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四条线路同时开通,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成率达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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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纵八横”高铁网

86%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不具体,但如果你是经常坐高铁出行的人,感受就具体多了——从西安到安康,以前坐大巴要四五个小时,现在高铁一个多小时;从哈尔滨到伊春,以前绿皮车晃悠大半天,现在两个多小时直达;雄安到商丘更不用说,京港通道打通后,从华北到华中又多了一条大动脉。

高铁的"网络效应",就是这样一点点织出来的,但很多人可能会问:高铁建这么密,有必要吗?

越难修的地方,每公里的票价就越贵

先说修路的成本,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全长171公里,桥隧比94%,岩爆、高压涌水、软岩大变形这些地质难题叠在一起,哈伊高铁则要穿越小兴安岭的岛状多年冻土区,全年温差超过70℃,伊春西站是我国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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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线路修起来有多费钱,看看行业里的普遍数据就明白了: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平原地区每公里造价大概1.2亿到1.5亿元,碰到断层、涌水这类复杂地质,成本直接翻倍。

宜兴高铁的桥隧比超过90%,什么叫桥隧比?就是一公里路里九成以上不是桥就是隧道,几乎没有踩在平地上的路段。

但问题在于,造价越高、施工越难的地方,往往也是客流越少的地方。

京沪高铁贯穿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走廊,常年上座率居高,是行业里公认的“利润奶牛”,而西康、哈伊沿线的秦巴山区和小兴安岭林区,人口密度低,出行需求分散,短期内很难撑起高频次、高密度的列车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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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这些线路不该修,恰恰相反,越是被大山和冻土隔绝的地方,越需要一条通道来打破地理困局,只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中国高铁的定价逻辑,从来不是“哪里赚钱修哪里”,而是“哪里需要修哪里”。

车站建好了,车次却在悄悄减少

修路是一回事,路修好了能不能用好是另一回事。

今年7月,四川青神县交通运输局在一份对政协建议的答复函里披露:青神站的黄金时段班次在逐年收紧——2023年还有5趟,2024年降到3趟,2025年只剩2趟,到2026年二季度仅剩1趟。

客流量撑不起那么高的“停靠频次”,铁路部门就从运营成本出发做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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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典型的案例是湖南株洲九郎山站:这个站2016年底随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投用,总投资超过1.25亿元,但日均客流量从开通初期的不到100人一路跌到不足10人,2022年4月停运。

当地市民的说:“车站建在山林里,离市区太远,半径一公里内几乎没有密集居民区,平时根本没人来坐车。”

九郎山站不是孤例,据媒体梳理,全国已有超过20座高铁站因位置偏远、配套欠缺、客流不足等原因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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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的紫金山东站和江浦站建成至今闲置超过15年;云南玉溪的阳宗站闲置10年,铁路部门的回复是“经客流调查,该地游客及周边人员出行主要以汽车为主,乘坐铁路出行意愿不强”。

高铁站的真正“存在感”,不取决于开通当天的仪式有多隆重,而取决于后续运行图里停靠多少趟车,高铁的网络效应不是打开水龙头就自动流出来的,它沿着“客流—车次—配套—客流”的正反馈回路循环,能进入这个正循环的车站是少数,很多中小站面临的是反方向的循环:车次少导致人少,人少又导致车次进一步减少。

高铁通了,人可能走得更快

一篇发表在《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上的论文,用PSM-DID模型分析了中国174个收缩型城市的数据,结论是:高铁开通促进了收缩型城市的人口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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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论推演的机制也不复杂:高铁缩短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通行时间,年轻人去大城市找工作、消费、看病变得更容易,但大城市的人才和产业并不必然回流。

研究还发现,这种效应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主导的收缩型城市中尤其明显。

通俗点说就是:高铁把“门”打开了,人可以出去,也可以进来,但出去和进来哪个方向的人更多,取决于门这边有没有足够好的工作机会、教育资源和医疗条件。

哈伊高铁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这既是伊春森林旅游走出去的通道,也是伊春年轻人走进哈尔滨的通道,它是一把双刃剑,方向取决于沿线城市的产业能不能接得住这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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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伊春来说,这座城市的底子是林业,人口规模不大,高铁开通后,森林旅游和绿色食品的外运效率会明显提升,这是实打实的利好,但要让年轻人留下来,光有高铁不够,还得有能提供稳定收入的产业、够用的学校和医院,这些配套跟不上,高铁反而会加速人口向哈尔滨这样的中心城市集中。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西康高铁沿线的秦巴山区,安康、商洛这些地方,过去因为交通不便,与西安的经济联系相对松散,高铁通了以后,这种联系会迅速拉近,但拉近之后是“融入西安都市圈”还是“被西安吸走劳动力”,答案不取决于铁路,取决于当地的产业政策能不能跟上。

800多亿的月均投资,钱从哪里来,又该怎么还

央视报道提到,今年以来铁路月均投资额达到640亿元,根据国铁集团披露的2025年度财务决算,2025年国铁集团营业收入12987亿元,净利润43.4亿元,截至2025年底,国铁集团负债6.17万亿元,资产负债率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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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43.4亿元放在1.3万亿的营收盘子里,利润率大概是千分之三,这个水平在央企里不算高,但考虑到铁路的公益属性和庞大的固定资产规模,能维持盈利已经不容易。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建设资金的来源结构,根据国家发改委2025年11月印发的《铁路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东部地区项目资本金比例按总投资的50%考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按70%考虑,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的高铁项目,中央出资的比例更高,但地方仍然要承担剩余部分。

这笔钱对财力雄厚的省份不算什么,但对山区县来说,可能就是一年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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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陕西为例,省级承担了多条高铁可研内80%的资本金出资任务,但市县仍需分担剩余部分和征拆资金,对于安康、商洛这些秦巴山区的市县,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这还没算运营期的补贴,学术研究指出,地方主导的高铁运营初期以政府“输血”为主,后期需要合资公司通过增收节支实现“造血”,但从单一财政依赖向多元收益补偿转变的过程并不轻松。

以金山铁路为例,上海市政府每年定额提供1.7亿元资金支持,市、区两级各承担一半。

一条高铁的真正成本,不只在建设期的几百亿,还在运营期的每年补贴,而这些补贴的最终来源,是各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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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建”,而是“建了之后,怎么让这笔投入产生可持续的回报”。

“八纵八横”建成86%,剩下的14%呢

“八纵八横”建成86%,剩下的14%集中在更难修、更花钱的路段,但比“能不能修通”更重要的,是“通了之后怎么用”。

对普通人来说,高铁带来的时空压缩是真实的便利,这一点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从西安到安康从四五个小时大巴变成45分钟高铁,从哈尔滨到伊春从大半天绿皮车变成一个多小时,这些改变是实打实的民生改善。

但如果把视角拉长到十年、二十年,一条高铁对沿线城市的影响远不止“出行方便”这么简单,它会重新分配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方向,而这种重新分配的结果,取决于沿线城市能不能抓住窗口期,把交通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公共服务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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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的上半场比的是“能不能建”,下半场比的是“能不能用好”,每一次调图、每一趟停靠、每一笔补贴的背后,都是沿线城市发展和普通人出行选择的真实博弈。

伊春的森林旅游能不能借高铁打开市场,安康的富硒产业能不能借高铁拓展销路,这些问题的答案,比86%这个数字更值得关注。

铁路修到了家门口是好事,但要把好事要变成好日子,需要做好的事情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