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发展的精华。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跃升，都铭刻着对“发展”命题的深刻求索。从古希腊城邦对城邦繁荣的辩论，到东方诸子百家对治世之道的探索；从工业革命时期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对效率的推崇，到21世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公平与生态的再定义——发展的命题如同一面棱镜，折射着不同文明的智慧之光，也映照出每个时代的困境与突围。今天的中国，正站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脱贫攻坚创造人类减贫奇迹，但内需动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生态承载力逐渐逼近阈值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全球化浪潮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却以“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战略展现出主动塑造国际秩序的大国担当。这一系列矛盾与突破，既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现实写照，也呼唤着一套既能扎根历史，又能引领未来的新发展战略与理论体系的诞生。
本书的思考，始于对两个维度的深刻观照。一方面，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实践智慧，为当代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渐进改良观、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整体论、法家“变法图强”的制度革新精神、墨家“兼爱尚同”的平等理念，这些思想并非尘封的古董，而是以隐秘的方式流淌在现代治理的逻辑中。黄老之术主张的“无为而治”与制度理性的动态平衡，与今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不谋而合；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理论重构，则暗示着文明交融对发展范式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化历程，始终遵循着“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规律。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到“科学发展观”对“以人为本”的价值重塑，再到“新发展理念”对发展动力、方式、路径的系统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在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这种对话的深刻性在于：共同富裕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也激活了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双循环”战略既体现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系统思维，又暗合了传统治理智慧中“内外兼修”的哲学精髓。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本质上是一场厚积薄发的范式革命。它既不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简单修补，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机械模仿，而是在多重维度上实现的创造性超越。在价值坐标层面，它突破了“GDP至上”的单一评价体系，将共享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回归——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发展的成果正以更公平的方式惠及全体人民。在动力机制层面，它摆脱了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重构全要素生产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打破GPS垄断，特高压输电技术领跑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突破50万亿元——这些突破标志着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策源地”转型。在系统思维层面，它通过协调发展破解城乡、区域、物质与精神的多维失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塑北方经济版图，长三角一体化探索制度型开放的“压力测试”，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全球科创高地——这些实践都在诠释着“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纵深。
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是由“阶段—理念—格局”三者构成的动态系统。这一战略体系的形成具有清晰的实践脉络与政策演进逻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年10月）首次系统阐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发展方式变革确立了价值坐标；党的十九大（2017年10月）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为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奠定基础，这一判断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10月）进一步深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而新发展格局的构想则萌芽于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2020年4月）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探讨，最终在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上升为国家战略。2021年4月30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该文首次将三者作为有机整体予以系统阐释——新发展阶段标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历史方位，新发展理念提供破解发展难题的行动指南，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路径选择，三者共同构成“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发展的核心框架。从矛盾论视角观察，当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城镇化率跨过65%的门槛，这些量变积累正在催生质变的临界点，但“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关键领域“卡脖子”的技术瓶颈、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不足等问题，也构成了必须跨越的“惊险一跃”。新发展理念作为方法论内核，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维度重构发展逻辑：当“双碳”目标倒逼能源结构转型，当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升级，当海南自贸港探索“‘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型开放，这些实践都在演绎着理念落地的现实路径。而新发展格局作为系统辩证法的体现，通过“以内促外、内外联动”重塑经济循环体系——国内大循环强调以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为基础，发挥需求牵引作用，以新型城镇化激发消费升级；国际循环则依托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塑。两者的良性互动正在书写“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大国发展新范式。
然而，任何理论的生命力都源于对现实挑战的回应能力。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三重“张力”：其一，内需扩容与消费升级的“非对称性矛盾”——既有数亿人日均消费较低的基本国情，也有部分人群对奢侈品需求高增长的消费分化；其二，技术自主与全球分工的“二元悖论”——既要突破芯片、高端机床等领域的技术封锁，又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保持开放创新；其三，安全诉求与发展冲动的“动态平衡”——既要维护粮食、能源、数据等领域的战略安全，又要避免陷入封闭僵化的“自循环陷阱”。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更深刻的理论创新。在科技创新领域，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兼顾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在区域协调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平衡“标准化”与“特色化”的诉求？在开放维度上，制度型开放如何突破“规则接受者”的被动角色？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中寻找方法论钥匙，也需要从传统治理智慧中汲取灵感——正如“儒法互补”思想启示我们采用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道法自然”哲学指引着发展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本书的写作，正是试图在历史长河与时代潮流的激荡中，构建一套兼具解释力与前瞻性的新时代发展战略框架。全书以发展为核心主题，以“问题溯源—理论融合—实践突围”为脉络，既回溯中国传统发展观的多元基因，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化演进，也剖析新发展战略对传统范式的多重超越；既在“阶段—理念—格局”的互动中揭示理论体系的系统逻辑，也在挑战与机遇的辩证分析中探索实践路径。当我们讨论“双循环”战略时，既看到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的系统分析，也注意到《盐铁论》中“本末之辩”对实体经济根基的强调；当我们分析“共同富裕”实践时，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也延续着《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的构想。这种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不仅赋予新发展战略以深厚的文化主体性，更能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为人类文明贡献富有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站在历史的维度眺望，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线性叙事。从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的文明交融，到郑和下西洋的和平远征；从近代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每一次重大转折都伴随着发展范式的革新。今天，当新发展理念指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新发展格局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秩序，这场静水深流的变革正在书写新的文明篇章。它或许没有疾风骤雨式的颠覆性剧变，却在制度创新的点滴积累中孕育着质变；它不追求霸权更迭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合作共赢中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正如长江黄河奔涌向东的轨迹——虽有九曲回环，但终将浩荡入海——中国的发展之路，也必将在新时代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冲破险滩暗礁，抵达民族复兴的辽阔海域。
[选自《强国建设：国家发展战略的演进逻辑》（上海远东出版社2026年9月出版）]
（来源：上海远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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