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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滨口龙介导演于第64届纽约电影节的阿莫斯·沃格尔讲座(Amos Vogel)中讲演的正文译稿,基于增渕爱子的现场口译翻译而来。

滨口龙介在讲演中邀请观众们感受自己身为影迷的那份对于“偶然”的“专注”,并带领大家反复观看小津安二郎和罗伯特·布列松的电影镜头。

为让读者们更切身地感受讲演情景、理解其内容,译者在相应部分附上电影截图和说明;但正如滨口导演所说,这些镜头的精妙之处难以通过言语传达,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回到完整影像进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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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翻译&编辑:赵天宇

排版:王南昭

责编:刘小黛

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讲座,感谢丹尼斯·林的邀请。

或许大家都期望着我在这里聊聊自己的电影创作。但我更想谈谈某些更为根本的、构成了我的创作前提的事情。在成为导演之前,我首先是一名真正的影迷。今天,我想请各位像观看一场表演一样,看一看我是如何观看电影的。我希望大家能借此想象,一个这样看电影的人,又是如何在拍摄现场观察眼前的事物,并最终完成影片创作的。

如果要给今天的讲座定一个标题的话,我想大概可以叫做“看不见的镜头”(The Invisible Shot),或者“偶然与专注”(Coincidence and Attention)。

这样开场或许有些突兀,但我想先请大家观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名作里有太多精彩的场景,我相信在座各位肯定都对其有所了解。但我想先问问大家,你们还记得下面这个镜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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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觉得如何?

画面中的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在交谈后转身出画。他们就这样从银幕中消失了,仅此而已。

然而,这个镜头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三人在同一瞬间消失在画面中。两位女性的身影消失在房屋结构所构成的画框之中;男人的影子稍有迟疑地残留片刻,但这个镜头也迅速随着影子的消失而终止。这就是这个镜头的全部内容。

我之所以向大家展示这个镜头,是因为在我第一次(实际上不仅是第一次时如此,因为《东京物语》我看了不下10次)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直到最近,我才第一次留意这个镜头,此前我一直对它毫无印象:我从未注意到这个“所有人同时消失”的瞬间。

为了照顾那些可能和我一样忽略了它的观众,我们再看一遍,来确认一下人物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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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影子停留在画面之中,而三人的身体同时消失

在这里,影片的主要角色,即一对年迈夫妻的几个孩子,他们朝同一个方向移动并同时消失在镜头中。这就是这个镜头:他们朝着完全一致的方向运动,随后又同时消失。但在其中存在着某些细微的差异。

根据对白来看,长男与长女要去向一楼的不同空间,他们的移动发生在水平方向;而原节子所饰演的二儿媳和寡妇纪子,则是要走上楼梯去到二楼问候公婆,也就是去到我们的视线之外。在影片中,这种“留在一楼”还是“登上二楼”的区别,演变为角色们对待年迈父母的态度上的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影片的故事开始之前,这个镜头,以及与之相连的下一个镜头,已经按照精神上的亲疏关系,对向同一方向运动的三个孩子进行“过滤”(filtering)。

如前所述,一旦意识到这点,就能看出这个镜头的不同寻常之处。但我此前却一直对它熟视无睹。我想,在小津的电影里,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我的确看到了某个画面,但它却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然而,这个同时消失的瞬间所具有的电影强度非同寻常;如果他们在不同时刻消失,带来的效果则会完全不同。无论强弱如何,这个镜头都带给我们一种“震惊”(shock);这个微弱的颤动促使感知到它的观众们以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方式调动自己的感知力。

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一幕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在彼此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三人同时同向消失在阴影之中。如果你看到了这一幕,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许你会觉得,“这真是个有趣的巧合”;身处我们这个时代之中,你甚至可能懊悔没有用手机拍下这一幕。如果我们真的注意到这一幕,即便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我们也可能会兴奋地与他人分享这一场景,并一致同意道:“嗯,这确实挺有意思。”

而小津所做的,则正是将此一场景重构为虚构;换言之,“对偶然的重构”(a reconstruction of coincidence)。我找到一段小津当年发表在某本摄影杂志上的访谈,或许能为我们理解这个镜头提供线索:

“随身带着相机散步时,我总是忍不住想,‘我能找到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于是,我的目光会去关注各种细节;而它们甚至能直接成为电影画面。比如透过桑树林望见的筑波山,桑树枝上挂着一只孩子的红手套。这些或许只是平淡无奇的俳句意象(甚至算是某种陈词滥调),但若不是亲眼见证,我们很难凭空想象出这些画面。我觉得这十分有趣。当这种时刻不断累积,我们的观察力就会不断深入,我们的双眼也对现实更加敏锐。这对拍电影大有帮助。”

小津在此谈论的,是一种对特定视点(perspective)的发现。从某个特定视点出发,前景与远景彼此相连,而不再只是孤立的存在,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承载某些意义的情绪性图景(emotional landscape)。当你用相机拍摄下这个画面时,画框就会将山峦、枯枝与红手套这套“事物的偶然串联”(the coincidental chain of objects)进行视觉上的强调。

可以认为,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偏移,小津从这个在漫步中偶遇的视点中所感受到的兴致就将消失。“一丝一毫也不能偏移”,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正是在这一瞬间,包括小津自身的视点在内的万事万物偶然地对齐(aligning),如同各个行星排列成线。

小津所关注的,正是对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daily lived coincidences)的重构。然而,这绝不是简单地复制日常生活情景;他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接下来,我们来看小津紧随《东京物语》之后的作品,《早春》中的一个场面。

如果说《东京物语》中的每一个镜头都精雕细琢,描绘了一个庞大家族的解体;那么《早春》的主题则还要更加“日常”,它所关注的是一对年轻夫妇的倦怠感。在这场戏中,怀疑丈夫不忠的妻子前去母亲的关东煮店向她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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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刚刚看到了什么?

在镜头的最后,摄影机架在T字路口的纵向底端,而巷子里的行人交错往来。这是极其典型的小津式转场构图,其中的人物运动与我们刚才探讨的“一齐消失”暗暗呼应。但我们要讨论的核心其实是另一个镜头。让我们再看一次那个片段,这一次请忽略前景的两位主角,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后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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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观看中,滨口导演保留了更长的镜头(图1),而此后的观看集中于图2所属的15秒镜头上(约开始于原片的1:18:00处)

感觉如何?

我希望有人看到不寻常之处。前景是母亲与摇着团扇的女儿,而后景发生的调度极其复杂。后景群演最显眼的动作其实是纵深方向的穿行,我在这里只试着用语言梳理一下左右横向的运动:一开始,画面整体是从左往右流动;但随后,中景左侧的小店走出一名路人,他随即又折返回去。换言之,随着这个完成折返动作的人物的出现,画面深处的人流转变为由右向左移动。同样,当中景中的人物从右侧店铺走出并折回时,这又启动了一个向右的运动。最终,路人的流动与母亲的运动相契合,二者都朝向女儿移动。换言之,路人的移动和母亲一同流动向画面的右侧。

以上仅仅是对左右移动的分析,事实上画面中还交织着纵向的起伏,不同人物在画面不同景深层上同时、同向行动以强化动势,或是通过动作的逆向交错制造银幕张力。

可能有人会怀疑,“真的是这样吗?”。

让我们再单独看一遍这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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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景中,左前方人物的消失和右后方人物的出现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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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目光和最后方人物的运动同时流向女儿的方向

在某个人物消失的同时,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出现;银幕中的同向运动在不同层次同步发生。由于用言语来表述画面中的所有动作太过困难,我就先描述到这里。不过,之后还会让大家再看一遍这个镜头,请大家放心。

这个镜头只有15秒,却包含了11名群演与2名主演,总共13个人物出现在画面中。为了让大家更具体地感受一下这个镜头的不同寻常之处,让我们让想象力延伸到片场当中。

虽然我们的才华以及所处的时代都和小津有很大的差异,但我还是想凭借我自己作为导演的经验来想象:这场戏有2分48秒,共设置了19个镜头、7个机位。顺便说一句,每调整一次机位与布光,至少耗费20分钟,如果需要进行大范围调整则需要超过1小时的时间。按照八小时工时来计算,在7个不同的机位进行拍摄,虽然不能说太多,但也绝不算少。按我作为导演的经验来说,制片人会要求导演在一天之内拍完这个镜头。但按照当时的资料记载,小津有76天的时间来拍摄《东京物语》,《早春》则甚至还要多出一个月,拍摄周期接近100天。(作为对比,《驾驶我的车》和《突如其来》的拍摄周期都只有45天左右。)

《早春》全片共144分钟,简单地做一个除法,小津平均每天只需要拍出1分半钟的可用素材。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小津用了2天的时间来拍摄这场3分钟的戏。而第一天的拍摄可以停在男顾客离店的时刻。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意识到,如果有这样的时间充裕度,或许设计如此精密的调度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是我来拍这15秒,我会选择把它排在早上的第一场戏,让群演早上9点到场,比主演提前2小时。(我不想让演员们看到我当着他们的面花太长的时间调整群演的走位,让他们觉得似乎“导演不关心我”。虽然小津应该不在乎这件事,但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所以就算2小时吧)。我会在群演换装时先定好画框,因为只有设定好画框才能决定动线的设计。关键在于,人物进出画框的节奏必须从摄影机的视角来设计,因此导演必须和摄影机的视觉相融合,才能思考场面调度——我们的确可以找到材料证实,小津是站在取景器前进行指导的。接下来,导演会让副导演传达运动的指示。

当画框确定好,我们就可以安排和指导群演。在这部电影中,巷子中的店铺起到了舞台侧幕的功能,群演在侧幕候场、在特定的时刻逐个进出。大概的运动就是这样。像我之前所说,这里有11名群演;如果他们同时行动,场面必然会失控,因此需要其中的两人始终保持在画面中的固定位置,其余则分成三人一组,安排助理导演执导每组的动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同时向11个人发出指令,所以我会要求每位群演观察视线范围内的其他人,在他们看到某个特定动作时行动;或者,我可能要求他们在行动前倒计时。如果他们无法看见任何人或动作,我会要求助理导演传达指令。就这样,我开始渐次建立一个信号网络。

我需要让所有人清楚自己的指令;在此基础上,我会要求他们逐个、或者按次序行动,而我会非常仔细地进行观察。一开始,我会尽可能地简化所有运动,例如控制运动的方向或者时机完全一致。但是,所有人朝同一方向运动,这一眼就能看出是人为设计的,所以我会加入更多变化:可能会让某些“太同步”的部分看起来更“日常”一些,或者是通过延迟、反转运动来创造节奏感。

当我对所有运动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想法后,我会让剧组成员充当主演的替身,按照对白来计算其动作时长。完成这一步之后,我会让化好妆的主演们进入拍摄现场。我估计到这里大概需要两小时的时间。在和主演们对戏时,我会让助理导演们和后景的群演们继续排练。

当前景中主演们的动作大致确定下来之后,我会开始计算她们的动作与如何与群演相对接,一点点地调整,直到前景与后景完全契合。尤其是女儿的团扇停下的那一刻,后景中的横向运动必须同步停止;同理,母亲在最后向右转头的瞬间,后景人物也要同时出现。为了强调这个动作,我甚至可能反转群演此前的运动。等到这一切都准备妥当,我们才正式开拍。

既然已经排练了这么久,或许我们不需要拍摄太多条。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表演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甚至是其中任何一人呼吸的细微错位都会导致全盘脱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只能反复重拍,直到所有人呼吸达到共振的那个瞬间在不经意间降临,一条OK镜头才能诞生。但愿我们能在12点之前完成,再在午休后处理特写镜头。

感谢大家和我一起完成这场想象之旅。这就是我的想象:用3小时的时间完成15秒钟点镜头。我想强调的是,光是做好所有的调度笔记,我就需要1小时以上的时间;而拍摄则至少需要整整3小时。我确信小津作出决定的速度要比我快得多,但即便是他在场,我也可以肯定并非现场的所有人都能按照他的想法执行动作。在拍摄现场,总是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进行尝试、试错和细微调整。也正因此,这个镜头实际上凝聚了发生片场中的海量劳动。

但是,问题来了:小津如此大费周折地拍摄这个镜头的用意是什么?我想,这绝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所以,让我们关掉字幕再看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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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截图处在整个镜头的中间位置,可以看出,并非群演的所有运动都和主演的动作同步(如此处,母亲的视线向右转过片刻,但此时后景的人物在从右向左运动),但后景的人物流动自然地与整个镜头的运动趋势相契合。

运动需要能量才能实现。因此,当人们在他人消失的时刻出现,我们可以感受到画面中的能量被传递和分享。各个角色不再孤立存在,而能量在角色间传递,这个能量漩涡占据了画面的前后景,甚至忽视了角色之间的等级秩序。

用更平实的话说,这个镜头所生动展现的无非是酒馆街区的日常。这一“日常”与女儿因丈夫的外遇而起的怒气全然无关,而是毫不停息地继续运动。然而,即便二者在情感层面完全无关,它们的运动却相互契合——显然,团扇从左向右的运动是女儿怒气的视觉化表达,小津通过电影将其具像化。

正如此前筑波山、树枝和红手套的例子一样,小津在画框内将人们的运动、动作与情绪编织为一体。我们所见证的正是这样一个瞬间。之前,我用到了“行星排列成线”这个说法,而当我们接收到这一整套运动时,即便这个镜头所描绘的不过是最琐碎的日常,我们也能从中感受到如宇宙一般的辽阔感。

显然,这并非小津所重构的唯一一处“偶然”——特别在他的晚期作品中,观众们可以发现无数例证。对洞察力超出常人的小津而言,相比于外界的现实世界,没有演员和布光的摄影棚不过是一个脆弱的空壳;而他的使命正是在这个空间中让这个世界得以重现。

不必多说,这建立在排演中的各种尝试、错误,以及无数条失败的拍摄之上。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镜头之外,还有无数种与之相异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偶然真的存在,它便成为一个绝无可能复制的、独属于这个特定时空的标记。

这些瞬间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原因在于,“偶然”如同水晶一般,当你向其中窥视时,它们会向你展现出这一“偶然”并不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小津的工作则是采下自然所孕育的水晶,用他的双手将其重新创造,再将其呈现给观众。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个独一无二的瞬间同时呈现出“偶然”之外的所有可能性,这种对“偶然”的重构才更接近对世界自身的逼近。然而,为实现这一点所要付出的努力是我无法想象的。

虽然世界由这些“偶然”所充盈,我们却总是因为注意力的涣散而屡屡错失。小津则将这些“偶然”——我们所称的“水晶”——用胶片所记录下来,似乎也正是在提醒我们,日常生活是由多少这样未被察觉的奇迹所构成。这也将他那些关注日常细微瞬间的镜头下的平淡、卑微的生活转化为具有如此强度的电影。

在第一次观看《早春》时,我们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两位主演身上,而忽视了这个被精心重构的“偶然”。但我选择这个镜头的原因正在于,我认为小津所重构的也正是我们“未曾注意到’偶然’”的这一经验。我们未曾注意到这个镜头背后所付出的心血。小津似乎有意将这一“偶然”隐藏在两位主演的身后,只有足够的专注才能将其捕获。我们可以说,小津的影片中所隐藏着的诸多“偶然”正等待着我们专注的目光去发现。

我必须坦白,那个曾经屡屡错失“偶然”的观众正是我自己。感谢指导《突如其来》中的工作坊和剧场片段的舞蹈家、编舞家砂连尾理(Jareo Osamu)先生,他向我一条条指出了这些“偶然”,我才学会了用双眼捕捉这些瞬间。小津通过他非凡的观察力重构了这些“偶然”;并且,即便它们是被重新构建的,这个瞬间也只能在“偶然”那极其细微的最终一击之下实现。在第二片场,他必须借助强大的专注力去发现这些微小的“偶然”。因此,本质上极其微弱的“偶然”只能通过强化我们的注意力来感知。

现在,带着这个视角,让我们努力捕捉接下来这部影片中的“偶然”。请各位观看罗伯特·布列松导演的《圣女贞德的审判》开场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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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家会疑惑:这里的“偶然”体现在哪里呢?

从根本上说,这个镜头非常简单,仅仅由弗洛朗丝·德莱饰演的贞德与审问她的主教的对切镜头组成。和小津的电影不同,这里我们找不到那样复杂的群像调度。但我想请大家注意其中的一个运动:女主角的目光运动。她在说出第一句台词之前抬起双眼,又总是在说完台词垂下目光。整个镜头都在机械地重复这组动作。唯一的例外出现在结尾处,当她起身离开时,仿佛她站起身来的动作取代了抬眼;而在她说完台词后,她没有再垂下双眼,而是直接转身离场。

就这场戏而言,德莱的标志性动作就是在对话中抬起又低下双眼,这个模式不断重复。这种抬起又低下双眼的动作,毫无疑问是布列松的执导的直接结果。不过,正如布列松拒绝将演员称作“表演者”而是称其为“模特”,他也不将自己的执导称作“导演”,而称自己“提供台词、描述动作”,并通过朗读的方式来指导台词的演绎。他提出,这种将一切音节等同化的朗读训练,是为了抹除一切意图和个人效果,同时也意味着抹平音调、剥离一切表演意图。看好台词、抬起眼、说出你记下的内容,我想这种规律性的动作对这个场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那么,这种被严格控制的动作或许非常符合大家对布列松的一般印象,“电影书写的作者”(the maker of the cinematograph)。他厌恶演员的意图及其个人表达。因此,或许很多人会此解读为:德莱不带任何情感表达地表演,几乎像个机器人。抬起和低下双眼的动作似乎就是明证:这与“偶然”毫不沾边。

然而,情况的确在逐渐发生变化。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乐意向大家一步步展示这种变化的过程,但在这里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影片中发现了。我只向大家展示变化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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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是审讯继续推进、转移至贞德的单人囚室后的场景。我想,很多人刚刚都在关注她双眼的运动。她依然在说话时抬眼,说完后低下双眼,这一点没有变。但是,她抬眼的时机开始发生变化(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还有两次观看机会)。

现在我们会看到,在说出前半段台词的过程中,她依然深深低着头,直到后半段才抬起双眼。她抬眼的时机变得更加飘忽不定。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设想一下在现实中与他人四目相对的情景:与他人视线的交汇意味着精神的交流,我们似乎感觉他人和我们自己的双眼会反映出某种心理状态。因此,当我们的目光相互锁定,这意味着一种与对方的交换正在发生;而当我们不愿意与对方有心理交流时,我们常常会移开将视线移开。

当贞德低头的时间变长,这就意味着他们目光交汇的时间变短。换言之,她正在试图阻断来自主教的精神审问;与此同时,她正在受到另一种东西的影响——那是什么?首先,是她熟记于心的台词。在目光低垂时,她更深入而直接地与脑海中的台词相接触。在将它们说出口之前,她有更长时间感受其中的内涵。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之所以如此确信,是因为我听到了她的声音。然而,这是我在全神贯注于她的目光之时偶然注意到的。我想请大家再看一遍;这是我们最后一遍带字幕观看,请大家抓紧机会确认台词和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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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遍大家的感受如何?

其实,我所能做的也只是抛出这个问题而已:大家难道没有感受到贞德-德莱的那种状态吗?各位能感受到她的身体内所发生的剧变正在奔涌而出吗?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认为这首先体现在她的声音当中。

她在审讯者们面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拒斥姿态,而这是通过她声音中的强硬所体现出来。不过,我们也能发现更柔和的瞬间:例如,当她说出“mon âme”(我的灵魂)、“clarté”(光)这几个词,和在她谈到天使降临时,她的声音变得柔和——我们甚至能从她的声音中察觉出一丝狂喜(ecstasy),或是一种断裂感。或乃至直面她自身的灵魂。

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她的声音在这些瞬间带上更深的气息,她更专注于想象天使的降临,而不是面对审讯者做出更强硬的防御姿态。这就是为什么她身体的紧张感略有放松,而她的声音变得柔和,如同一丝气息从中逸出。那些听见了这种声音变化的观众也会察觉到,贞德身体状态的变化也显示出她正在想象天使的降临。

因此,在这一瞬间,贞德和德莱的差异也消失了。可能有人会想,此前我一直在谈论视觉感知,现在却将话题转移到了听觉感知。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准确。这是因为,我的听觉正是被我的听觉感知——对她的目光的专注——所激活。自从我在影片的开头注意到了她目光的上下移动,我就开始关注它们的相互转换(transition);而我也因此才发现,她的目光逐渐偏移了预先规定好的运动。她并不是被规则所束缚,而是愈加自由地和文本自身进行交流。只有认为自己做好充分准备之后,她才会开口将话语传达给接收者——直到这时,她才会抬起双眼。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圣女贞德的审判》中的“模特”与我此前所看到的单调乏味完全不同:影片中存在着明显的变化。影片的摇摆起伏正是由这些精巧的变化所维系;它们是如此精巧,以至于超出了意识的控制。此处诞生的并不是弗洛伦丝的表达(expression),而是她对文本的反应的呈现(manifestation of reaction)、她的内在的流溢(overflow)。

我刚刚说,她在低头时是在与脑海中的台词交流;但事实上,在这些瞬间,她首先是在与她自己遭遇。她对文本的反映所揭示出的,是弗洛伦丝·德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声音揭示出的“弗洛伦丝·德莱”,是一位以其敏锐感知力而为人所熟知的作家(而非演员),是她的感知力与圣女贞德的话语之间的一场偶然相遇。

此时此刻,德莱用她的整个身体感受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应充满恶意的审问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因此,一种意图之外的断裂感潜藏在她回应的声音之中。在这一时刻,在反复朗读中将贞德的话语融入自身的德莱,通过全身心地体会说出这些话语究竟意味着什么,最终在她说出它们的瞬间被其深深触动。我们在此所见证的,也正是这具身体在与这些话语的相遇中“被深深触动”的震动自身。而同样,这是一次“偶然”,是这处时空之独特性的印迹。

影片中贞德的台词来自真实的历史审判记录,换言之,它们被认为是贞德曾经的真实反应,而布列松则对其进行编辑整理。令人惊叹的是,19岁的贞德(我们可以推测她从未受过正式教育)在大人们的包围和盘问之下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破绽。将其理解为她的冷静和聪慧,还是她与上帝相遇的结果,每个人会给出各自的解读。但我想补充的是,接收到上帝之话语的贞德,与接收到布列松所改编之台词的德莱,两人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让我们去掉字幕,再看最后一次。请大家仔细注视她的双眼,倾听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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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将这个场景称作影片的“巅峰”。但事实上,这个场景是如此精巧,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称作一次“偶然”。不过,如果我们足够专注,我们还是能听到声音中的波动,也会由此而注意到她面部表达中的微小变化。

我察觉到这个波动的瞬间,也正是我对布列松作品的观感彻底转变的瞬间——我想,布列松眼中的世界就是这样吧。在这个瞬间降临时,《圣女贞德的审判》我已经看了不下10次;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遍遍观看这部在某种意义上“平淡乏味”的影片的原因吧。

布列松曾经说过,他在这里刻画的是圣女贞德的“灵魂”;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前,这句话在我听来总有夸大之嫌,但我现在知道它完全属实。我能从德莱的声音中感觉到,她深入内脏和心灵的内在状态都流向我的体内,而这种持续的变化是如此生动、鲜活。当你仔细聆听她声音中的起伏时便会意识到,那里不存在任何的单调可言。此处感受到的震动,来自于德莱的内在变化,也来自于我们的专注。

一旦你适应了它,就不再需要“相信”它,也不再需要追问它是否真实、是否发生。因为她的反应实实在在地就在那里:狂喜的迹象,一点点的优越感、愤怒、敌意或恐惧 ,它们并不是弗洛伦丝对贞德的话语的智性理解,而是一种更具身的感知力的体现。这让我认为,德莱完全不输于雷内·法尔科内蒂在德莱叶的《圣女贞德受难记》中的表现。

自从有了这次体验,我便对布列松的这段话深信不疑:“唯有彻底剥除一切模仿的痕迹,摄影机才能穿透人们的面容。影片中的电影书写(cinematography)是由肉眼所见的内在运动构成的。”

在《圣女贞德的审判》中,摄影机的确捕捉到了从弗洛伦丝身体深处涌现出的反应,这种肉眼可见的内在运动。正如我们所见,这一点最清晰地体现在声音之中。这也与布列松的观点相一致:“声音是解读和理解一个人的最佳途径。”电影书写中的“模特”所承载的情感运动与“单调乏味”相去甚远。

总结来说,不论是小津还是布列松,他们捕捉细微“偶然”的执导能力都建立在非同寻常的专注之上。之所以需要这样的专注力,是因为摄影机对细节的强大记录能力。它所能记录的细节数量远远超出人类的感知力(sensibility)和敏感性(sensitivity)。为了与之相抗衡,导演必须将其专注力提升到极致。

而这种注意力也会重组我们的感知力:视觉会激活听觉,而听觉会反过来为视觉提供新的讯息。在我们观看《圣女贞德的审判》时,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这一点。当然,这也会改变我们对空间的感知,并反过来影响我们对时间、甚至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理解。强化后的注意力会开启感知事物的新能力。

这也让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前的方式理解世界。当多种感官相连通,我们的感受会传递到身体更深、更精细的部位,这也需要更长的时间。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说:这就是快感。正是因为这种快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传递到身体的更深处,它才凭借其缓慢生效的特性成为更深层次的快感。然而,也正是这种快感正在逐渐遭到遗忘:因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注意力和专注度不断被碎片化的时代。

我确信,在德莱说出贞德的话语时,在她周身流淌着的正是这种深层的快感——正全身观看着的布列松也同样感受到了它。当小津注视着无数“偶然”发生和重构之时,他一定也有着相同的感受。我对此确信无疑。这一切的核心就是专注。

无论是在片场重构“偶然”,还是在它们发生的瞬间将其捕获,对电影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专注。而对于观众来说,如果想看到他们之所见,就必须带上相同强度的专注力。不过,观众们处在相当不利的位置上:如果耗时3小时精心打磨出的产物在15秒之内便在眼前一闪而过,即便我们全神贯注,也不可能一次性全部把握。这时候,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观看。

小津和布列松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拍摄,但对于我们观众来说,我们在未来拥有无限的时间。时间,以及我们称为“电影院”的场所,都站在我们这边。特别在今日的时代,没有哪里比电影院更能帮助我们以更高的专注力去观看和倾听。

我要补充的是,请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在把这些话语当作义务、强加于人。说到底,我只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想要邀请所有人和我一同感受这种更深层的快感——这也是我在片场中所追求的。我想以此作为这次讲座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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