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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以前我们领先太多,讲规矩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快被追上了,规矩就成了绊脚石。

科恩自己在那篇NPR的采访里把这个逻辑说得更透。主持人问他,以前美国不搞这套,是不是因为“我们领先太多,输不起的东西比能赢的东西多”。科恩的回答只有一个词:“Exactly。”然后他补了一句:“那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这件事的起点不是什么复杂的战略辩论,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算术:领先的时候,规则是护城河;快被追上的时候,规则就成了包袱。

科恩说,这条线“是时候抬掉了”。

那抬掉之后怎么操作?科恩也给了方案。他说新的商业间谍活动只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偷来的情报只共享给“经过明确指定的前沿技术领域”,还要有总统和国会一起制定的“中立标准”,加上国会委员会和情报界监察长的“仔细监督”,确保不会因为“个人或政治原因”产生“不当偏袒”。

听起来很周全。但NPR的主持人替所有人问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你怎么挑哪家公司拿情报? 在同一个领域里互相竞争的美国公司,凭什么A拿到、B拿不到?科恩的回答是,要有“中立标准”,要“仔细监督”。主持人追问了一句:“这感觉不像是个小挑战。”科恩没有反驳,只是说“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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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官、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彼得·蔡斯把这个问题说得更直白。他说科恩的方案“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当政府手里握着可以“给予”企业的东西时,腐败几乎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哪些企业能拿到情报,会变成一场没有人能干净地赢下来的游戏。蔡斯还点出了另一个后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会从根上被撬掉。这个体系的运转前提,是企业相信政府会保护它们交出去的秘密。如果一个政府以“偷别人的技术然后分给自己的公司”出了名,“还有谁愿意在这个国家申请专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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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整个事件里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一个前CIA副局长,呼吁把商业间谍合法化,而他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公开呼吁,它就会以更不受控制的方式发生,所以不如我们把它摆到台面上来,至少还能加上“监督”。 这不是在论证这件事对不对,这是在说,既然拦不住,不如给它发一张执照,顺便把执照的格式设计得好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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