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祥煦教授：坚守半世纪，定下一个新属种|世纪|化石|古新世|古生物学|属种|薛祥煦

轻轻抚摩着书本淡黄色的封面，91岁的薛祥煦教授如同抚摩着自己最心爱的孩子。这本新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陕西洛南石门盆地早古新世中兽类骨架化石》，总是能将她的思绪拉回到1977年10月1日。那一天洒满山谷的阳光、铺展在峡口的红土、蔓延到坡顶的青草、夹杂在其间的灰色和黑色的化石，都在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在记忆里变得异常清晰。她甚至记得那一天穿过山间的风的温度，更忘不了发现一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化石时的狂喜……

这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化石，就是欢庆石门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探讨、比较和争论之后，它被学界认定为中兽类的一个新属种。2026年10月24日，在中国古生物学会第32届学术年会召开之际，《中国古生物志•陕西洛南石门盆地早古新世中兽类骨架化石》举行了新书发布仪式——这具在被发现之日起就轰动世界的中兽类动物骨架化石，和它的发现者薛祥煦教授一起，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新书发布仪式

党的召唤
永远是我前行的方向

1952年，地质部向仅有的几所综合大学的地质学系提出开办矿产地质和石油地质专修科，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勘查开发地下资源和各类矿山的地质勘探人才。西北大学的张伯声教授代表学校接下了任务。正是在这一年，年仅17岁的薛祥煦远离贵州，走进西北大学，成为地质学系的一名新生。

能够在地质学系学习，薛祥煦欢天喜地，得偿所愿。著名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乐森璕是薛祥煦父亲的好友，上世纪50年代曾经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薛祥煦自小就常常听父亲讲述乐森璕如何漫山遍野地去找矿、挖化石的故事。在她看来，地质工作既神秘又浪漫，学地质想必也应该格外有趣。

入学后，薛祥煦被分派到矿产地质专修科学习。招生时是以本科生的身份进校的，两年后却突然被通知以专科毕业。很多同学闹情绪，但年纪最小的薛祥煦却欣然接受了学校的安排。

不单是涉世未深的花季，在薛祥煦的一生中，她都始终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上的安排。1954年，薛祥煦毕业留校，成为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一名青年教师。一开始，系里安排她担任《普通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的助教，她就一边听老教师讲课，一边在课后给学生辅导、答疑。1955年，地质学系根据学科发展远景的需要，决定选派一名教师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修古脊椎动物专业。当时古生物学被视为“冷门”学科，并不受人们的重视，全系一时竟无人愿意去。虽然对“古脊椎”一无所知，薛祥煦还是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安排，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专业从颇受重视的“构造地质学和矿物、岩石”转向了全然陌生的领域——“古脊椎动物学”。“北京是首都，我能有机会去那里学习是多好的事情，说不定还能遇见毛主席呢！”到北京不久，薛祥煦有幸参加了国庆游行，她在游行队伍里唱啊、跳啊，像个孩子一样高兴。

在中国科学院，薛祥煦遇到了我国古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周明镇教授。根据薛祥煦的实际情况，周明镇先生安排她去北京大学学习生物学的有关课程，到北京地质学院学习第四纪地质学的有关课程，除了尽快提高英文水平，还要求她学习俄文。在周明镇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薛祥煦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学习期间，她参与编写了《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志》一书，并与同行合作在古生物学报上发表了数篇论文。

1958年，学成归来的薛祥煦在西北大学继续执教。她和青年教师张国伟、何汝昌在地质学系主任王永焱教授的带领下，组成一个科研小组，对黄土高原地质发育进行大范围的考察研究。这个4人科研小组跑遍了陕北、陇东十几个县。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大家每天饿着肚子，奔波跋涉在莽原荒野，单是收集到的标本就装了整整一卡车。

上世纪70年代，与王永焱教授研究大荔人头盖骨化石

这一次考察是建国后首次对中国黄土地层进行大范围的普查和细致的梳理，也是薛祥煦第一次系统地、自始至终参与的一项科研活动。从调查、踏勘，到测量、填图、采集标本，一直到回校后对化石标本进行鉴定研究，她一点一点地为自己日后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看来，听党的话听对了。给我以后的工作、教学和生活都打下好的基础。”忆及往事，1954年4月14日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薛祥煦，脸上绽放出由衷的微笑。

“要想一想
学生能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在西北大学，薛祥煦是公认的“金牌”教师。她主要从事新生代哺乳动物、地层及环境演化研究，主讲了《古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等本科生课程和《古脊椎动物学》《新生代哺乳动物、地层及环境》等研究生课程。她的很多科研课题与教学都息息相关。为了能够更全面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也为了帮助学生正确鉴定从野外地层中采到的化石标本和利用这些化石去确定化石层的时代、分析地质构造运动的作用和影响，薛祥煦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深化自己的研究。研究一旦取得进展，她又及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带进课堂。她讲课，注重“活”和“用”：老师讲课要“活”，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保证学生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学生学习要“活”，知道为什么学，更要知道学了之后怎么用。

薛祥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是她安排的综合实习。拿出一堆化石，设计好一张地质剖面图，她要求学生鉴定化石、确定地层时代、划分地层、推断当时的海陆变迁，并解释出地质剖面的构造形态及地质现象。面对这样的实习教学，学生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常常连饭都顾不上吃。

对薛祥煦来说，教学绝不局限在课堂上。校园里，处处都是她传授知识的场所。2018年，一位学生偶遇薛祥煦教授在处理一件哺乳动物化石标本，“本着好奇心，请教了一句，结果老师一口英语说得我一脸懵，看我听不懂的样子，又给我解释了一会儿。”80岁高龄时，她还为学生开设讲座，站着讲了整整两个小时，讲述古生物化石时旁征博引，风趣幽默，讲到兴起时还不停比划，神采飞扬，像年轻人一样。

2020年，85岁的薛祥煦教授赴洛南，重走化石发掘地

回顾自己多年的求学经历，薛祥煦深有感触：“作为学生，只要认认真真地向老师学习，一定可以学到老师的长处、学到知识。”成为一名教师后，她常常扪心自问：“学生究竟能从我这里学到什么知识？懂得什么道理？”

2023年7月，薛祥煦教授、邸世祥教授致77、78、79级返校校友们的一封信

一位硕士研究生在自己的论文稿中评述前人的研究成果时说：“今天来看，他（前人）的很多观点是不攻自破的。”薛祥煦看到后，狠狠批评了这位学生，并告诉他：“不能用这样的词语评价在当时（1927年）特定的条件下做出的研究成果，应该正确地看待前人的贡献。”多年之后，当年的学生已经成长为教授、博导，并且成为一所高校的管理者，仍然会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人讲述这个故事——严谨、客观、公正地对待科学研究，是他从薛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可贵的品质。

中科院院士周卫健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都不是地质专业，但是她在跟随薛祥煦攻读博士学位时，已经在工作实践中获得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薛祥煦就一面放手让她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一面从细处着手，从基本功开始教起，为她夯实基础。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的邓涛研究员在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向薛祥煦提出，将马牙上的珐琅质取下来，磨成粉，进行同位素分析，以确定马生前所处的生态环境。在当时这个想法可谓既新奇又大胆，薛祥煦自己也闻所未闻，但是她鼓励邓涛沿着这一新奇的思路走下去，并全力予以支持。最终，邓涛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而就在前一年，周卫健的论文已入选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了解学生的情况，尊重学生的学术个性，在教学中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是薛祥煦培养学生的“独门秘笈”。她自己勇于学习新知识、新方法，更鼓励学生贴近国际学术前沿，大胆创新。岳乐平是国内较早将古生物学和古地磁学进行交叉研究的学者之一，张云翔是最早研究埋藏学的开拓者……这些出自薛祥煦门下的中青年学者，多年来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始终瞄准国际前沿，勇于开拓、积极创新，取得了不少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让古脊椎动物学科
在西北地区生根发芽

“你看见了什么？”跟随薛祥煦一起在野外实习，学生们常常会在刚刚气喘吁吁地爬上一段山坡，或是筋疲力竭地涉过一条河流时，遭遇薛老师突然发问。如果回答不上来，顾不上喘口气的学生立刻乖乖转身，回去再仔仔细细地找一遍，一定会有所收获。进行科考研究，一定要认真、细致，这是薛祥煦言传身教给学生们的重要一课。而她自己，只要到了野外，立刻化身“财迷”，眼睛永远盯在地上，生怕漏掉哪怕极其微小的一块化石。

薛祥煦曾说：“能生活在陕西，工作在陕西，是我的福气。”这“福气”就是能时时守护黄土高原和秦岭这两个蕴藏丰富化石的宝库。在漫长的学术生涯里，薛祥煦也没有枉费了这份“福气”。1985年，已经50岁的她还带着年轻人，行程数千里，转战黔、滇、桂等地，采集回大量的化石。经过多年的努力，薛祥煦和同事们共同建起的古脊椎陈列室成为全国高校系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陈列室之一。

薛祥煦常常说自己并不是很聪明，只是特别踏实和勤奋。“为了研究，可以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20岁出头的年纪，她曾经孤身一人看护着整整一卡车的化石标本星夜赶回学校；年过半百，她还带着学生们出野外，在山野里到处跑，脚下一跘，就顺着山坡滚下去。学生们吓得大呼小叫，她自己倒觉得好笑。凭着对科学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对真理孜孜以求的精神，“并不是很聪明”的她在科研中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

——与王永焱、刘顺堂等人合作完成的《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揭示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薛祥煦等人合作的专著《秦岭东段山间盆地的发育及自然环境的变迁》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秦岭东段中新代盆地地质的专著。安芷生院士评价该著作“有充分依据地建立了该区中—新生代地层系统”“填补了古新世动物群在我国地理分布上的空白”，盛赞其“代表了我国秦岭地质与环境研究的一个新进展和新水平”。

——首次在陕西铜川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对确定铜川地区第四纪地层的时代提供了古生物证据；

——首次对我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及其地层、沉积环境、同位素及古地磁年龄进行了综合性、多学科结合的系统研究；

——首次对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做了系统的总结研究，建立了以巴家咀、洛川—铜川、环县等地为代表的早、中、晚更新世哺乳动物群，并较早建立起我国黄土地区较完整的哺乳动物序列和黄土地层剖面柱状图。

——首次建立了秦岭山区7000多万年以来的地层发育柱状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秦岭抬升的过程。

——在秦岭东部地区陆续发现了晚白垩世恐龙骨骼、恐龙蛋和古新世哺乳动物，并初步建立了该地区白垩系—古近系的陆相地层框架，为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薛祥煦先后主持、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数十项，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0多项；多次应邀赴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开展合作研究或赴英国、意大利作高级访问学者；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普通高校先进思想工作者”“陕西省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薛祥煦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位古生物及地层学学科的博士生指导教师。1989年，薛祥煦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起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众多科研成果中，带给薛祥煦最大声誉的，也让她为之投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不断研究的，是她在陕西省洛南县石门镇樊沟村下古新统樊沟组发现的两具中兽类骨架化石。这两具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采集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其时代亦是中兽类中最早者之一的骨架化石，让中科院院士杨钟健先生看到了古脊椎动物学科点在西北地区落地、生根、繁荣昌盛的希望。

一本写了49年的书

1977年国庆节前夕，薛祥煦邀上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化石修理技师赵聚发，一起前往洛南县石门盆地。之前带领学生实习时，薛祥煦就注意到，此处有一段由河水长期冲刷古老变质岩系形成的峡谷。出峡谷南口，就是一片红土坡。凭借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直觉，薛祥煦认定那片红褐色岩层中很可能埋藏有化石。趁着周末和国庆节两天假期，薛祥煦就进山“探宝”来了。

果然有“宝”！当天薛祥煦和赵聚发就找到了一些碎裂的化石，这坚定了他们的信心：继续找！明天早点儿来找！！第二天就是国庆节，一大早两人来到老地方继续搜寻：路边的沟里，白花花的一片，全部都是化石！薛祥煦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顺着堆积着化石的沟底奋力爬上山坡——阳光下，一块疑似兽类骨骼的化石在闪闪发亮！她小心翼翼地用探针等工具在周围探查，头部露出来，接着是肋骨、脊椎，尾骨……一具体长近2米、整体保存十分完好的动物骨架化石，终于彻底暴露出来！薛祥煦和赵聚发两人又抠又挖，敲敲打打了一整天，才将这个“宝贝”弄下来。

1978年，薛祥煦与赵聚发再次来到石门盆地考察，又发现了另一具动物骨架化石，与之前发现的那具是同种同属的不同个体。这两具生活在古新统地层（古新世形成的地层）中的中兽类动物骨架化石，距今约6300多万年。当时古新统沉积及其中的化石在中国几无发现，在世界上发现的也不多。薛祥煦的研究证实了在秦岭地区存在着古新统地层。学部委员周明镇先生欣喜异常地指出：“薛祥煦同志首次发现、研究报导了陕西洛南石门的古新统地层及哺乳类化石，这是一个重要的我国地理分布上的大突破，西北地质上一个大的增补。”称赞她作出了“一项重要的贡献”。

中兽类是哺乳动物尚未演化出各大现生目级分类单元（如奇蹄类、偶蹄类、食肉类等）时的早期众多演化支系中的一支，其形态特征夹杂着许多现生目级动物的近祖特征，且化石保存多不完整，在对比、鉴定和分类研究时难度很大。第一次见到欢庆石门兽时，薛祥煦觉得自己的知识完全不够用了。面对这具不像马、不像牛、不像狗……什么动物都不像的化石，薛祥煦开始了无尽的学习和研究。在对比标本、文献库存缺乏和不足、科研支撑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薛祥煦一边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一边为了确定欢庆石门兽的属种，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和探索。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即使家庭屡遭变故、身体饱受疾病困扰，她都从未放弃过研究工作。

随着研究的深入，薛祥煦越来越明确了将这两具骨架另建新属、新种的想法。她将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大量的测量数据和图件，编撰成近200页的专著初稿，将两具骨架定名为欢庆石门中兽（新属、新种）（Shimenotherium jubilatum gen. et sp. nov.）。1977年正是科学的春天回归之际，为了纪念特殊的时代，更为了表达自己兴奋的心情，薛祥煦特意给这具她亲手发掘出的、全世界最为完整的中兽类化石之一命名为“欢庆石门中兽”。

2020年，薛祥煦邀请古脊椎所王元青研究员、白滨研究员及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博士生谢坤加入到研究中来。

对于欢庆石门兽的研究工作，邱占祥院士一直都非常关注，并提供了很多帮助。他鼓励薛祥煦等人早日完成研究工作，争取在“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系列中发表。

《中国古生物志》是1922年创刊的专业学术出版物，是中国近代最早获得国际声誉的科学刊物，也是我国地质学率先达到国际水准的标志性成果。能将成果列入此系列出版，不仅是对薛祥煦等人的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也是对做了大量工作，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她的丈夫、西北大学教授邸世祥的慰藉。

2026年，《中国古生物志•陕西洛南石门盆地早古新世中兽类骨架化石》正式出版，该书第一次基于呈自然关联状态的保存完整的骨架详细记述了一个新属种——欢庆石门中兽。在被发掘近半个世纪之后，欢庆石门兽终于获得了自己真正的“身份”。

有尖牙，但并不锋利；有臼齿，齿面上却没有那么多褶皱，身长近2米的欢庆石门兽曾经用较长的五指（趾），掌（蹠）行在气候温暖、水草丰美的湖畔森林或草原。如今，它静静地伫立在西北大学博物馆宽敞明亮的古脊椎动物（含人类）演化史展厅里。薛祥煦等中国学者不仅将它从远古的沉睡中唤醒，更赋予了它生命的意义，拓宽了人类对于中兽类动物的认识。

正如邱占祥院士所说：“在这一领域内，中国，无论是在化石产地，还是在化石门类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热切地希望，我国的古生物学家能以此为契机，对中兽这个小的类群投入更多关注的目光，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在推进中兽类的深入研究上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