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战争：抗美援朝（第二卷）美军历史最大败仗》下册即将出版。这样，前两卷共3本已经完成（第一卷1本，第二卷上下册），共100万字。后面预计还有六卷9本300万字（第三、第四、第五可能都是上下册，第九卷可能不写了，当然写的可能依然很大，要保持完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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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幸福的秘密
刚认识这位老人时，我就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几番交谈，更觉得他是一个有着很多故事可以讲的人。谈话间，老人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事情没有组织许可，是不能公开讲的，凡是我告诉过你的，倒都是可以公开的。” 不多的话语，令他的过往更显神秘。那时，《潜伏》的小说原本尚未问世，余则成等一干谍战英雄的银屏形象也都还不见踪影。从现在的视角看，他的那段经历因其真实，足可以作为谍战题材文艺作品的主要素材。然而，这样的真实却鲜见于当下众多谍战题材文艺作品。和余则成等知名文艺形象相比，历史赋予他的名字或许永远是“无名”。
2013年末，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竣工。我虽还未去拜谒过这个极具历史纪念意义的地方，但依然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了广场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祖国大陆解放前后，解放军按照关于解放对岸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赴对岸，因叛徒出卖、组织被破坏，其中有1100余人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冷漠的数字，巨大的牺牲，让每一个后来者都感受到无比的沉重。那句铭文“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带给大家的又岂止是震撼？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老人是这“1500余名干部”之一，却有幸不在那“1100余人”中。辛苦大家养成点点点的习惯，谢谢。
“我曾经由香港两赴对岸，目的就是传送岛内同志获取的军事情报。”老人是这样对我说的，说得很平淡。后来我查了一下，当年他赴对岸的时间段，恰是蔡孝乾叛变投敌的当口，白色恐怖席卷全岛，“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花岗岩墙壁上镌刻的846位烈士姓名中，有许多就是因“蔡案”而牺牲的，包括《潜伏》男主角余则成公认的原型之一吴石。当时的局势到底有多可怕，老人对我只字未提。作为聆听者的我，也只以为只要证件天衣无缝，由香港赴对岸应该没有太大难度。直到后来读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我才逐渐体会到踏上赴对岸的征程，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而要活着完成任务，仅有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老人两赴对岸，是以探亲或者经商名义去的。他是福建人，虽不在闽南地区长大，但也能听说闽南话，所以到对岸后不似一般外省人那么“扎眼”，工作比较容易开展。第一次去对岸，顺风顺水，没有太多波折，但是这第二次赴对岸，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第二次，上级给他的任务是去左营，确切说，是左营的眷村接头取情报。我最早知道左营眷村是从相声瓦舍的当家人冯翊纲老师嘴里，他是在左营眷村长大的，作品中经常拿眷村的故事来说事，那时候，还以为眷村就是一般的军队新村。看过台剧《一把青》，才知道眷村不仅是家属居住地，更是一个准军营，管理非常严格，进出都非常不易。老人是头一次去左营眷村，到了才发现根本没法冲破岗哨。眼见着接头的时间一天天迫近，他除了每天在眷村外面瞎转悠之外，别无良策，而且，那真叫瞎转，因为他连接头对象长啥样子都不知道。
这时候，一个在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情节也神奇般地出现在老人面前——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熟人，是他中学同学，而这个同学，没想到恰是左营眷村的一名随军家属。什么叫天无绝人之路，这就是。缘分啊！老人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真一句假一句地寒暄半晌，然后报上门牌号，请老同学帮忙，去眷村里把那位接头对象给请出来会老朋友。这个举动很冒险，好在老同学与他是多年相识，没有戒心，只想成人之美，便按着地址，把接头对象从家里给请了出来（现在想想，接头对象也是有一定地位且经得住大阵仗的，在那种情势下居然敢大摇大摆出来会生客）。双方在老人指定的一家餐馆会面了，先互相对接头暗号，看看丝毫不差，便确立了关系。
老人到现在也始终没有提接头对象的姓名甚至官阶，之后也不知道这位同志是否一直坚持了下来。接头之后，他随接头对象一起大摇大摆进了眷村，来到家中小坐，这时候，那位同志取出了国民党军的布防图，交给了老人，请他带回大陆。至此，取情报的任务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如何把这份布防图给带出来。国民党当局在海空港口的盘查十分严密，真的拿着这么一大堆军事密件通过正规渠道离开，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怎么办？老人不怕，因为老人是学霸。他说：“这份布防图，我花了好几天，把所有内容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就带着满脑袋情报，乘船返回了香港。”他说得很轻松，可见高智商高学历对于情报工作是多么重要，放现在，说不定可以参加最强大脑节目了。然而轻松归轻松，艰巨归艰巨。我们无法考证为了这份情报的安全送出，我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也无法考证那几天里，在白色恐怖之中，他究竟是以怎样一种心情把情报熟记于胸。单就这件事本身而言，就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如此恶劣环境下的超负荷用脑，对于之后他的身体健康走低，也是埋下了伏笔。
“你知道吗？我的大领导是谁？”老人略带孩子般的顽皮问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根本不敢瞎猜。“他是汪道涵。我撤回后在上海工作，他到上海任市长，还记得我。有组织记得，我就很满足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老人若有所思。“你去对岸取情报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我顺口一问。老人谦虚地回答：“不是。我参加革命虽早，但没有加入共产党，充其量只是一个进步青年。但我觉得，我的心，永远跟党联在一起，跟党的事业联在一起。这就是我之前人生经历给对我的最大教诲。”这些话说出后，我感到谈话的氛围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许多。也许，在部分世人眼中，这样的话有些难以理解，但由老人的口中说出，却那么自然，自然到让人有些振聋发聩。
电视剧中余则成参加革命的最初动因主要来自对左蓝的爱恋，老人投身革命事业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情节，完全源自从小培养的嫉恶如仇和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他出生在侨乡，是名门之后，青少年时代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念大学时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洪流中，见证了国破山河在的切肤之痛，以及独夫民贼倒行逆施的民不聊生，也接触了不畏牺牲、为民请命的共产党人，两相对比之下，选择和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自然顺理成章。他跟我说，因为身怀武功，在学生游行时，他总是按照组织要求站在队伍最前头当护卫，准备直接和军警发生肢体对抗。向往光明，敢于抗争，无所畏惧，是老人对自己当年的言行恰如其分的概括。
他从对岸返回香港后，没有马上撤回内地，而是继续留港，以生意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具体做了哪些，老人没有多说，只是说了自己曾经受命监视过大叛徒张国焘——保持距离，远远观望，了解行踪。在香港，他的爱情也修成正果，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变成了相濡以沫的生死伴侣，虽然经常天各一方，但是终究是平安地度过了高风险的地下工作阶段。
出于保密的需要，从隐蔽战线转至地方工作后，老人的真实情况一直无法公诸于世。他笑言自己的档案袋是空的，哪怕单位领导都没法看到他的档案材料。和他谈到隐姓埋名时，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问他，他现在的姓名是否是本名？结果几番犹豫，欲言又止。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问他，是对他本人及其所从事隐蔽工作的不敬。
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口才也非常好。他后来应昔日同学之约，赴香港参加同学聚会。数十年未见，来自海峡两岸、五洲四海的同学分外亲切，彼此间诉说着离别情谊，然而，言谈中，对于国内形势的议论总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唇枪舌剑中，他始终把控着话语权，还把内地的政策和真实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堵住了不怀好意者的嘴。每当说到这段，老人总会哈哈大笑。在本职岗位上，他一直兢兢业业做着自己的本分直到离休，在多数人眼中，这些都是幕后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利，也成不了名，但是他都乐于接受。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完成好组织交付的每一件任务。
和老人的谈话转眼过去了将近十年，然而所谈及的内容却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如今，中华民族走向最终统一的大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两岸人民所认同。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过往迷雾一般的隐蔽战线工作，也因为一个又一个秘密档案的解开逐渐为世人所知。我想，终有一日，那些曾经为此出生入死的隐蔽战线勇士所付出的牺牲一定会全部大白于天下，书写历史的众多无名者，一定会受到民众最为隆重的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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