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来历不明的种子
在密不透风的瓶子里
每一次听到参天大树的传说
都备感亲切
——题记
目 录
1.上海，上海
2.执拗的低音
3.香樟树
4.流浪儿童
5.因为你是猪啊
6.看山不是山
7.母校也宽阔
8.漫长的余声
文|周大江，作者授权发布
01
上海，上海
1989年，从遵义到上海只有一趟过路车，始发于重庆，只售站票。
列车穿过一条又一条隧道直奔远方，仿佛穿过一层又一层蒙昧的叠嶂。隧道的尽头，总会迎来光。前方如此新鲜，又如此明亮。
这是第一次出远门，此前即便离家仅20公里的遵义市区，也难免心生局促、忐忑，甚至隐隐的惶恐。在村里人眼中，这一次壮丽的远行，预示着梦幻般的前程；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可以远离饥饿、闭塞、鸡零狗碎的家长里短，以及冬去春来的一成不变。故土的青山绿水间，既有田园也有牧歌，于我却形同枷锁，因此填报志愿时只有一个执念，走得越远越好。至于什么叫财经，什么叫国际金融，则全无概念，也不想深究。老师让我怎么填就怎么填，反正是所大学就行。
车内摩肩接踵，数味交织。站了三十多个小时，一直到鹰潭站才有机会落座。双脚肿胀难忍，内心的昂扬却不减分毫。那个年代，那个地方，考上大学跟范进中举差不多。启程那一刻，就像潜水太久终于探出了头。
对座的上海姐姐梳妆很精致，是“三线建设”的工厂子弟，此番回沪去完婚。回归上海是两代人的梦。她在热切地回归，我在兴奋地远离。她跟我讲了许多上海人和上海事，大意是不必担心其排外，与我此前的零星风闻大相径庭。时间很快会兑现她的预言。
上海的公交车很拥挤，也很便宜。无轨电车随处可见，起步票4分钱，全程票价最多1毛2分，大概花5毛钱便可兜遍全城。不过几个月后，起步票就涨到了2毛。我此前没坐过城市公交车。有一次随施京辉（上海籍）往返国定路本部，二人分别从车头车尾挤上去，彼此相距甚远。回来之后，我兴奋地说，你们上海真好啊，坐车都不要钱。他笑答，什么啊，老子给你买过了。这才发现原来往返都是他给我买的车票。他说，在上海，上车后一定要主动买票，否则若被查到，就会罚款两元。我暗惊，从此学会上车买票。这是到上海之后，我养成的第一个习惯。
开学不久，给老师写信，惊叹这里“每层楼都有厕所，每间厕所都没有异味。”我的中学母校，师生两三千人共用一间厕所，数十个蹲位浩荡排开，每天晨起便人流络绎，特色“嗯”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老师们的家里也都没有卫生间。这是到上海之后，我领受的第一场震撼。
宿舍楼一层的宿管室里，摆着公用的分机电话。宿管师傅教会了我。他大约六七十岁，既矮且瘦，普通话里有极浓的上海口音，比如叫我“走嗒刚”。他脸上总挂着笑容，对谁都很和善，只要你愿意跟他聊天，聊多久他都开心。这是到上海之后，我学会的第一项技能。
前些年，学校本部便迁到了国定路777号，简称国定路或777；369校区（中山北一路369号）仅留我们一个系（世界经济系）、少许大专生和研究生部。369校区的图书馆规模不大，藏书似不足十五万册，除去相当一部分英文原版，余数估计仅十万册。图书馆天天开放，包括周末和节假日。至于寒暑假是否开放，我记不得了。图书馆三楼是多功能厅。每周末都有舞会，引来大量如饥似渴的国定路本部男生，还有少许别校学生进来，包括一街之隔的上外女生，当然主体还是迫不及待的研究生。那时研究生极少，博士生更是凤毛麟角，一个个都光鲜体面。不知何故，每当音乐在暗暗舞灯下响起，我从楼下经过，也会莫名地心慌。至今还是这样，只是没那么严重。
电影院由高两级的师兄承包了，常放一些文艺片（时称“探索片”），其中一部《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给我印象极深。片中主角总在沙漠中行走，似乎执意寻找一片失落的土地，又似乎执意要去巴黎。他说他想离开大地却又眷恋大地，剧中好像还不时穿插母亲的意象。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共鸣。
校园外侧有一条不知名的河，河水常年乌黑，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同学们都说很难闻，我却备感醒脑。当时著名的苏州河也是这样。
校园内外的低矮绿植修剪齐整，令人压抑。开学两三周后，我照着地图，找到五角场附近的江湾机场。听说那里的草木在自然生长。
那是一座废弃的军用机场。大门洞开，没有卫兵站岗，我径直往里走。一名士兵厉声喝问；我跟他说，我是财大学生，从农村来，没见过飞机，想看它长啥样，最好可以摸一下。他不再多问，顺手左指道：只有一架报废的教练机，就停在那里。我还真跑过去摸了一下。跑道两侧挤满高高的蒿草，夕阳伏在跑道尽头，余晖如平地起水。无意间回头，发现那位士兵笑盈盈地站在身后，余晖映红他的脸庞，令我想起故乡的山冈，同样面朝夕阳，同样意味深长。那时候的人都很松弛，没那么紧张。
语文老师布置一篇游记，我便写了江湾机场的经历。次日课前，他私下跟我说，你的作文写得很好，我也很喜欢，只是不能算作“游记”，不宜当成范文来宣读。他表示歉意。课堂上读完另一同学的范文，他又提此意，只是没提我的名字。我很纳闷：这有什么好歉意的呢？老师姓朱，爱穿灰色素装，举手投足间都是分寸感。
首堂“微机”大课，全年级同坐在阶梯教室里。老师也姓朱，既高且胖，似显油腻，其实人很善良。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每一句话都不知所云。比如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左转弯箭头，“回车，然后，这就行了。”我一头雾水：回车？回什么车？是倒车吗？传说中的电脑是一种车吗？长得像卡车还是轿车？
上海如大海，我想爬上岸。
某个周日，细雨，书包里揣着面包、水和地图，一大早便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发车时间最近票价最廉的慢车票便上了车。列车临时停靠安亭小站时，我从车窗跳下去，照着地图，专拣乡间小路，往嘉定城区方向走。
乡间是成片的油菜地，与我老家的品种不一样，菜苗要肥硕得多。极目四眺，不见山影，只有远村。这便是传说中的平原，并没有想象中的辽远和空旷，却隐约感觉自己在沦陷。
田埂上野草鲜嫩，鞋子和裤管很快被露水浸透。想到我的黄牛无缘来此饱餐一顿，心中满是遗憾。我的黄牛硕壮俊美，时常引得路人驻足赞叹；我也再没见过如它那般标致的黄牛，搜遍各网也没有。我与它的连接，远胜同类。如今看来，这其实是跨物种的共情，依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路，或与亚当情结相仿佛，至少局部如此。我以为这种跨物种的共情能力，原本是哺乳动物的普遍天性，只不过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失落殆尽；在荣格意义上的无意识层面，内在舒展的门钥也一并失落，种种心理病根由是孳生。黄牛之前，最亲密的伙伴是一条黑白花色的土狗，那时还不到上学年龄，成天与它形影不离；后来不幸遭投毒，死在我怀里。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半面山坡密布熟透的玉米；它呻吟着冲下山，倒在我身边。我永远也忘不了，湛蓝的高空和晃眼的阳光之下，无助的寒意无边无际。从那以后，我便忌食狗肉，无论多么饥饿。
其他小孩儿打我（此乃常事），我的黄牛若瞧见，定会冲过来复仇，因此他们撒野，多会挑它不在场的时候。它偷食庄稼，被我执缰鞭打，就会流泪下跪，我便不忍再打；不多几次后，它也不再犯。我常牵它到山上，解下牛绳，或盘于角上，然后回家去，天黑前再来接。有一回，初冬微雨天，忘了接它，夜间八九点才想起来。姐姐们打着火把上山去找，我则留在家中写作业。不多时，三姐跑回来说，找到了，但是它不动。我跟着跑上山，发现它困在岩石间，路很险，不敢挪步。我抱了它的头一小会儿，然后轻挽缰套，它便慢慢跟我走了。我注意到它的后腿在微抖。
每有母黄牛，无论远近，它都想冲过去；而我听信大人的胡说，以为交配会伤它身体，因此从不允许。长大懂事后，每有念及，莫不痛悔。
这头黄牛是土地承包那年，两家人合伙分得的财产。初二时，母亲病故，我家散了，加之每天要上晚自习，便常将它关在圈里，久不得食。原本人见人夸的健硕身板，很快便瘦骨嶙峋。我家无人做主，对伙家擅自将它卖到远村。买主说养肥了再卖肉。我事后得知，却无能为力；心虽隐痛，却不甚激烈。那个年代承受过太多的丧与痛，多少有些麻木了。然而去时愈远，此痛愈剧，迄今犹难释怀。
我知我的黄牛，内心也有无望的苦楚。
从嘉定乘公交车回到学校时，已近黄昏，不禁回想起黄牛归圈的情景。
江湾机场和嘉定农村是大学四年间仅有的两次“上岸”冲动，此后却生出相反的毛病：每遇自然美景，哪怕是从矮山那边透过来的一抹夕阳，也会激起难言的感伤，因为总是想起我的黄牛走向买主的背影，以及与母牛咫尺天涯时，那副无辜的眼神。
02
执拗的低音
不知何时起，一堵无形的墙，已悄然耸立在世界与我之间。只有我自己清楚，这堵墙有多高、有多硬、有多冷。街心红绿灯闪烁，世界离我遥远。
记不清是国庆节还是中秋节放假，上海的同学回家了，另一些同学结伴出游，还有同学忙于热恋。宿舍仅我一人，整个楼层寂静如幽谷。对面楼门偶有女生进出，其中一些花枝招展。宿管阿姨时不时跑出来仰头高喊“几零几，某某某，地喔（电话）”，随即传来清脆回应，“来啦，阿姨。”天阴，间有微雨。
窗外剧情闲散。我独坐，有意无意间，开始在更高处和稍远处，旁观本心，发现自己像一枚过早糠心的萝卜，根须上还沾着故土的黄泥，残叶已枯——愚陋之躯断无茁壮再生之望。要么重生，要么凋零。我发现自己在临界点上。
我知自己的人格状态，粗陋、狭窄、僵硬，既不完整也欠均衡，更可怕的是孤悬空中，勉强系于尘世欲念和他者映照。这种状态，即便终老于故土且不堪其用，遑论我所期许的未来人生，就连未来人生的愿景也幽晦不明。
尘世欲念于我，其实无甚动力。当年拼命高考，也只为谋得一种可能，免去饥寒之患，好让自己的精神自然舒展。大概从初中起，我便意识到，人这一生，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现象。倘若舍此，则与我的黄牛，又有什么区别呢？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人。
自我存在的他者映照（那时还未形成如此表述），固然是人之为人的当然样态，似乎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一点。然而细究起来，他者及其映照，其实都是气泡。无论多么缤纷的他者都是行走的气泡，内里仅余精明算计，亦即或明或暗的势利，说到底都是枷锁。势利之心令人悲悯。
我知道自己深陷困境，唯赖（广义的）理解力，方有突围的可能；偏偏我的理解力，又这般捉襟见肘，原因是知识沉淀过于稀薄，精神视野既短且窄，所察所思，大多浮光掠影。
更有甚者，在人格与理解力的双重煎熬之上，还叠加对时间的焦虑。自幼年起，时间的洪流便开始冲刷我内心的河岸，而且年岁愈长，痛感愈强。对时间的焦虑本身也是在浪费时间，如此恶性循环。
那个独坐窗前的上午，严峻的现实就这么无情袒露在眼前，无可回避也不容犹豫。
一道“执拗的低音”在心底苏醒，此后再未消停。是的，是“苏醒”，不是萌生，仿佛它一直休眠。——“执拗的低音”是丸山真男著名的学术话语，当时并未听说；而今借用，我以为相当准确。
这道执拗低音随即牵引我：是时候根本解决这一切了。执拗低音牵我，就像我牵我的黄牛。其实当时也很清楚，“根本解决”意味着“掉队”：同龄人都忙于春播秋收的时节，我还在辟土垦荒，而且过程相当漫长。但别无选择，只能就此舍弃这枚糠心萝卜，无论多难，也要重生为全新的种子。
“我决定只身远离/跟随/梦中红花，铿锵向东。”这是大学四年里唯一发表的文字，在《大学生》杂志上。这条短语精准刻画了彼时心境，所以至今不忘。
少不更事，此之谓也。
午饭过后，天便晴了。去图书馆闲逛，借出一本书，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读这本书并没有更深的原因，只是被书名吸引而已。
那时阅读速度极慢，连续好几个小时才读了一小半，但是书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拉开一层窗纱。窗外风景依旧迷蒙，却十分诱人。内心的荡漾无可名状。
错过了晚饭时间，也不很饿。从教室出来，已是晚间九、十点了。在操场跑道上溜达了好几圈。朗月之下，校园分外空旷。树和路灯都很安静。树已不再是树，是天空和大地的爱情，是从泥土的沉默深处喷涌出来的清泉。这不是比喻，也不是隐喻，是直观。这种直观令我迷醉。醉意延续了许多年。
所幸那是一个宽阔的年代。所幸母校也宽阔。
03
香樟树
记不清是从大一下学期还是大二伊始，谭群辉老师接任班主任。
谭老师是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哲学系，兼授西方哲学史。他从不备课，仅拟大致讲纲，也不要求课堂笔记，“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们能够获得一些启发和思考。”他明确说。这话令我很受用。
讲到精彩处，他便会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不时停下来板书关键词、关键人名或示意图，间或以哲学史逸事引得全堂大笑。每近课末，我还沉浸在遐思里，便听得他说“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也该下课了吧。”数秒内，铃声必响。谭老师上课从不看表。
谭老师的课，符合我对大学课堂的全部想象。几堂过后，在我心中，他便成了谜一样的存在。我们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的宿舍在二楼，谭老师的宿舍在一楼，只要他在，房门便半开着。我每得空，尤其打饭回来，就会溜过去轻推一下他的房门。他若在，便是一场不限时的畅聊，当然主要围绕哲学话题。谭老师肚子里的东西，似乎永远也倒不完。那是大学四年里，我的饕餮盛宴。
谭老师的窗外有好几棵树，其中一棵是香樟。香樟四季常青，是校树。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想起谭老师半开的房门、窗前那张旧书桌、桌上的烟灰缸、火柴和牡丹牌香烟；偶尔还会梦到他点评哲学史上的名人名句，梦到自己不知天高地厚的反驳或质疑，梦到他无可奈何的呵呵一笑。
大一上学期，苏明洁同学（宁夏籍）查出白血病，数月后在医院离世。全班同学都很悲伤。2013年那次聚会，圆桌座谈之前，班长沈黎（江苏籍）点名到场同学，点到的第一个名字便是苏明洁。我注意到大家的表情都有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女生。
大三时，“学农”返校之后，庹红梅（湖南籍）出现疑似白血病症状。她很害怕，不敢去确诊。我们都很紧张。我与邹建（也是湖南籍）合谋，软硬兼施拉她到校外定点医院，尽管谁也不敢面对最坏的结果。至少四五位男女生同往，其他人则在焦急等待确诊结果。
没过两天结果出来，完全排除了白血病的可能。这个喜讯惊天动地。
我们决定好好庆祝一番。自然忘不了叫上谭老师。他出钱，我和邹建去小卖部扛回两大箱啤酒，还有两大袋花生瓜子。大家围坐在我们宿舍。当事女生是否在场，我记不得了。
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没完没了地放声大笑，没完没了地划拳拼酒。谭老师坐我左侧，很快便放下了老师架子，与我等无差。我们都一趟又一趟往盥洗室跑，却从未见谭老师起过身，只是渐渐不再说话。
坐我右侧的邹建耳语，“谭老师真神人也。”意即酒量大。我答，“未必。”瞥了谭老师一眼，似微醺；左肘轻推了一下，旋即旁倾，险些倒地，却把酒惊醒了。全场大笑。谭老师笑着说“你小子就坏吧。”
子夜方才尽兴散场。我们送谭老师下楼。他有些踉跄，连续踏空了好几步，自嘲道，“不行喽，老喽。”又是一阵大笑。其实谭老师比我们年长不超过十岁。
我自然乐意把最重要的朋友介绍给谭老师。陈远是认识不久的兄长，刚来上海工作，清华毕业，学物理，好博览，热衷于资本市场（多年后则热衷于实业、藏书和公益），常来请我们吃喝。许多年后，他还屡次向我伸出援手。此乃后话。
我引二人相见。那是一个初秋的周日，晴天，午后，他们俩隔着书桌对坐窗前，桌上放着一大瓶可口可乐，当然还有烟灰缸，以及陈远的两包中华烟。陈远好甜品，尤喜可乐和冰糕。
他们聊起西方思想史著名人物，如数家珍，仿佛回忆共同的故友。许多内容我都闻所未闻，暗惊，插不上话；可口的可乐，正好可以平复内心的激动，间或抽一支中华烟。
许久，谭老师口干舌燥，伸手拿瓶子，却发现空空如也。我则如梦初醒，转身奔向盥洗室。二人相视大笑，差我去水房打一壶开水回来泡茶。
在我的心路历程中，那个午后是相当重要的节点。那场旁听启发重重，渐生大致阅读期许，尤其是当下阅读起点。从那以后，我的阅读脉络，便如树根一般延伸，尽管时快时慢时断时续。字里行间，自此便有万水千山。启发、遐思与内省，日渐蓬勃如野草。
于是，“我，一颗无法孵化的心独自醒来。”（语出杨炼组诗《半坡》）。
04
流浪儿童
大二那年秋，某晚，我去上海火车站，记不清去做啥了。刚下公交车，途经投币电话亭，被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叫住，问我如何打电话。我问他想打什么电话，为什么要打电话。他说：想打119，找舅舅。
细问起来，才知道，这孩子是大庆人，爸爸把他领到上海，让他去找舅舅，舅舅的电话是119。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也再婚了。爸爸妈妈都不要他了。他说没见过舅舅，也没听说过。这孩子脏兮兮的（尽管我也不甚干净），又渴又饿。
我明白他是被遗弃了。瞬间泪目。到附近小卖部买了面包和水让他吃饱，不曾多想便将他带回宿舍。
同学们纷纷围拢过来，各种搭手帮衬，并无一人嫌弃。次日晨，隔壁宿舍的高飞同学（河南籍，一班班长）正好没课，打来热水，带他去盥洗室洗澡；见他身上有疮，又带去医务室敷药。等我下课回来，均已收拾停当。还有其他同学轮番买饭给他。
没几天，系里便知道了，没有直接找我谈话，而是让学生会干部私下与我商量：还是要尽量想办法送走，长此下去不是个事儿。我知道系里很为难，又不忍心刺激我，这才绕了个弯子让同学来做工作。
还是高飞，在地图上找到黑龙江省驻沪办事处，陪我一起骑车去交涉。驻沪办主任是一位中年男子，西装革履，热情接待了我们。我希望他们能够帮忙安顿这孩子。他不知所措，各种委婉解释，总之就是没法答应。我不解，很生气，冲出会议室往回走。高飞与他一同追出来。等电梯时，驻沪主任不停道歉；额头渗出细汗，他下意识地松开了领带和领口。高飞则不停跟他解释，说我自幼苦命，对那孩子于心不忍，希望主任不要介意。如此等等。驻沪主任一直送我们到楼下，依旧不停地解释。高飞一路安慰着我，骑车回到学校。
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着落。事情越来越棘手。某天午后，校园派出所的警官找来，很小心地跟我讲：他联系到去处了，可以送到学校附近的街道派出所。他让我带孩子吃完晚饭后去警室找他。这位警官年纪不大，中等个子，微胖，好像也是上海人。369校园不太大，经常会在路上与他照面。
晚饭后，我带着孩子去警室。胖警官正在吃饭，见我们进来，马上放下碗筷，起身领我们出门。我牵着孩子的手紧随其后。一路上谁也没说话。
胖警官进屋办手续。我们俩留在办事大厅，孩子坐着，我站着，都没有说话。胖警官出来，说是办好手续了。我将身上仅有的十块钱塞进孩子兜里，他当晚第一次开口说话：“叔，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知道你没办法留我了。”说着就流泪了，继而哭出声来。我这才明白过来，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早晚要被送走。
我哭了。胖警官转过身去，掏出手帕，佯装擦额头。其实他并没有出汗，天气很凉快。
我随胖警官离开，不忍回头。快到学校时，胖警官才开口说话，大意是让我不必多想，这孩子一定会受善待。
我与胖警官的交道仅此一回，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十分遗憾；毕业后时常会想起他，独自走在校园里，路旁是一排香樟树。
此后偶尔会梦到那个孩子回来找我，还是叫我“叔”。
如果他平安，如今已届中年，应该结婚生子了。我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很机灵，个子不甚高，发型与幼年同款。
05
因为你是猪啊
那时男女生互相串门，若入无人之境。像我这种屌丝——当时还没有这个词——自然无访客，但并不妨碍兴致勃勃地旁听，只是时常听不太懂，他们大笑，我也不知笑点何在。许多常用的语汇，只要没在书本上见过，我便不知，比如曾听人说“城府”二字，就不明其意，又不好意思请教。不过也曾无师自通一个正宗的上海叹词“诚哪”，并且很快便用顺口；不多久，方知其原义，意象着实令人尴尬，便很少用了。其实我从不介意说粗话带脏字，向来以为其间暗含微妙的亲切或舒展。
也有对面楼的同班女生殷玲常找我。她是上海人，男同学私下都夸她漂亮，至少班花级别。我觉得她很爷们儿，我们也很快成了哥们儿，至今还是。通常在周日午后，她会从五楼步梯窗口伸出头来，对着我们这边大喊一声“大江”。我也很快回应“来啦”，然后一路小跑上楼，狠狠一脚帮她踹开房门。她经常忘带钥匙，室友都在教室自习。从没听说她因此受到过什么批评或指责。木工车间就在操场另一角，随时报修便是。
她家境似宽裕，骑一辆崭新的金色凤凰牌自行车，就跟现在开名牌跑车上学差不多。每次我想借用，便在楼下打一个响亮的口哨；不多时，必有带着小挂件的车钥匙从五楼窗户呼啸而下，或者传来不知何许人的回声“她不在”。钥匙或回声，二者必居其一。
毕业时节，一切都很平淡，仿佛仅仅放个寒暑假而已。离校头一天，在校园偶遇黄晓璟（安徽籍）。她叫住我，伤感地说：大江，今后你一定要多保重好自己啊。我答：没事儿，放心吧。
这是大学四年间，我与她唯一的对话。我跟许多女生都没说过话。全班同学里，我的去向最差。
离校当午，阴天。我背着行李刚走出楼门，孙栋（上海籍）骑着二八大杠（永久牌28英寸自行车）迎面过来：“大江，你干嘛去？”
“去赶火车。”
“稍等我一会儿，千万别动啊。”他冲上楼，几分钟后气喘吁吁地下来：“我载你去校门口吧。”
校门并不远。到马路边，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掏出一叠钱塞进我兜里，又迅速搜索全部衣裤兜，搜出几张零散角票一并塞给我。“打车去，别坐公交了。”我正手足无措间，被他不容分说推进车里。
途中清点了一下，共14.1元，车费花去7.8元。司机问，刚才是谁啊。我得意回答：是我同学。他有点儿意外：不是上海人吧？“恰恰就是上海人啊。”
那是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后回头，在他脸上，第一次看到伤感的神情。此前放假回到家，也会收到他的来信。
当年我在母校唯一有点儿影响的成就，是发明了一个昵称：猪。本班男生相遇，一方通常微笑着打声招呼：“猪”。对方则迅捷回应“（你才是）肥猪”。不过，这项发明好像仅在本班男生间流行。
2013年，全班毕业20周年聚会，绝大多同学都是首度重逢。校旁酒店偌大的会议室里，圆桌座谈时，我问：回想当年，我的样子，实在令人厌恶；我一直好奇，你们当年为什么给我那么多的迁就和照顾？老实说，如果互换角色，我就做不到。
此问绝无矫情成分。我们班素无客套矫饰之风。短暂沉默过后，施京辉幽幽作答：因为你是猪啊。
男生哄堂大笑，女生愕然互望。没人给出答案。话题随即他转。
初到上海时，规整的钢筋水泥丛林总是不怒自威，令我处处窘迫。不过也有烟火气十足的里弄小巷。呼啸而下的车钥匙、“她不在”、“猪”、假期来信，凡此等等，都是我的里弄小巷。许多年过去了，这里弄小巷中闪烁的灯火，还会时不时越过岁月的千山万水，不经意间袭来，轻抚心头的悲凉和疲惫。
06
看山不是山
大四上学期，全系搬到国定路本部。三姐要来上海，我急不可待，算错了到站日期，提前一天便去了火车站。列车晚点，在站台上一直等到下半夜。
站台上仅有两人，另一人是和尚，四十多岁的样子，与我差不多高，在等另一趟过路车。攀谈起来，方知他自幼出家，素习禅宗。我高中时曾粗略读过铃木大拙著《禅与生活》，虽似懂非懂，却十分着迷。
请教和尚何为禅。他笑答：禅不可立言。
我驳：这话虽对，却等于没说。我以为禅的根本，是对抗规定性；而语言恰恰独具规定性，所以禅理只能顿悟不可言传；一旦开口言说，禅便消失无踪。正因为禅拒规定性，所以才有“用肚子去思考”的说法，也才有“悟道之前，看山是山看水是山；悟道之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悟道之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偈语，因为“悟道之时”，正是对规定性的超越；而悟道前后的山和水，当然不是同样的山和水。我还说，小时候放牛，就是“用肚子思考”，才与我的黄牛，形成某种默契。
凡此等等，信口开河，多少有点儿想在挑战中“刷存在感”的意味。如果这是毛病，也是谭群辉老师惯出来的。在他面前，我总肆无忌惮，他也总是呵呵一乐，或者朗声大笑。
和尚似未觉得被冒犯，看着我不说话；稍后，郑重问我，是否有意随他出家，还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故作高深地回答“随缘吧”。 他也未再强求。
彼时我还笃信，未知的远方，必有属于我的姑娘，花儿般绽放。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多，和尚等的车也到了。临别时，他从布袋里掏出一本书递给我，《法海点滴》。“得空翻翻吧，我自己印的心得，上面有我的地址，你如果想来找我，随时都可以。”
这本书，我竟从未翻开过，原因不明。毕业收拾行李时未见此书，或许是弄丢了，或许是被人借走了。
这件轻飘的往事，一直留在心底，不远不近，不轻不重，就像初秋清晨的淡淡弦月，安安静静总在那里。
如今回头来想，之所以如此，盖因在我心底，休眠着某种终极追问。禅宗能否承载终极追问，我说不好，此后未再涉足此题。但是它悬于心中的方位，至少在心理学层面，必与终极命题相关。
07
母校也宽阔
我的“掉队”，其实早在大一就很明显了。当时的班主任是王海枚老师，刚毕业的前届师姐，常穿一条碎花浅白裙子，说话总是轻言细语，像个大姐姐。她很快注意到我的变化，某次课间叫我出去，在走廊里，忧心忡忡跟我讲：（课程）学习本身才是头等重要的，毕业分配的工作怎么样，要看各科成绩而定；“你好不容易从贵州农村考出来，要好好珍惜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多读课外书是好事情，但是要分得清主次。
其实她讲的道理我也懂，只是那道执拗低音毫不松手。如今回望当年心境，宛若隔梦，殊为费解。
大二初春某晨，在一楼阶梯教室，大课之前，又听得前排俩女生低声说起王老师，她出国留学了，好像去了欧洲。彼时窗外的白玉兰花正在盛开，阳光透过花间缭绕的淡雾斜照进来，落在她们的肩上。白玉兰是校花。
全班同学都很怀念王海枚老师，至今亦然。
而我的变化，并不仅限于“掉队”，还有各种轻率鲁莽的横冲直撞。相当一部分，至今羞于回首，其中更是不乏对他者的无端伤害，留我一生悔恨。总之，时不时就会生出一些麻烦来。如今每一想起这些麻烦，便有吴梦宇老师的身影同步浮现。
吴老师教时事政治，年纪已属父辈，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年轻时曾遭下放农村改造思想。那个年代的科任老师，自主空间很大，跟谭老师一样，吴老师也不强求课堂笔记，但明确要求我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声明要以此作为期末成绩的重要参考。无论你提出什么问题，无论你如何反驳，甚至顶撞，吴老师都回以热情的鼓励，进而借着你的思路，将你引上另一条坦途。
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机会。有一次，步步紧逼的追问之后，自己又觉得不好意思，便自谦道，“我这也是不耻下问嘛。”全班哄堂大笑。老实说，我当时居然不知道“不耻下问”并非自谦词——与“思想活跃”的自我期许极不相称。吴老师并未在意，依旧鼓励着我，认认真真与我往复。
吴老师逝去多年后，偶然听得班干部说，我每次制造麻烦，吴老师都会私下四处找人说情，为我各种打保票。我从来都不知道。
据说吴老师的资格很老，也很受敬重，年轻一代（毕业后留校）的教职员工，许多都曾是他的学生。
大四新开了一门课，国际投资，由系主任朱钟棣教授讲授，全程都用英文。朱老师是上海人，个子很高，温文尔雅，典型的海派知识分子模样。听说他曾在剑桥学习过，这在那个年代极为罕见。
朱老师每次上课都带一只硕大的玻璃杯，雀巢咖啡瓶套上精致的细绳密网，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款式。杯里竖着一根根绿芽，我是第一次见到可以竖立的茶叶。他总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进出校园，车很旧，却擦得锃亮。朱老师常穿一件休闲西装，从不打领带，看谁都是一副可亲的表情。据说没人见过他生气的样子。
我心血来潮，想考宗教学研究生，以为和哲学相比，宗教是集体行为的结晶，可以从中窥得人类的深层共性。去找朱老师开具报考证明，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你想好了吗？如果没想好就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毕竟国际金融专业，在当年炙手可热。我说早就想好了。他便马上开出证明，笑着递给我。我后来却弃考了——当然也幸亏弃考了，否则大概率会变成另一枚糠心萝卜。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前些年常与本系校友聊起朱老师，发现每人都很感念他，尽管缘由各不相同。曾有人张罗着相约去陪朱老师过整数生日，但他死活不答应，更对生日严格保密；得到的回复是“你们都还年轻，都那么忙，就不要在我这个老头子身上浪费时间了。”
粗略算来，朱老师大概也逾八旬了。或许在他眼里，我们都还是孩子。
上海财经大学是我校园生涯的最后一站。年岁越长，对母校的回望便越频繁。在记忆的拼图里，那些与自己并不直接相关的身影，同样支撑着温暖的背景。黄磊老师大概在我大三或大四时才到系里工作，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他也知道我的名字，或许不知。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应该是后两届某班的班主任。
黄老师瘦瘦高高的，走起路来像一阵风。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他，通常打个招呼，或相互点头而过。但是只要你的目光稍显迟疑，他便会停下来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没有？
许多年来，这个场景反复浮现。一同浮现的，还有香樟树，在微风轻拂之下，发出沙沙的低声。
2013年全班聚会，是毕业之后首度重回369校园。时值暑假，校园空旷，目所及处，当年的身影、话语和表情便密集再现，仿佛一直等在那里。
香樟树都还在，只是更粗壮了；白玉兰也在，只是并非花期。
当年爬满青藤的几栋宿舍楼不见了踪影。原处耸立着陌生的新楼，看上去很壮观。
校友处专门为我们准备了当年饭票的仿制版，当然不用花钱。国定路本部食堂里，则备有我们心心念念的大排面、雪菜肉丝面、葱油面、大肉（红烧肉）盖饭。
还像当年一样排队打饭，偌大的食堂里，仅我们几十人。
我一时失控，竟然各吃了一碗，撑得差点儿站不起来。
行笔至此，不禁泪潸然。
08
漫长的余声
毕业时，沪外同学大多想方设法留下，或者去更南方的热土，我则盼着逃往臆想中粗犷辽阔的北方。差不多二十年后，内心渐趋澄明时，才对上海有至深的眷恋。
毕业至今，先后在济南和北京两地工作，辗转数个行业，职业生涯颇多起伏跌宕，饱尝世间冷暖。其中有十好几年，阅读几近停顿，仅存习惯性的观察和思考。客观地讲，这其实是大学四年的余声，否则恐怕连习惯性的观察与思考也不会有；即便有，大概也于精神的生长无所助益，甚至与自我救赎或重生背道而驰也未可知。
如今回头来看，这一段精神的迷途，似乎也是执拗低音的应有之义：执拗低音天然拒斥所谓的“工具化生存”，加之外部环境与机缘的催化，必然引发行业与职业的跌宕辗转。此外，客观地讲，若不汲取文本或文献之外的成分，我的心智便很难均衡，精神的生长更难茁壮。正是气泡一般的飘零，包括身不由己的卑躬屈膝，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滋养——唯其如此，方能真切感知人之为人的现实境况，深切洞悉人心和人性，生出更多共情与悲悯；这颗浑噩的心也渐趋澄明。好在自己不甚在意人间荣辱。
其间曾有短暂、片面的精神回光，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自己要说的话，要写的文字，并不能与主流学术话语相衔接，无论企业管理还是历史哲学，都不得不从根层开始，甚至不得不自创概念，层层推演直至形成自洽的构架，方能有完整的表达。不堪的是，多年后回览早前习作，不仅片面偏颇，还有常识性差错。不过平心而论，或许都是“成长的烦恼”，就像人的一生终归难免疥癣之疾。
距今约五六年前，那道执拗低音遽然嘹亮，指给我一个不容置疑的方向，尽管依旧不甚明朗：从“信任成本”的角度，缕析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
这是足可寄托余生的“问题意识”。随后的求索中，各种意外收获纷至沓来，郁积多年的迷雾层层散开，尽管迄今犹未散尽。阅读的动力与效率，也渐入前所未有的佳境。
写下本篇文字时，我正阅读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发黄的书页里还残留着当年涂划的笔迹，如今再读，震撼远超当年。这是369校区图书馆低价处理的冗余旧书，花5毛钱便购得了全套三卷本；其他经典，单册一律2毛钱。那是一次难忘的淘宝经历。
当年初读时，我双瞳如豆，所知所见囿于方寸之间，并不能充分领略其烛照古今的灼见。即便如此，诸如此类令我备感“无知”的灯盏，却在潜移默化中持续拉大视距，拓宽精神空间。所谓“知不知”，其实是自我开蒙的第一步。
当年几乎从未将任何一部经典从头到尾读完，盖因甫一开卷，便有无数启发扑面而来，每每令我开目为眩，远非彼时精神空间所能承揽。当然还有另一情况，是不敢直面人性至深处的苦难，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仅读大半便不敢再翻。这部书如今还在书架上，依旧没有再读的勇气。
阅读依然是唯一的出路，只不过毫无悬念的是，我的无知必将因阅读而更辽阔。所幸明显感觉得到，理解力在快速提升，就连体力也远甚从前。时间分外紧迫。每一天每一年都转瞬即逝；当读未读的浩瀚典籍背后，似乎矗立着一副冷峻的面孔，时刻提醒花蕾严霜将至。所幸此番所遇的每一部经典都恰逢其时——早一点阅读会辜负其灼见，晚一点阅读则愧对机缘。每一位著者都仿佛在列队欢迎我，激励我，温暖我。真是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
阅读的脉络，依然遵从执拗低音的牵引，树根一般自然延伸，并且渐成我之所谓“负压读书法”。曾听得锅炉专家说，炉膛升温后形成负压；负压会引炉外空气涌入，从而提高燃烧效率。阅读亦然。受此启发，涉足陌生的领域之前，如若先期储备足够的困惑和无知，形成“认知负压”，其后的阅读便可事半功倍。循序渐进不是好方法，至少对我来说不是。
举个例子。执拗低音指给我的那个方向，必定绕不开基督神学领域，因为它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但是这个领域的陌生与伟岸，于我几近高不可攀。依“负压读书法”，我的阅读序列大致如右（不含宗教学等必要旁支）：“基督教文化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中的12册选著、新旧约、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忏悔录》、谢林文集全套18册（尤其《启示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论存在与本质》、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马丁·路德《三檄文与宗教改革》及其两部权威传记（其中一部系精神分析大家埃里克森所著《青年路德》）、《埃克哈特大师文集》、卡尔·巴特《罗马书释义》《教会教义学》、牛顿《对但以理预言和圣约翰启示录的观察》（AI译本），凡此等等。
前述序列中，认知负压源自“基督教文化译丛”。这套丛书的核心选著，多为福音派经典，亦是欧美神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我的阅读像极了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是眼界大开之后再读新旧约，便会锚定其象征性的元叙事表达，不至于动辄坠入“故事性阅读”的窠臼。
这个脉络的阅读里，还有额外的惊喜。
我以为基督教价值的完整涌现，必赖三大基本命题（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因信称义）的透彻思辨。奥古斯丁之于三位一体、谢林之于道成肉身，都有鞭辟入里的伟大洞见；唯因信称义，即便在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那里，也不十分解渴——当然不排除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不过，按常理分析，若确有我所期许的那种洞见，以二人的历史地位，断不至于湮灭无闻，必不罕见于后世诸公的著述。我期许的洞见，是以“智性”——而非传统的“德性”——为进路所做的思辨。
惊喜来自并不相干的领域：集中阅读荣格七部心理学专著时，“无意识”理论赋予的启发，于我走出迷思的预期长路，短时间内竟逾七至八成，尽管荣格本人无意于此。
“跨界互启”之所获，远不仅限此例。
我并不担心“跨界互启”会导致片面和分散。用“树”来打比方，如果明确的“问题意识”相当于树干，阅读脉络则是树根，枝叶是题外的启发。无论树根延伸多远，所摄得的养分也会——而且只会——汇入树干。相反，若树根过于稀疏，或者囿于过窄的界限，则树干非但有营养不良（至少不全）之虞，就连整棵树也会因根基不牢而飘摇。我以为阅读的大忌讳，是自己不慎沦为“知识堆积物”。即便传统时代，“知识堆积物”尚且于救赎与重生无甚助益，何况AI就在眼前。因此，阅读即对话。
我也不担心，开阔而快速的阅读会如雁过无痕般枉然，因为阅读的意义并不在于“记住”多少而在于启发之丰简。另一方面，人的心智——至少我的心智——总有“意欲自洽”的倾向：每到认知所不能及的至深处，便会以凭空的想象，来弥补无知的空档。倘若阅读以启发为旨归，在特定主题的思辨中，一旦想象企图跳出来弥补无知的空档，那些曾经过目即忘的东西，便会将此种“想当然”的冲动消解于未萌，因为思辨绝非“知识”的堆砌或集成，否则（比如）康德便不至于强调“整体”之不可把握，无论人的整体还是世界的整体。倘若思辨如夜行于千仞之巅，那些过目即忘的知识便是默用不彰的栅栏。我之所以不停填充“历史场景的感性印象”，之所以特别留意主要文明体“早期公共性的发生学场景”，便是出于这一期许。
就此驻笔，以免离题太远。
此刻再度回望我的大学生活，那道“执拗的低音”依旧在心底沉吟。
漫长的精神漂泊之后，这才发现，当年期许的种子，其实是执拗低音的另一位格。
多么想回到当年，回到魂牵梦萦的369校园，回到朗月之下，回到香樟树旁，像一枚种子，落回母校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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