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丙午,十月之杪,距海宁查公金庸辞世,忽忽八载矣。昔年噩耗一传,海内闻之,莫不怅然。或谓一代武侠之时代告终,或谓少年心魂之所寄已往。然余读其生平,乃知先生一世行藏,跌宕曲折,较之笔下刀光剑影之传奇,尤有过焉。

先生本名查良镛,浙海宁望族之后。家学绵延,慎行之诗泽犹在,志摩为其中表,文采渊源,自有来处。少年素怀远志,志在折冲樽俎,欲为外交之臣。负笈入政校,以嫉视衙署积弊,直书讽论,竟遭斥逐。此际意气,已见孤直之性。后浮海至香江,供职《大公报》,执译笔以自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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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梁羽生武侠之篇风行一时,报馆主事促其试作。先生初固辞,谓武侠俗书,非所愿为。主事告之,不为此则生计无着。不得已,析“镛”字为“金庸”,假此笔名,始著《书剑恩仇录》,一朝刊布,遂誉满南天。初非有意为江湖盟主,只为糊口之资,此事亦足叹世事之机缘难料也。

先生十五部书,描摹人物千四百有奇。笔墨之间,非徒逞快意恩仇之谈,实以一己悲欢,融注于诸侠之身。乔峰悲烈,源自先生中年丧子之椎心;令狐疏放,本其早年直言论政、不惧讼累之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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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韦小宝,油滑趋附,为先生所深恶,而又自言知之最深。盖办报经年,阅尽尘途百态,奸巧俯仰之徒,触目皆是,故能曲绘其状。刀光之下,皆是人情;恩怨之中,无非世相。所谓有人之处即有江湖,先生诚先见之矣。

先生一生,实造两重世界:一为纸上武侠,一为人间《明报》。一九五九年,先生自办是报,初时销数寥寥,才数千份。昼则操觚作社评,持论峻切,不避时忌;夜则铺纸写江湖,遣英雄于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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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眠不及四五时,心力耗竭于此。尝自道,武侠之文,用以养报;社评之言,所以存良心。一纸之中,一边是襄阳城上守城之孤忠,一边是香江街头针砭之谠论。一支笔,分担两件心事,此非寻常小说家所能为也。

暮岁获颁大紫荆勋章,为香江至高之荣。人问平生功业何者为最,先生答曰,写武侠,办《明报》,二事皆可自安。寿至九十有四,归于道山,遗言有云:人生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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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年岁月,即是一场盛大之大闹。襄阳郭靖,犹存报国之念;终南杨过,长待故人之归;华山令狐,持酒以对青山;扬州小宝,谈笑以消尘闷。书册不焚,则英雄不死,江湖常在。

流光八载,世事屡迁,风波迭见。世人俯仰尘海,各有艰虞,每当展卷重读,昔时江湖依旧。铁马长风,肝胆侠客,一一如在目前。先生之文,写江湖而实写人心,叙恩怨而兼叙人生。今人所以长怀不忘者,非独恋其传奇,盖人人胸次,皆有侠客一念,不甘随俗浮沉,不肯尽泯赤诚。先生以一支健笔,唤醒此心,使之长存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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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虽往,笔墨不凋。江湖无尽,怀思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