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8日,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病榻上的毛泽东已经极度虚弱,身上连着多种医疗管线。工作人员把书和文件托到他眼前,他每次醒来,仍要看上几页。一天之内,他先后阅读十一回,累计约两小时五十分钟。

这个细节,常被人称作“生命不息,读书不止”。它并不是一句修辞,而是毛泽东几十年生活习惯的真实延续。对他而言,读书不只是消遣,更是认识社会、分析问题、寻找办法的一种工作方式。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读书并不顺利。父亲希望他把精力放在经书和账务上,他却对《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等故事格外着迷。那些被长辈视作“闲书”的作品,常常被他藏在课本下面,夜里还要蒙着被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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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兴趣,很早便同现实感连在一起。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时,少年毛泽东开始思考铁路、电话、电报和轮船,也由此产生了重新求学的愿望。1910年秋,他离开韶山前往湘乡求学,并在父亲的账簿中夹下一首改写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到了长沙,读书条件仍然简陋。青年毛泽东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连续自修,清晨开馆便进去,直到闭馆才离开。午饭往往只是两块米糕。面对浩瀚书籍,他后来形容自己像牛闯进菜园,尝到滋味后便停不下来。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常常利用熄灯后的时间继续攻读。学校后山、城门附近,甚至喧闹的街头,都能成为他的读书地点。有人问他为何能在嘈杂环境中读下去,他的回答很朴素:“要练出随时能够读书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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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习惯没有因战争而中断。长征途中,他躺在担架上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转战各地时,行军间隙也要翻阅书报。部队取得胜利后,别人关心缴获了多少物资,他却常问:“有没有书?”书籍在他那里,不是摆设,而是随时可以调用的思想工具。

毛泽东的阅读范围极广。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古代史籍、文学作品、军事著作、自然科学读物,都曾进入他的书房。北京图书馆曾为他制作借阅证,他借阅的书籍种类很多,外出考察时也往往带着成箱资料。

但读书多,并不等于盲目相信书本。青年时期,他便强调多读、多想、多写、多问。读《伦理学原理》时,他留下大量批注;遇到认同之处便圈点,发现疑问则打问号、划横线。对书中的观点,他既能吸收,也敢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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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围绕贺知章《回乡偶书》的解释,毛泽东没有满足于现成说法,而是翻查《旧唐书》等材料,写信同刘少奇讨论。这件小事说明,他读书并非只求记忆,而是要核对出处、辨析依据。书本提供材料,思考决定取舍。

他尤其重视把书本知识用于现实。抗战时期,为研究战争规律,他阅读《战争论》以及相关军事资料,并据此思考中国抗战的特点。研究经济建设时,他又翻阅政治经济学著作;关注科学发展时,农业、冶金、物理、化学和天文方面的书,也陆续摆上案头。

“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的治学态度。遇到具体困难,就从理论著作中寻找依据;读到历史经验,则联系眼前局势加以分析。读书和调查,在他的工作中始终不是两条分开的路。

毛泽东还主张干部读书。延安时期,他推动学习活动,提倡干部既要有政治理论,也要掌握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审定干部阅读书目,要求学习历史、经济和哲学。对他来说,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判断能力,军队和干部都不能只靠热情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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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学习英语,也是这种习惯的延续。花甲之后,他请人帮助练习发音,阅读《共产党宣言》《矛盾论》的英译本,并在书页上留下批语。他曾开玩笑说,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否则将来见到马克思,连话都说不明白。

1976年,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严重,他仍让工作人员朗读古诗文和鲁迅作品。9月8日夜间,短暂清醒时,他用铅笔艰难画出三道杠,又敲了三下床。工作人员询问是否要了解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消息,他点头表示认可。

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逝世。就在此前一天,他还在书和文件之间保持着阅读。那盏书房里的灯,照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嗜好,而是一种贯穿求学、革命、治国和晚年生活的习惯:书要读,问题要想,现实更要经过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