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北京，九届一中全会召开前夕，李德生拿到一份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名单。当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其中时，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找到了许世友、陈锡联两位老首长，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工作，我恐怕干不了。”
这句话并非故作谦让。那一年，李德生53岁，虽然已经是中央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和第12军军长，但在党内资历、军中威望以及长期中央工作经历方面，他与许多老同志仍有明显差距。
李德生是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基层和作战一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副军长、军长等职务，属于从战争年代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军事干部。与那些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的领导相比，他更熟悉部队，也更习惯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应对复杂局面。
转折出现在1967年。那时，人民解放军承担“三支两军”任务，李德生率第12军进入安徽。当地一些地方矛盾尖锐，群众组织之间发生冲突，局势一度十分紧张。部队进场后，最棘手的问题不是如何发号施令，而是如何避免新的对立。
李德生采取了相对稳妥的办法。部队官兵组成隔离队伍，把冲突双方分开，再分别做工作，尽量减少正面碰撞。与此同时，他组织干部了解各地情况，反复说明停战、恢复生产和维护秩序的重要性。部队没有简单地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军事处置，而是把控制局面与耐心说服结合起来。
安徽局势逐步缓和后，生产秩序开始恢复，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联合办公、共同维持地方事务的局面。李德生的表现由此受到重视。对于当时的中央而言，大量老干部受到冲击，能够主持地方工作、又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十分难得，他因此进入了更高层的考察范围。
九大召开期间，李德生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大闭幕后，中央继续酝酿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人选。按照当时的考虑，名单既要照顾老干部，也要吸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中年干部，同时兼顾不同系统和地区的代表性。
政治局人选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点名。有关方面经过多轮酝酿，从中央和地方、军队以及相关工作机构中提出候选人，再作调整。李德生能够进入候选范围，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既有军队履历，又在安徽处理复杂局面时体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
但他本人显然没有准备好。政治局是中央领导机构，参与处理的是党和国家层面的重大事务。对一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将领而言，从军队主官转入中央决策层，不只是职务变化，也意味着工作方式、视野范围和责任内容都要改变。
李德生找到许世友、陈锡联商量，希望两位老首长替自己向上反映情况。他的意思很明白：自己虽然当过军长，也主持过安徽工作，但论资历，远未到可以承担这项工作的程度。
许世友和陈锡联没有替他去推辞，只是告诉他：“这是中央的安排，不能由我们去说不行。”
这段插曲，恰恰说明李德生当时的心态。他不是看轻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职务，而是清楚知道，能够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靠的不只是一次地方工作的成绩，还要面对更复杂的党内关系和全国性事务。越是接近权力核心，越需要对自身能力有冷静判断。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举行选举，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他留在北京工作，进入军委办事组，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工作重心由地方和部队，转向中央军队领导机关。
这次变化速度很快。几年前，他还是一名主要负责部队建设和地方支左工作的军长；到九大之后，已经开始参与全国层面的军政事务。对于李德生而言，真正的考验也从“能不能控制住一个地方的局面”，变成了“能不能在中央层面处理更广泛、更复杂的问题”。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李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此后不久，中央对大军区主要领导作出调整，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
后来，他仍连续当选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份让他一度感到“不知所措”的名单，最终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要转折，也留下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面对突然到来的更大职务，李德生最先想到的，不是职位本身，而是自己是否真正具备承担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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