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中旬，苏北解放区一间土屋内，张鼎丞、邓子恢、皮定均、徐子荣和郭林祥围着一张军用地图交谈。地图边角已经卷起，几名警卫员抱枪站在门外，屋里却没有庆功的气氛。皮旅刚从中原突围出来，七千多名指战员疲惫不堪，华中军区首长却提出了一个分量很重的方案：把这支旅扩编成纵队。
这不是简单增加几个营的问题。纵队属于更高一级的战役编制，兵力、干部、后勤和指挥权限都要重新安排。华中方面的设想是，由皮定均担任司令员，另派政委，徐子荣升任副政委，原旅干部整体提升。对刚刚经历恶战的部队来说，这既是重视，也是一种新的组织调整。
张鼎丞说：“华中需要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大家都是自己人。”
话说得实在，条件也很优厚。可是，郭林祥和徐子荣没有立即表态。他们的顾虑，不在职务高低，而在皮旅的归属和下一步去向。部队究竟由谁指挥，番号是否改变，中央会不会另有安排，这些问题在当时都不能凭地方决定。
皮旅之所以能从中原突围，靠的正是建制完整和行动灵活。1946年6月26日，中原解放区部队开始突围，国民党军以重兵向豫鄂皖边区合围。主力部队人数多、目标大，需要向西寻找更大纵深；皮定均旅则承担掩护任务，向东行动，尽量把敌人的注意力牵制在另一方向。
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皮旅原有七千余人，既要摆脱追兵，又不能让敌军迅速判断主力去向。部队轻装前进，减少辎重，连续多日急行军。很多战士脚上磨出了血泡，草鞋破了就用布条缠住，饿了抓一把炒面，渴了就在行军间隙寻找水源。有人形容那段路程，根本不是走出来的，而是硬生生闯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皮旅并没有一味向东直冲，而是不断利用夜色、河沟和村落改变行进方向。敌军以为抓住了尾巴，赶到时往往只剩下被踩倒的田埂和零散脚印。部队规模小，反而便于分散、穿插和迅速集中，这种特点后来也成为皮旅能够保存下来的关键。
可若扩编为纵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兵力增加，战斗力当然会上升，但行军速度会下降，后勤负担也会加重。皮旅原有的干部体系和战斗习惯，能否在短期内与华中部队磨合，同样是一个现实问题。战争年代，番号不是纸面上的称呼，它直接关系到指挥链条和部队凝聚力。
郭林祥当时的意见很谨慎：“合编以后，若中央另有安排，再调整就不容易了。”
徐子荣也赞成暂不仓促改变建制。两位政工干部的态度，实际上是在替部队守住一个重要原则：没有明确命令，不能因为眼前形势有利，就随意改变原有隶属关系。皮定均没有把这看作对扩编方案的否定，而是尊重了干部和部队的共同顾虑。
华中军区随后采取了折中办法。皮旅改为华中军区第十三旅，原有领导班子和基本编制尽量保留，没有立即升格为纵队。这个处理既让部队有了落脚之处，也给中央今后的调动留下余地。对一支刚刚脱离险境的部队而言，稳定本身就是战斗力。
进入苏北后，皮旅面对的已经不是山地奔袭，而是河网、盐碱地和村镇争夺。涟水等战斗中，部队逐渐调整火力配置，学会利用堤坝、水塘和民房构筑阵地。过去在太行山形成的夜袭和穿插传统，没有丢掉，反而与华中地区的地形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作战方式。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成立，皮旅改编为独立师，配属第一纵队作战。到了孟良崮战役，部队已经不再是突围时那支疲惫的轻装队伍。夜间翻山、迂回穿插、突然插入敌军侧后，这些在中原和苏北磨炼出来的本领，再次派上用场。
值得一提的是，皮旅后来几经调动，人员和干部也出现变化，但“能机动、善穿插、重建制”的特点始终保留下来。皮定均没有因为一度可能担任纵队司令，就把个人职务看得比部队安排更重；徐子荣、郭林祥也没有因暂缓升格而计较得失。三人的分歧，表面上是要不要扩编，实质上是战时组织纪律与部队实际情况之间如何取舍。
那间土屋里的决定，或许没有战场炮火那样显眼，却影响了皮旅此后一年多的走向。它没有立刻变成纵队，而是在保持原有骨架的情况下继续作战、整训和扩充。对于一支从重围中闯出来的部队来说，这种不急于求成的安排，恰恰避免了在最脆弱的时候再次发生大的组织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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