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8日，香港招商局，海辽轮船长方枕流看完一份电报，手指在纸面上停了片刻。电报要求海辽轮次日驶往汕头，再运送部队前往舟山群岛。任务并不特殊，真正让他不安的，是后面那句：海辽轮必须和海川轮结伴出航。
这不是普通的调度。
几个月来，方枕流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脱离控制的机会。此时海辽轮停在香港，船上已经备妥约400吨燃油和足够食物，船员也在秘密准备之中。计划一旦启动，便没有回头路。可突然增加一艘同行船只，意味着什么？是临时安排，还是有人察觉了异常？
这份电报，把原本已经绷紧的局势推到了临界点。
4月，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节节败退，汤恩伯以“非常时期”为由，对国营招商局实行军事管理，征用商船运输军队和物资。招商局当时拥有数百艘船舶，成了撤运人员和军需的重要工具。海辽轮也被卷入其中，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执行运输任务。
方枕流不愿把船和船员带进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为了拖延海辽轮离港，他曾借助医务室开出假诊断，声称旧疾发作，需要手术。表面看，这是船长因病暂缓航行；实际上，他是在等待香港方面的消息。
消息来自刘双恩。
刘双恩是“东方轮”船长，长期在香港从事航运工作。两人早年多有往来，彼此熟悉。刘双恩判断，方枕流不仅懂航海，更有强烈的责任感，便设法争取他。那封秘密送来的信很短，只有八个字：“随船离沪，相机行动。”
5月19日，海辽轮离开上海吴淞码头，船上装载着国民党军队人员和施工材料，目的地是福建厦门。此后数月，方枕流始终没有贸然行动。他清楚，船长个人的决心远远不够，海辽轮还有五十多名船员，任何一个环节失控，都会使全船陷入危险。
9月4日，海辽轮从广州黄埔港运送部队前往海南榆林港。返航途中，方枕流向香港招商局发电，请求进港补充燃油。电报发出后，却迟迟没有回音。
原因并不难猜。此前，招商局所属“中102”登陆艇曾借执行任务之名，载着人员和装备驶离上海，转向青岛，抵达解放区。事情发生后，香港方面对船舶燃油实行严格控制，每次只加够往返所需的数量，生怕再有船只脱离掌握。
方枕流等不了。
9月5日，他没有继续等候回复，直接将海辽轮驶入香港港口。靠岸后，他按约定来到南国酒家，对柜台人员说：“我是刘双恩的亲戚，请转告他。”两天后，两人才见面。方枕流直截了当地说：“再拖下去，海辽轮可能被调往台湾，到那时就难办了。”
刘双恩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提醒他，海辽轮若能成功驶向解放区，影响很大，准备必须周密。方枕流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航行，而是对船舶、人员、航线和通信能力的全面考验。
回到船上，方枕流把大副席凤仪、二副鱼瑞麟和报务主任马骏召集到船长室，说明了行动打算。三人没有退缩，决定共同承担风险。随后，马骏和席凤仪分头了解普通船员的态度，尽量不留下明显痕迹。
有意思的是，船员的反应并不完全一致。有人思念上海的家人，也有人对前途抱有疑虑。马骏讲述上海解放后的情况时，生火工郑阿康当面表示反对；第二天，张承恩却提出起草倡议书、征集签名。马骏担心其中有试探成分，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这种谨慎并非多余。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驶往葫芦岛途中被发现，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后来被迫自沉。这个教训摆在眼前：船上人员即使意见一致，航线暴露、通信失误或空中侦察，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方枕流于是反复研究海图，拟定绕开重点控制海域的航线。海辽轮从香港出发，经过横澜岛灯塔后转向，避开台湾海峡，再经巴林塘海峡进入太平洋，穿越琉球群岛北部，经过济州岛，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争取穿过渤海一带的封锁，抵达大连。全程预计八天九夜，只能依靠天文和陆标定位。
9月19日清晨，方枕流先发电报，称船上伙食冰机发生故障，修复后才能启航。招商局没有继续追问，只命令海川轮单独出发。海川轮离开后，方枕流才稍稍放松下来。那道“结伴航行”的命令，看来并不是因为计划泄露。
中午过后，他通知船员不得再下船。下午6时，海辽轮驶离香港。晚上8时，鲤鱼门信号台用灯语询问船名和航行计划，甲板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若回答出现差错，船只可能被扣留。
方枕流没有使用正规的信号灯，而是让马骏以模糊的手电光回应。信号台未能辨清，海辽轮借着夜色通过了关卡。船头转向预定航线，香港港口的灯火逐渐远去，真正艰险的八天九夜，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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