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六年，京师与各省绿营的账册里，出现了一项很不寻常的调整：朝廷准备清理多年累积的兵额空缺，同时给绿营将领另定养廉银。对一名提督而言，这笔钱每年为2000两。
乍一看，2000两已经不是小数目。可若把清代武职的全部法定收入拆开来看，就会发现，提督的待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宽裕。账面数字不少，真正能够自由支配的部分，却要受到许多限制。
清代绿营实行品级管理，提督居首，以下依次为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提督的品级并非始终固定，顺治年间还要根据所加官衔确定，最高可至正一品，也有从一品、正二品的情况。
顺治元年，朝廷为绿营武职制定俸银标准。到了顺治五年，又增加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等名目。按正一品提督计算，俸银95两，薪银144两，蔬菜烛炭银180两，心红纸张银200两，案衣什物银100两，合计719两。
这719两，是清初制度下的年度定额。换句话说，一名提督每年从朝廷名义上领到的固定银两，并不是后来常说的几千两。那些额外补助，往往有明确用途，并不等同于可以随意挪用的私财。
有意思的是，绿营武官的账面俸禄反而高于同品文官。清代正一品文官年俸为180两，另有俸米180斛。不过，清代一斛只有五斗，不能直接按照后世常见的“石”来理解，这个单位换算常被文章写错。
数字上的高低，并不能直接代表实际生活水平。文官能够参与地方钱粮、刑名等事务，地方行政中还存在许多制度外收入。绿营将领没有同样的权力结构，单靠明面上的俸薪，很难维持衙署、随员、家属以及日常交际的开支。
正因为如此，康熙四十二年，朝廷又推出亲丁名粮制度。提督名下定额为80名，总兵60名，副将30名，参将20名，依次递减。所谓亲丁，并不是每个名额都对应一名真实在营的士兵，而更像是朝廷给予武官的定额补助。
这项制度本意是堵住虚报兵额的口子，结果却留下了新的漏洞。亲丁有马兵、步兵之分，俸粮标准不同，一些地方便把名额尽量报作骑兵，以便多领银粮。制度原本想限制虚冒，执行之后却出现了另一种变通。
雍正八年，朝廷采纳田文镜的建议，对亲丁名粮作出调整，实行马步分别核定。按当时标准，提督每年亲丁名粮约为920余两，总兵约680余两。这个数目加上原有俸薪，绿营高级将领的账面收入确实增加了。
但名额增加，不等于兵力增加。乾隆时期，绿营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马步兵空缺。名册上有额，营中却未必有人，补助变成了对将领的经济补贴，也让兵额管理更加复杂。军队的实际战力，不能只看册面数字。
乾隆四十六年，朝廷决定清理这些空缺，并正式废除亲丁名粮制度，转而按照文官和八旗武职的成例，给绿营将领发放养廉银。提督为2000两，总兵1500两，副将800两，参将500两，游击400两，都司260两，守备200两，千总120两，把总90两。
这样算来，一名普通省份的正一品提督，按常见定额计算，俸薪等项目约719两，养廉银2000两，年度法定收入大致在2719两左右。若再涉及特殊地区或特殊营镇，数额还会有所变化，但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把所有提督都按同一个标准计算。
京师巡捕营的绿营武职，养廉银比各省同级高出约一成。边疆地区由于军务、路程和物资供应不同，部分官员的定额也较高。新疆乌鲁木齐提督的养廉银为2800两，伊犁、巴里坤总兵为2100两，这些都属于特殊地区标准。
需要分清的是，“合法收入”只是制度允许领取的项目，不代表每年一定能够完整拿到手，也不代表官员最终拥有的全部财富。俸银、薪银、名粮和养廉银各有名目，发放还受地方财政、军需供应和实际任职状况影响。
朝廷不断提高绿营将领的法定待遇，目的很明确：让他们不必完全依靠克扣军饷、虚报兵额来维持开支。可制度能规定银两，未必能改变官场习惯。到了军政积弊加深之时，补助虽多，虚冒、侵蚀和兵额空缺仍没有彻底消失。
所以，从一品提督究竟拿多少，不能只抛出一个“2000两”便草草了事。2000两是乾隆后期养廉银的标准，719两是清初俸薪等项目的合计，二者所处制度不同。把这些项目放回各自的时代，才看得清绿营将领收入的真实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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