进出记录，再到银行的资金流水，凡能查到的地方，都翻了个底朝天。
随着线索越挖越深，远华走私集团那套运作的底细，渐渐浮出水面，涉案的人员，也一个接一个被锁定。
专案组一动，风声就藏不住了。
赖昌星心里发慌，跑到北京四处“活动”，想找关系把案子摁下去。
可这回，他那一套在地方上管用的招数，到了北京一点作用都不起。
碰壁之后，他灰溜溜回到厦门，嘴上还强撑着，手上却开始露怯。
据说他一边继续应酬周旋，一边悄悄销毁证据，连办公室电脑的硬盘都拆了下来，趁夜扔进了白鹭洲的湖里，想着把能抹掉的痕迹都抹干净。
账本烧的烧、藏的藏，单据能销的销，能毁的毁，他在厦门的据点里一通忙活，可心里那点慌，是怎么也压不下去了。
那阵子，赖昌星身边的人也一个个草木皆兵。
往日门庭若市的远华集团，渐渐冷清下来，找他办事的人少了，约他吃饭的人少了，连以前勾肩搭背的，都开始躲着他。
他心里透亮，这世上从来没有不散的宴席，自己这桌酒，怕是摆到头了。
可他又不甘心，总想着再托托人、再使使劲，兴许能闯过去。
白天，他照常应酬，照常笑脸迎人；夜里回到住处，一个人闷着，那份焦灼，只有他自己知道。
销毁证据的动作，恰恰暴露了他心里的虚。
表面上看，他还在强撑门面，远华集团照常运转，饭局照常摆；可暗地里，他已经在心里盘算起一条谁都想不到的后路。
厦门这座让他起家的城市，眼瞅着就要待不住了。
【四】绝密消息泄露，命运的岔路口
1999年6月，由中纪委、监察部、海关总署人员组成的中央专案组悄悄进驻厦门，调查在这座城市里无声无息地推进。
随着证据一点点坐实，陆续有涉案人员被谈话、被问询，曾经固若金汤的保护伞，正在一条条裂缝地松动。
今天这个被请去谈话，明天那个被叫去核实，饭局散了，人情凉了，以前围着赖昌星转的那些人，一个个跟他拉开了距离。
保护伞内部，有人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本该严格保密的专案消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漏了出去。
有身处关键岗位的涉案公职人员，察觉到专案组已经准备对赖昌星采取行动，连夜把这个要命的信号递了出去。
这消息像一道惊雷，炸在赖昌星头顶。
收到通风报信的那一刻，赖昌星心里那点侥幸，彻底凉透了。
他太清楚专案组一旦动手意味着什么。
走私、行贿，哪一样拎出来都是重罪，叠在一起，结局他想都不敢想。
花钱赎罪的路，早在去年春节就被堵死了；保护伞随时会塌，塌下来第一个砸的就是他。
留在国内，等着他的是一连串想都不敢想的罪名，是铁窗，是高墙，是再也见不着的自由。
跑，就要抛下用半生打拼起来的商业帝国，抛下厦门的房产、产业，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头熬起。
留下，是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跑，是把命运攥回自己手里。
站在岔路口上的赖昌星，几乎没给自己留多少犹豫的时间。
他太清楚，犹豫多一刻，危险就近一分，走不走，得立刻拿主意。
那一夜，赖昌星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窗外是厦门熟悉的街景，屋里却静得可怕。
他一遍遍地回想这些年，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清楚，现在想这些，已经晚了。
眼下能做的，就是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
天亮之前，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念头，也已经有了一条模糊的路。
剩下要做的，就是把这条路走实，把一家人的退路，一寸一寸地铺出去。
主意是定了，可真要迈那一步，心里那道坎，也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的。
窗外，厦门的天还黑着；屋里，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烧着。
这个在厦门呼风唤雨好些年的“赖总”，头一回觉得，自己手里，什么也攥不住。
他一边安排家人收拾细软，一边暗中敲定出逃的路线。
厦门待不住了，国内待不住了，他要走，就走得远远的，走到一个法律一时够不着他的地方去。
那几天，他表面上照常出入，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已经一步步把退路铺好了。
他把能想到的人都过了一遍，发现到了这步田地，谁也指望不上了。
往日里围着转的那些人，真到了节骨眼上，一个比一个躲得远。
打电话过去，不是不接，就是含含糊糊，谁也不敢沾他的边。
赖昌星这才咂摸出滋味，原来那些称兄道弟的情分，都是拿钱堆出来的，钱一断、势一倒，情分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
靠人不如靠己，到这一步，他只能指望自己了。
走，还是不走，这道选择题，他愣是在心里盘算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某一个晚上，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主意一定，反倒踏实了，该带的带上，该留的留下，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
可究竟要往哪儿走，他心里其实也没个准。
国内是待不得了，东南亚离得近，可也容易被人找着；欧洲、澳洲，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
他翻来覆去地盘算，把能想到的地方都过了一遍，末了，把目光落在了大洋彼岸一个远隔重洋的国家。
选哪儿，他心里自有一本账：法律上有没有空子可钻，华人圈子好不好落脚，往后能不能拖住日子，这些他都掂量过。
可这本账到底打得响不响，当时他心里也没底，只能是赌一把大的。
赌赢了，全家躲过一劫；赌输了，那就是把自己彻底搭进去。
几天后，赖昌星带着妻子曾明娜和三个孩子，悄悄离开了厦门。
临行前，他回头望了一眼这座让他起家、也让他跌落的城市，没有说一句话。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转身，竟是整整十二年的异国漂泊。
当那架载着他一家人的航班冲上云霄，向着茫茫大洋彼岸飞去的时候，机舱里这个看似平静的中年男人，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即将踏上的那条路，远比想象中漫长，也远比想象中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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