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毛主席翻阅正军级以上干部任免方案时，案头一份名单让他停了下来。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正是张力雄。主席抬起头，问身边工作人员：“张力雄同志现在担任什么职务？”

得到“暂时没有安排”的答复后，主席的语气明显严肃起来，随即作出指示，调张力雄到江西军区工作。看似只是一次干部任用，背后却牵连着一段从闽西山村走出的军旅经历。

张力雄1913年出生于福建上杭才溪。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在造纸厂做童工。才溪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模范乡，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革命队伍的到来，也让这个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改变命运的道路。

1932年，19岁的张力雄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由于有一定文化基础，且在群众工作中表现出组织能力，他被送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那时的红军干部培养，并不只是教战术，更重视政治工作、群众纪律和组织动员。

结业后，他被分配到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一营担任政治指导员。1934年，张力雄担任团政治部主任，奉命前往福建西部开展战斗和群众工作。就在这段时间，他接到通知，作为红三十四师代表，参加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抵达瑞金后，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询问他的籍贯和年龄，得知他来自才溪、年仅21岁，便称赞道：“这么年轻就担任团政治部主任，很不错。”谈到才溪时，主席又提醒他，模范乡出来的干部，也要在部队里争当模范。

这次谈话没有长篇训示，却给张力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一名年轻干部而言，所谓“模范”并不是口号，而是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困难面前顶得上去。

1934年秋，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的战略转移。张力雄奉命率领约800名干部和学员，前往江西兴国白云山阻击敌军。敌我兵力悬殊，他仍带队坚守，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为主力转移争取了时间。

阻击任务完成后，他率部突围，随后担任红五军团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承担后卫任务。后卫部队往往处在行军队伍最危险的位置，既要挡住追兵，又要掩护伤员和辎重，行军速度还不能拖慢大部队。

翻越夹金山时，张力雄患上疟疾，身体一度无法行走。警卫员赖国标把他背在身上，在冰雪和陡坡间艰难前进。两人多次滑向悬崖边，靠战友接应才脱离险境。

进入草地后，粮食越来越少。赖国标冒险寻找野菜，为张力雄煮汤充饥。为辨别野菜是否有毒，他常常先自己尝食。有一次中毒后，他把仅剩的盐巴和花椒粉交给张力雄，并托付道：“以后有机会，告诉我的父母，我也参加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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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年轻警卫员没能走出草地。张力雄料理完战友遗物，拖着病体继续前行。长征对他而言，不只是一次艰苦行军，更是一场不断失去战友、又必须继续承担责任的考验。

1936年，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向河西地区行动。第四十五团承担攻打高台的任务。战斗中，部队迅速突破城防，随后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主张和军队纪律，尽力消除百姓对外来部队的疑虑。

高台地处河西走廊要地，敌军很快调集重兵反扑。张力雄率部坚守，多次击退进攻。战斗持续数日后，部队伤亡严重，弹药也逐渐告急，他在前沿被子弹击中左腿。

当地百姓冒险把他救下并包扎伤口。张力雄准备返回阵地，一位乡亲拦住他说：“城里已经进了敌军，不能再回去，先到我家躲一躲。”随后，乡亲们把他藏在马车中，用杂草和马粪掩护，设法送出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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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张力雄辗转找到西路军政治部时，才得知高台失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将领已经牺牲。那场战斗的惨烈，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经历，也使他更加清楚，军队干部的价值，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能否在最危险的时候承担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张力雄曾任第十三军政治委员，承担西南和沿海方向的部队建设工作。长期战争留下的伤病逐渐加重，他不得不离开岗位回乡休养。身体后来有所恢复，但他没有四处奔走，也没有主动要求重新安排职务。

这或许正是1975年那份任免方案中，主席特别关注他的原因。一个经历过中央苏区、长征和西路军血战的老干部，不能因为暂时离开岗位，就被从军队建设中遗忘。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明确表示张力雄是有功干部，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并指示将他调往江西军区。此后，张力雄出任江西军区政治委员，重新回到熟悉的部队岗位。对这位从才溪走出的老红军来说，这份任命既是组织安排，也是对他数十年军旅生涯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