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纽约曼哈顿,刘禄曾陪同吴贻芳参观旧日校园。一次偶然的聚会,却让她在人群中被一名美国男子拦住。对方盯着她看了片刻,突然说道:“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战俘!”

这句话来得太突然。刘禄曾先是一怔,随后从那张高鼻梁、蓝眼睛的脸上,认出了二十多年前的轮廓。眼前的宴会厅渐渐模糊,记忆退回朝鲜战场,退回那座被称作“球场”的战俘收容地。

那时的刘禄曾,还是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的一名英文翻译。她出生于1928年的上海,家庭条件优越,曾就读于上海的美办中学,1947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志愿军面对大量美国战俘,语言沟通成了现实难题。缴获的文件、军用物资和宣传材料,也需要有人辨认翻译。凭借扎实的英语基础,刘禄曾穿上棉军装,成为一名战地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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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她和另外二十多名翻译随部队跨过鸭绿江。飞机轰鸣,山路泥泞,刚到收容所,她便投入工作。摆在面前的不是课本里的英语,而是军事文件、口供记录,以及一个个神情紧张的战俘。

志愿军对待战俘有明确纪律,既不虐待,也不放任。刘禄曾很清楚,翻译不只是把一句话换成另一种语言,更要让对方明白战争为何发生,自己又为何被送到异国土地。

有一名美国战俘在审讯中不断哭泣。刘禄曾没有急着追问,而是提醒他:“你在美国有父母、妻子和孩子,他们还在等你回去。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到别人的国家作战?”

这番话击中了对方最柔软的地方。对许多普通士兵而言,参战并不是出于对朝鲜的了解,而是因为服役、薪酬和现实处境。他们远离家乡,甚至没有真正想过战争意味着什么。

在战俘营里,刘禄曾注意到一个高个子美国士兵。他常穿拖鞋,精神萎靡,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询问后得知,此人名叫詹姆斯·柏特纳,来自佛罗里达,曾在餐馆做洗碗工,后来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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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禄曾问他:“你为什么参军?”柏特纳回答,自己因偷车面临监禁,有人告诉他,入伍可以免除处罚,还能获得薪酬。刘禄曾听完反问:“偷车是犯罪,难道上战场杀人就不是犯罪吗?”

柏特纳沉默了。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训斥。刘禄曾看出,他并非狂热的战争分子,只是社会底层一个被生活推着走的人。对这样的人,强硬逼迫未必有效,耐心交谈反而可能打开缺口。

几天后,战俘营需要组织人员到后勤部背运粮食。那时战俘数量增加,口粮供应紧张,除伤病员外,其他人都要参加劳动。柏特纳却没有出发,躺在床上不肯动。

刘禄曾赶去查看,才发现他额头发热,确实患了病。她立即找来军医,并把情况报告给营部。经过批准,柏特纳不用参加背粮,后送时还可以乘车,不必跟随队伍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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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安排后,柏特纳愣了很久,眼眶慢慢红了。他原本以为,自己作为战俘,只会受到命令和约束,没想到一名中国女兵会认真检查他的病情,还替他争取照顾。

这件小事改变了他的态度。后来,在刘禄曾的劝导下,他逐渐愿意配合管理,主动说明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些战俘看到他的变化,也不再一味抵触,收容所里的气氛随之缓和。

1951年春夏,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更多美国战俘被送往后方管理机构。刘禄曾的工作更加繁重。她既要翻译审讯材料,也要协助开展教育工作,还要处理战俘之间的争执和生活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志愿军的宽待并不等于没有原则。战俘必须遵守管理规定,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但伤病员可以获得治疗,合理要求也会被认真处理。对刘禄曾而言,纪律和人道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是否按照事实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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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柏特纳被转送到总部战俘管理机构。刘禄曾仍托人打听他的情况。1953年,她调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皮定均的英文翻译,两人才逐渐失去联系。

曼哈顿的聚会中,柏特纳终于把这段往事重新说出。刘禄曾也认出了当年的那个高个子士兵,感慨道:“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终于以朋友的身份见面了。”

柏特纳握住她的手说:“那时你把我当病人,而不是只把我当战俘。”

他还邀请刘禄曾到家中做客。由于行程有限,她没有答应,只能留下联系方式。分别时,柏特纳表示,若有机会,他一定带家人去中国,再去看望这位当年在战俘营里与他交谈的女翻译。

从战场上的审讯室,到曼哈顿的宴会厅,两个人的身份早已发生变化。留下来的,不是胜负之间的叫喊,而是一次问病、一次交谈,以及一个战俘多年后仍记得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