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案件判决记录,四川省第四监狱历史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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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夏天的绵阳,街头巷尾都在传一件事。

一个被判了死缓的女贪污犯,进了监狱才38天,竟然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牢门。

不是越狱,不是劫囚,是有人批了假条,有人送了人,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这在当时的四川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由于死缓犯可不是普通犯人,那是判了死刑但给了两年缓冲期的重刑犯,按规矩连放风都得有警察跟着,说走就走简直天方夜谭。

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这个女犯人在外面过得比在监狱里还自在。

她跟一个穿警服的男人的手牵得手牵得紧,俩人逛商场、下馆子、拍照留念,活脱脱一对恩爱夫妻。

她在绵阳大街上走来走去,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是阶下囚。

而那个穿警服的男人,正是看守她的管教干警。

一个警察带着一个死缓女犯在外面逍遥快活,这要是传出去,整个司法系统的脸都要被丢尽了。

可她就是程秋菊,贪污公款108万,被判了死缓,关在四川省第四监狱里。

一个死缓犯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监狱当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张关系网,又有多少人在暗中为她铺路搭桥,这一切还要从1990年程秋菊遇见苏渝湘说起。

而那个让她从牢里走出去的关键人物,当时还远在吉林梅河口,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卷入一场足以毁掉一生的漩涡之中。

在绵阳这座小城里,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不到三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有人说是程秋菊的丈夫是某个大官,有人说是她手里有别人的把柄,更有人说是监狱里有人收了钱故意放人。

各种版本传得有鼻子有眼,但真相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而真正让这件事发酵成全国性事件的,是一道来自北京的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被判了死缓的贪污犯从监狱里走出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监狱可不是菜市场,说进就进出就出。

死缓犯的管理制度比普通人犯要严格得多,每一步行动都有详细的记录和审批流程。

程秋菊能在这种严密的管理下全身而退,说明她背后一定有非常强大的关系网在运作。

而这个关系网的核心人物,正是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实则心思深沉的看守所管教高伦山,以及那个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贪财忘义的监狱长冷代发。

更耐人寻味的是,程秋菊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操控高伦山,并非全靠美貌,而是在于她深谙人性弱点。

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年轻警察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被认可的弱点,接着用温柔、崇拜和爱情作为武器,一点一点地瓦解他的心理防线。

等高伦山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其中的时候,一切都太晚了。

在那个年代,信息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和报纸电视,一件发生在四川小城的案件能登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足以说明其影响之深远。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要追溯到那个夏天,那个让无数人命运发生转折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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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山东姑娘到房地产老板娘

程秋菊是山东人,1980年高中毕业后进了核工业部第24建筑公司当电工。

那会儿的她跟腐败贪污这些词儿半点沾不上边。

老老实实上班挣钱,日子过得平淡但安稳。

每天早起晚归,跟工友们一起拧螺丝、接电线,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但工资虽然不多,花起来心里踏实。

工友们都说这个山东姑娘能干又实在,有什么活都抢着干,领导对她印象很好,同事们也都愿意帮她。

1988年,24岁的程秋菊辞了职,自己做起了服装生意。

脑子活络,嘴巴又甜,眼光还毒,进什么款式的衣服她能提前半年预判流行趋势。

没过几年就成了当地有名的老板娘。

生意做大了,人脉也广了,但她不满足于此,想赚更大的钱。

她觉得卖衣服赚的是辛苦钱,要想真正翻身出人头地,得做更大的买卖,得跟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

1990年,她在一次业务往来中认识了苏渝湘。

苏渝湘比程秋菊大了不少,曾在梓潼县城建委工作过,后来转到绵阳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设计师。

这个人做事稳重,说话有条理,穿的衣服也体面,开起车来也是当时少有的轿车。

程秋菊觉得他是能帮自己做大事的人,身上有一种自己欠缺的城里人气质。

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成了生意上的搭档。

苏渝湘懂政策、有人脉,程秋菊会来事、能跑腿,俩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苏渝湘负责跟政府部门打交道、跑手续,程秋菊负责对外联络、接待客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配合得堪称完美。

没过多久,苏渝湘就提议合伙做房地产,说绵阳要发展,房子迟早值钱,这时候不入局以后就晚了。

程秋菊一听觉得有道理,当即拍板干,把自己这些年攒的所有积蓄全部投了进去。

1992年10月,绵阳市永生食品厂和宏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合资成立了永宏房地产开发公司。

这笔合资生意离不开程母的人脉关系。

通过程母的牵线搭桥,苏渝湘被引荐给了宏达公司的负责人,这才有了后来的永宏公司。

苏渝湘当了业务副总,程秋菊身兼公关部经理和会计两职。

两个人把持了公司的行政、人事、业务和财务大权,公司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天下。

程秋菊每天穿着时髦的衣服出入各种场合,跟各界人士称兄道弟,俨然一副女强人的做派。

程秋菊并非本地人,她来自山东,早年跟着家人来到了四川。

在遇到苏渝湘之前,她一直在基层工作,做过电工,也做过小生意。

她这个人外表看起来温温柔柔,但实际上心思很重,做事很有主见。

谁对她好谁对她不好,她心里跟明镜似的。

跟苏渝湘在一起后,她把自己全部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家公司上,以为跟着这个男人能赚大钱过好日子,却没料到一场巨大的陷阱正在等着她,而她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永宏公司成立初期确实做成了几笔像样的生意,程秋菊凭借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口才,跟不少开发商和承包商打得火热。

她经常在酒桌上跟那些老板们称兄道弟,一杯一杯地喝酒,一套一套的场面话说得那些人团团转。

渐渐地,她在绵阳的商界混出了名气,很多人都说这个山东女人不简单。

但正是这种四处应酬的生活方式,让她接触到了更多灰色地带的操作手法,也为后来的堕落埋下了伏笔。

永宏公司的生意在苏渝湘和程秋菊的操持下确实红火了一阵子。

他们承接了市政府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跟不少官员打得火热,逢年过节送礼送得络绎不绝。

程秋菊尤其擅长跟女官员打交道,她经常以姐妹相称,嘘寒问暖,送衣服送化妆品,把那些女官员哄得开心不已。

通过这些关系,她帮苏渝湘拿到了不少利润丰厚的项目合同。

但正是这种靠关系吃饭的模式,让他们的生意建立在沙滩之上,一旦关系断裂,整个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贪欲就像滚雪球,一开始只是小小一团,但一旦开始滚动就会越滚越大,最终变成无法控制的灾难。

苏渝湘和程秋菊就是这样,从最初的小打小闹,一步步滑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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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万的贪念

1993年2月,两人又升了职。

苏渝湘成了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程秋菊晋升为副总经理,继续管着财务。

权力到手,贪念也跟着来了。

以前赚的是正经钱,现在手里有了公司的公章和财务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程秋菊开始频繁地跟苏渝湘商量有没有别的办法多搞点钱,苏渝湘也说公司这些钱不就是咱们的钱吗。

两人越说越觉得有理,胆子也越来越大。

他们盯上了海口市一栋叫广琼大厦的建筑,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市值大约1.2亿元。

两人以每平方米4250元的价格谈下了交易,但他们在发票上做手脚,要求对方把价格虚报成每平方米4288元,每平米多报38元。

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凭空多出了108万元。

这108万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过好几辈子了。

钱到手后,他们把106万元从海口汇到成都,经过五个账户转来转去,最终用真实姓名取了出来。

苏渝湘分了56万,程秋菊拿了50万。

这笔钱在1993年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万。

两人拿到钱后并没有急于逃跑,而是继续在绵阳过着奢侈的生活,买房买车,打点关系,为下一步计划做准备。

程秋菊更是挥金如土,名牌衣服包包买到手软,出门不是轿车不坐,吃饭不是大酒店不去。

但他们的贪心还没完。

他们又以高出市场价每平米500元的价格购入大厦,这举动引起了公司董事会的警觉。

董事会一致决定解除两人的职务。

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几个老董事拍着桌子质问苏渝湘和程秋菊这笔巨额交易的来龙去脉,两人面面相觑,额头直冒冷汗。

最终董事会一致表决,撤销苏渝湘总经理职务、撤销程秋菊副总经理职务,并责令两人退回所有不当所得。

不过这时候钱已经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两人计划于1993年7月底在成都会合,随后前往昆明,最终从云南边境非法出境。

他们甚至准备好了假护照和境外账户,打算一去不回头。

可谁也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没等他们踏上南下的火车,命运就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另一条路。

检察机关已经盯上了他们,一张大网正在悄然收紧。

董事会解除两人职务的消息传出来后,苏渝湘和程秋菊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恐慌。

但他们似乎早有准备,在正式被免职之前就已经把公司账户上剩下的钱通过各种方式转走了。

当董事会派人去查账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几本账册和一堆无法兑现的欠条。

两人像是商量好了一样,在免职公告发布的当天就消失了踪影,手机关机,住所搬空,仿佛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

苏渝湘在狱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死刑判决对他来说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每一天都在等待最终执行的时刻。

他开始频繁地要求见律师,试图寻找法律上的突破口,但所有的辩护律师在查阅了案件卷宗后都告诉他,证据确凿,翻案无望。

程秋菊在看守所里则表现得完全不同,她每天按时吃饭睡觉,跟狱友聊天打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这种反差让看守人员都觉得奇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程秋菊的注意力根本不在上诉上,她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高伦山身上。

检察机关在调查贪污案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永宏公司的账目上有多笔可疑支出,金额高达数十万元,用途标注为业务招待费和公关费用。

这些钱很可能被苏渝湘和程秋菊用于打点各方关系,为日后的脱身铺路。

也就是说,他们在贪污公款的同时,还在精心策划一场更大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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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网与入狱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1993年8月1日,程秋菊在昆明被绵阳市检察官逮捕。

两天后苏渝湘也在成都落网。

两人落网时的情景完全不同——苏渝湘在酒店房间里被带走时还在整理行李,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嘴里喃喃说着不可能被发现。

程秋菊则在昆明街头被检察官拦住时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恢复了镇定,甚至主动配合调查,表现得相当冷静。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程秋菊并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消沉。

她一直在观察身边的人寻找可以利用的对象。

看守所里人来人往,有警察有律师有送饭的家属,程秋菊像一只猎豹一样盯着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机会。

她跟谁都打招呼,谁都帮忙,表现得格外乖巧懂事。

很快她就注意到了高伦山——一个年轻英俊的管教干警,一个人高马大、性格温和,对程秋菊格外照顾。

1993年12月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苏渝湘被判处死刑,程秋菊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下来的那天,程秋菊坐在被告席上脸色平静,好像在听别人的案子。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在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死刑对苏渝湘来说是终审判决,但对她来说,死缓意味着还有两年时间,而这两年,她要有计划地安排好一切。

1994年3月程秋菊在绵阳市看守所接受审讯时遇到了一个改变她命运的人——高伦山。

高伦山31岁,吉林梅河口人,在绵阳市看守所当管教,警衔一级警司。

他身高1米93,以前在部队打篮球出了名,长相也精神。

在部队时是篮球好手,退役后考入了警察系统。

他原本有着光明的前途,却在遇到程秋菊之后一步步滑向了深渊。

他父母都在吉林老家,他在绵阳独自生活,身边缺少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程秋菊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一次审讯中程秋菊听到高伦山说普通话,立马用普通话跟他搭话,一口一个老乡叫着。

虽然程秋菊是山东人,高伦山是吉林人,但这不妨碍她拉近关系。

她说话温柔体贴,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崇拜和依赖,高伦山这个在部队里摸爬滚打多年的硬汉子居然有些招架不住。

他开始无视规定,夜间值班时把程秋菊从监室带出来长谈。

两人从家庭聊到工作,再从工作聊到感情。

高伦山1992年离婚了,程秋菊说自己婚姻不幸早就跟丈夫分了——她确实有个在山东的丈夫但一直没办手续。

同病相怜之下,短短一个月两人就确立了关系。

程秋菊问高伦山:你能等我出去后跟我结婚吗?

高伦山说:没问题,没有什么能分开两颗相爱的心。

这句话后来成了高伦山法庭上最荒唐的供述。

此后高伦山利用工作便利给程秋菊打电话、传信、安排她跟家人见面合影。

1994年5月2日,高伦山在自己生日那天把程秋菊带出监舍,俩人共进晚餐。

那顿饭吃得高伦山晕晕乎乎,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爱,却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1994年6月5日,高伦山租了一辆标致轿车,谎称要去成都接从东北回来的女儿,请了两天假,把程秋菊送到了宜宾的四川省第四监狱。

办理入监登记时程秋菊把高伦山填成了丈夫。

不久后高伦山又去了宜宾,通过关系见了狱政科长,跟程秋菊见了一小时面后匆匆赶回绵阳。

他以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情,却不知道自己正在成为一场惊天舞弊案中最关键的一环。

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他深爱的女人,从一开始就在利用他。

看守所的生活跟程秋菊想象的不太一样。

没有打骂,没有虐待,就是每天按时起床吃饭睡觉,偶尔被叫出去审讯。

但她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这是一种喘息的机会——她在看守所里观察每一个人,评估每一个人的价值。

她发现高伦山虽然是个警察,但性格软弱、容易感情用事,是个可以被操控的对象。

而她自己的外貌和口才,正是打开这个对象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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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狱里的暗流

程秋菊进了监狱才38天就开始盘算怎么出去了。

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承认自己是对高伦山将计就计,利用他的感情来达到脱困的目的。

她在信里写得清清楚楚:高伦山这个人好骗,只要稍微示好他就什么都愿意做。

她要把这个傻瓜当成自己逃出去的梯子。

这封信后来成了检察机关取证的重要物证,也彻底揭开了程秋菊伪善的面具。

高伦山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他再次前往监狱,通过关系见到了狱政科长,接着以丈夫的名义写下担保书,提出让程秋菊去厦门考察合资项目。

担保书上写得言之凿凿:程秋菊外出是为了公司业务发展,如有闪失由高伦山承担全部责任。

监狱的负责人冷代发看了担保书,又架不住程秋菊一方的软磨硬泡,居然批准了请求。

冷代发这个人平时就喜欢收人好处,程母之前已经通过关系给他送了不少礼,他早就跟程秋菊这边穿了一条裤子。

程秋菊出了监狱大门直奔厦门。

到了厦门之后她贪恋上了外面的自由,不想回监狱了。

她指使高伦山找人帮忙,谎称自己得了子宫肌瘤大出血,急需手术。

高伦山真找了个医院医生配合演戏,那个医生也许是看在高伦山警察身份的面子上,也许是收了钱,总之很配合地开了一张子宫肌瘤大出血需紧急手术的诊断书。

医院里的一切配合得天衣无缝,连护士都配合着演了戏。

冷代发第二天赶到病房,看见程秋菊躺在病床上输液,信以为真,大笔一挥批了七天假期。

程母守在旁边,死死捂住程秋菊的嘴才没让她笑出声来。

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所有人都以为这个被判死缓的女人即将重获自由,继续她逍遥法外的日子。

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程秋菊以为自己已经全身而退的时候,一张更大的网正在悄然向她收拢。

冷代发批准假条的那一刻,他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下怎样严重的罪行。

作为一个监狱负责人,他本应该严格执行死缓犯的管理规定,任何外出请求都必须经过层层审批。

但他被利益蒙蔽了双眼,被程母的金钱和高伦山的诚意所迷惑,一步步放弃了原则和底线。

他也许想过事情会败露,但侥幸心理让他选择了相信不会那么巧。

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最终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高伦山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并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爱情美梦里,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去监狱看望程秋菊,或者接到她的电话。

他甚至在同事面前毫不掩饰地对程秋菊表示好感,说等她出去后要给她一个盛大的婚礼。

同事们听了虽然觉得奇怪,但没有人想到一个死缓犯和管教干警之间的感情会牵扯出这么大的案子。

高伦山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只是恋爱中的人的正常表现,谁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绵阳是一座典型的四川小城,生活节奏慢,人们闲暇时间多,街谈巷议成了人们消遣的主要方式。

程秋菊脱逃的消息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有人在茶馆里拍着桌子议论,有人在单位办公室里窃窃私语,甚至有人专门跑到监狱门口打听消息。

而真正让这件事从地方新闻升级为全国焦点的,是一道来自北京的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而程秋菊在监狱里则一直在冷静地策划着自己的脱身方案。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死缓两年后就要执行死刑,她必须在那之前找到出路。

高伦山虽然是她计划中的关键棋子,但她也知道这个棋子随时可能被对方察觉并利用。

她一直在为自己准备后路,通过高伦山的关系联系监狱系统内部的其他人员,试图编织一张更牢固的保护网。

程秋菊在监狱里的日子看似平静,实际上内心一直在翻江倒海。

她每天都在计算自己的时间——死缓两年,也就是说她还有大半年可以自由行动的时间。

她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

高伦山是她手中最好用的一张牌,但她也知道这张牌不能一直用下去,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扔掉,同时准备好下一张牌。

她开始暗中联系监狱系统外的其他人员,试图建立一条更可靠的脱逃通道。

而当程秋菊拿着那张写着子宫肌瘤大出血的假诊断书、大摇大摆走出病房大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几天之后,当监狱长推开空荡荡的病床时,床上只剩下一杯还没喝完的冷水和一张折好的假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