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镇上的鸡叫了三遍。父亲把一碗饺子端到方桌上，碗沿还烫手，他冲楼上喊：“老大，起来了，该读书了。”

楼梯上下来一个瘦高个，穿着去年那件蓝棉袄，头发乱着，眼睛半睁不睁。他把书摞在桌角，坐下来吃饺子，一口一个，不出声。父亲坐在对面，不看他，只盯着窗外，天边那一点青白的光。

“今天要背到第几课？”

“第三十课。”

“背完再吃第二个碗里的。”

老大嗯了一声。他碗里是肉馅的，旁边那个碗是素的，那是父亲给自己留的。我那时候小，蹲在门槛上啃红薯，看老大一边吃一边用筷子在桌上画直线，嘴里念念有词。父亲说这是默背，脑子里过一遍，比出声念十遍都牢。

父亲这辈子最认一句话：早晨的功夫，顶得上半天的命。他是镇上中学的语文老师，教了三十年书，退休那年拿了三千块钱补助，全买了书，堆在堂屋一角，用油纸盖着。

有人笑他傻，他不恼，只说：“这些书以后要传给老大的，他考出去，咱们家就翻身了。”

老大也争气，从镇上考到县里，从县里又考到市里，年年第一。奖状贴了半面墙，最上面那张是市三好学生，边缘折了一个角，父亲拿糨糊粘了三回，粘不平，就那么翘着，像一片风里翻动的树叶。

老二，也就是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老大背书的时候我在田埂上追蚂蚱，老大刷题的时候我蹲在河边看人捞鱼。父亲不苛我，只说：“你哥读了书，你将来跟他混口饭吃，也不差。”

我那时候不懂，父亲为什么把所有的指望都搁在老大一个人身上。老大晨起背书，父亲给他煎两个鸡蛋；我晨起放牛，父亲往我兜里塞两个红薯，说：“吃饱就行，牛别丢了。”

老大高考那年，市里分数线公布那天，父亲从镇上赶到市里，穿了那双擦了三遍的黑布鞋。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进门没说话，先走进厨房，把灶台擦了一遍，又把碗柜门开开关关来回试了三四遍。母亲问了他三遍，他才说：“差两分。”

差两分，复读。

父亲没骂老大，也没叹气，第二天一早照样五点半起床，踹开老大的门：“起来，读书。”

老大就起来了。那一年他比以前更瘦，背更驼，走路的步子都轻了，像怕把地上的灰踩重了。

复读第三年，老大去了省城，学的是材料工程。父亲送他上车的时候，在站台上站着，车都开了他还没走，一直看着车尾巴。回来他说：“你哥出息了，以后城里安家，你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老大在大学里读了四年，毕业那年回来过一次，穿一件灰夹克，头发理得整齐，手里拎了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盒点心。父亲拆开一盒，尝了一口，说：“甜。”又看了看老大，说：“工作找好了？”

“找好了，在省城一个研究所，做材料检测的。”

“工资多少？”

“刚去，一个月四千。”

父亲端着点心盒的手顿了一下，又放下来，说：“四千块钱，在省城够花？”

老大没回答他，转而去逗我妈养的那只猫。

那顿饭吃得安静。父亲问一句，老大答一句，像学生回答老师提问，一句不许多。饭后我送老大去车站，在站台上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根，抽了两口，说：“爸还是那样，五点半起来？”

“起来，每天起来去街上走一圈，回来泡茶背诗。”

老大笑了笑，把烟按灭在铁栏杆上：“他这辈子就信这一套，早起，读书，节俭，积德。把这四样占全了，一个人就该发了。”

“可惜我没发。”他说完这句就上了车，车窗里朝我挥了一下手，车开出去老远，他的脸还贴在玻璃上。

老大在省城待了六年，中间回来过三次，每次都是过年，每次都是住两晚就走。最后一次回来，父亲已经七十四了，耳朵有些背，跟他说话得凑近。

那天晚上爷俩坐在火炉边，父亲泡了一壶老茶，把杯子递给老大的时候，手有点抖。

“你今年三十二了吧？”

“三十二了。”

“该成家了。”

老大没接话，低头喝了一口茶，烫，又放下了。父亲也不催他，过了一会儿说：“我存了六万块钱，你结婚的时候用，不够再想办法。”

老大抬起头来，看着父亲，张了张嘴，又合上了。隔了很久，他说：“爸，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父亲端着茶杯，等着。

“我不打算在研究所干了。”

“那你想干什么？”

“我想自己开一个检测公司，做建材检测，路我都探过了，启动资金得二十万。”

父亲那口茶喝了很久，杯子端在嘴边，凉了也没放下。最后他放下杯子，说了句：“读书读了这么多，怎么还是跟人一样往钱眼儿里钻。”

“爸，不是往钱眼儿里钻，我就是想用自己的本事立个业。”

“立了业，然后呢？”

老大没说话，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炉子里的火暗下去，母亲从里屋出来添了一块炭，也没问他们说了什么。

第二天一早，老大要回省城，父亲照旧五点半起了床，站在院门口，看老大收拾行李。老大背那个旧双肩包出来的时候，父亲从里屋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

“这是三万，你先拿去，剩下的我再凑。”

老大没接，父亲就把信封塞进他的背包侧兜里，像塞一把土进地里。老大站在那儿，半天没动，说：“爸，你那六万是给我结婚的。”

“结不结婚的再说，你先把事干起来。”父亲说完转回屋里去了，背影挺直，步子却明显慢了。

老大走了以后，母亲在灶间收拾碗筷的时候跟我说：“你爸那天晚上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翻完身又坐起来，点烟，吸两口又按灭，再躺下，又翻。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肯说。天亮了我看他眼睛底下都青了。”

老大那家公司开起来了，头一年亏了四万，第二年持平，第三年开始有了固定客户。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也没打电话问，只是那年除夕，他多摆了一副碗筷，说：“给你哥留的，他可能回来。”

老大那晚没回来，第二天一早倒打了电话来。父亲接电话的时候手还在泡茶，喂了一声，听了一会儿，嗯了两声，说了句“好”，就挂了。

母亲问他老大说了什么，父亲说：“他说今年年终能有三万块的结余，明年打算再接一个区的活。”

父亲说完把茶喝了，擦了擦嘴角，又说了一句：“这孩子，总算没把书白读。”

我以为老大的事就这么顺下去了。可是第二年春天，镇上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我家院门口，问父亲是不是陈教书的儿子在省城开了个建材检测公司。

父亲说是，那人又问知不知道他公司出过事，工地上一批钢筋检测报告跟复检结果对不上。

父亲手里的扫帚停了一下，又扫了一下，说：“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他那些事。”

那人留了一个电话，转身走了。父亲把电话条捏在手里，站了老半天，又把它塞进墙缝里。那两天他没出门，我妈让他去买盐，他说不急，在堂屋里翻来翻去，把那堆油纸盖着的书一本一本翻出来拍灰，又一本一本码回去。

那周末老大回来了，进门时脸上没太多表情，还是那件灰夹克，只是领口磨白了。他坐在堂屋里，父亲坐在对面，中间隔着一张方桌，像小时候那样。

父亲先开口：“那批钢筋，你的报告怎么写的？”

“数据是仪器跑出来的，我签字之前复核过，没发现问题。对方复检换了另一家机构，用的标准跟我用的有细微差异，结果就偏了。”

“人家找上门了，你怎么办？”

“我再跑一遍原样留存，把原始数据和环境记录都整理出来，该申诉申诉，该认错认错。我做过的事，每一件都有底。”

父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站起来去灶间端了一碟花生米，又坐回来，说：“吃了没？”

“没。”

“先吃点垫垫。”

老大伸手捏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嚼。父亲又给他倒了杯茶，说：“你以前读书的时候，背错了一课，是你自己把书拿回来，跟我在院子里背三遍才进屋吃饭的。你记不记得？”

老大点了点头。

父亲说：“你要是真没错，就照你原来那样，别慌，把书背出个样子来。你要是错了，该赔的赔，该认的认，这个我不拦你。我这一辈子攒下来的就是这六个字：早起，读书，做人。前两样你占了，第三样，你自己掂量。”

老大那晚没回省城，在堂屋里坐到大半夜，把那墙缝里的电话条掏出来，照上面的号码打了过去，在电话里跟对方说了一个多小时，声音不高，也没吵，最后说了句“好，我明天把资料带过去”。

第二天天没亮，老大就走了。母亲说他走的时候带走了那一整摞检测原始记录，背包塞得鼓鼓的，拉链都拉不拢。父亲站在门口，没送，只朝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路上慢点。”

案子后来清了，是采样环节出了问题跟老大没关系，那批钢筋也没有流入工地。但我在小镇的饭馆里听人提起过一嘴，说陈家老大那两年差点把自己熬干了，人不置气，就是天天早出晚归，一个人跑工地、跑实验室、跑鉴定机构。饭馆的老板说：“那小子跟他爹一个样，认死理，非得把事做圆了。”

父亲听我说起这些的时候，正在给窗台上一盆月季浇水。他听完没接话，把水壶放下，伸手把一片发黄的叶子摘了，捏在手里捻了捻，说：“你哥这个人，书没白读。”

今年清明我回镇上，老大也回来了。他在省城把孩子也带回来了，是个五岁的小丫头，扎两个小辫，满院子追鸡。老大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人比以前壮了，头发理得短，脸上多了些肉。父亲搬了把竹椅坐在堂屋门口，看着孙女追鸡，说：“轻点跑，别摔着。”

中午吃饭，老大主动给父亲倒了杯酒，父亲接过来，没喝，放在桌上，过了一会儿说：“你现在早上还起来得那么早？”

“不起来哪行，公司一堆事等着。”

父亲顿了顿，又问：“丫头将来，是随你读书还是随她妈吃嘴？”

老大笑着看了一眼小丫头：“随我，每天叫她六点半起来背书。”

父亲没笑，端起酒盅喝了一口，放下，说：“别逼太紧，她是个女娃，跟你不一个样，她要是起不来，就让她多睡会儿。”

老大愣了一下，说：“爸，你不是说早起才能成事吗？”

父亲又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了半天，说：“那是说人该有那个心气。她心里要有那个劲，晚起两天也拦不住她。她心里没有，你把她从被窝里拽起来，她也是坐在那儿白坐着。”

我坐在旁边，没说话。老大也没说话，院子里的小丫头追到了那只芦花鸡，抱在怀里咯咯笑。阳光斜过来，把枣树的影子拉得老长，落在堂屋的地上，正好盖住父亲那双脚。

那天下午老大回省城之前，站在院门口抽了根烟。我走出去递他一个打火机，他接过来点着了，吸了一口，朝远山的方向吐了一股白烟。

“爸今天那句话，你听明白没？”他问我。

“哪句？”

“就是那句，起不来就多睡会儿。”老大把烟头摁灭在院墙的砖缝里，说，“我背了二十几年书，一直以为早起是把自己逼到最前头。今天才知道，他是想跟我说，人生后面剩的那半程，靠的不全是早起。”

他又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弯腰把背包提起来，说：“他这辈子没跟我说过一句软话。刚才那句，算是把这辈子的软话全说完了。”

他走了。我回到院子里，父亲还坐在竹椅上，手里握着那杯茶，凉了他也没喝。孙女跑过来，趴在他膝头说：“爷爷，明天早上你叫我起来背诗吧。”

父亲低头看了看她，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好，明儿叫你。”

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屋，半夜里听见父亲咳嗽了两声，过了好一会儿，又传来他翻身的声音。然后是很轻的脚步声，他下地了，从里屋走到堂屋，拉开门闩，出了院子。

我趴在窗台上看，月色底下，他站在枣树旁边，抬头看了好一会儿天。夜风把枣树枝吹得微微晃动，他就那么站着，站了一阵，又转身回来了，把门闩插上，回屋躺下。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喊：“小囡，起来背诗了。”

丫头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含含糊糊的：“爷爷，我起不来。”

父亲站在院子里，半晌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他说：“起不来……那再睡会儿。”

他弯下腰，把院门口的扫帚拿起来，扫起地来。扫帚刮过青石板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在清晨的薄雾里传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