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郝莹

因长期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揭露缅北电诈内幕的文章，自媒体博主吴某被人以重金悬赏劫持、殴打，最终被遗弃荒山身亡。封面新闻此前报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主犯赵某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余13人被判处一年三个月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裁定公开后，“致人死亡为何不定故意杀人”“为何是死缓”“为何不限制减刑”“赔了50万元、拿到谅解书为何没用”等疑问引发讨论。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照终审裁定书，采访了两位刑事律师。

为何不定故意杀人？

裁定书显示，赵某接受“少校”发布的任务，目的是劫持吴某、逼问公众号“幕后主使”并删除文章。劫持后，赵某多次殴打吴某，还用钳子夹掉其半片指甲，最后在江西一处山坡将其踢晕，用枯草遮盖后离开。吴某因头面部外伤致颅内出血死亡。

北京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谭敏涛律师表示，两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心态：故意伤害致死只有伤害故意，对死亡是过失；故意杀人则是希望或放任死亡发生。本案中出庭检察员指出：“少校”下达的是劫持、问话、删文指令，并无杀人要求，赵某的暴力主要指向逼供和折磨。

刑法规定，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终审法院认为，赵某殴打吴某是为了“教训”他、获取“少校”认为的实话，据此认定其从非法拘禁转化为故意伤害罪。

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许涵林律师则指出，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赵某对死亡“持放任的间接故意”，而重击头部、昏迷后不施救、遮盖遗弃荒山，都是判断死亡故意的重要事实。“最初没有杀人预谋，不影响实施过程中可能形成杀人故意。”在她看来，裁定书主要解释了为何从非法拘禁转为故意伤害，却没有充分展开其与故意杀人的区别；侦查阶段赵某等4人正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拘的，罪名为何变更，说理有所欠缺。

对于罪名变化，谭敏涛解释，侦查初期往往只能根据初步证据预判罪名；随着证据固定，需要查清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动机，以及暴力由谁实施、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终罪名正是在这些问题查清之后才确定的。

“仅有殴打、遗弃，没有杀人指令，实务中大量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也是本案和典型雇凶杀人案的区别。”但是，赵某对于吴某死亡结果系放任的间接故意认定，更符合故意杀人罪中的间接故意，因为将重击后昏迷不醒的吴某遗弃在野外，完全断绝了被害人获救的可能性，这等于说吴某必死无疑，最终，吴某也因此死亡。对此，张某的心态更符合故意杀人罪中的间接故意，而不是对于死亡结果系过失心态。

为何判死缓？

裁定书显示，法院认为赵某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一审对其不立即执行的理由，是被害人自身疾病为次要死因、赵某归案后坦白；二审维持原判时，又增加了“积极赔偿”这一因素。

关于“次要死因”，赣南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专家咨询意见认为，吴某自身高血压对死亡有一定促进作用。许涵林表示，患有高血压不等于被害人有过错，疾病对死亡的影响需要医学证据支持、判断作用大小，“不能据此机械扣减刑罚”；对雇佣犯罪、事前预谋、持续暴力、报复反诈人员等恶劣情节，法院应充分评价，并说明从宽因素为何足以影响最终刑罚。

谭敏涛直言，本案通过境外软件悬赏买凶、预谋踩点、长时间折磨被害人、报复反诈爆料人，社会危害性极大，上述从轻因素不足以抵消，“死缓判决存有一定争议”。值得一提的是，二审出庭检察员虽强调本案社会危害性极大，但最终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何不限制减刑？

刑法规定，对被判处死缓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法院可以同时决定限制减刑。

两位律师均指出，故意伤害罪不在七种列举罪名之中，裁定书也未记载赵某有前科，不属累犯。许涵林补充，这不意味着“故意伤害罪一律不能限制减刑”：本案存在幕后出资、付费招募、事前踩点、多人分工和跨省转移，是否属于“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本可讨论，但裁定书没有专门说理。此外，本案只有被告方上诉、检方未抗诉，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约束，二审不能追加限制减刑。

谭敏涛强调，限制减刑是“可以”而非“应当”，即便是列举罪名，法院仍需根据犯罪情节决定是否适用。在他看来，本案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即便犯罪动机是报复反诈人士、后果极其严重，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也很难找到限制减刑的依据。

按现行规定，未被限制减刑的死缓犯，两年缓期满后如无故意犯罪，减为无期徒刑，此后实际执行不少于15年，合计最低约17年，判决前的羁押时间不能折抵；若被限制减刑，减为无期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5年。

为何不是绑架罪？同案为何罪名不同？

日常所说的“绑架”不等于刑法上的绑架罪。许涵林解释，绑架罪包括勒索财物型和人质型，“没有索要赎金，不等于不构成绑架罪”，关键在于是否以被害人安危要挟第三方。本案劫持是为了控制吴某本人、逼问信息、要求删文，100万元是赵某向“少校”要价后得到的犯罪报酬，而非赎金。因此，最初的劫持被认定为非法拘禁，拘禁中暴力致死的，再按各人的故意和行为分别追责。

这也是14名被告人罪名不同的原因。陶某飞、宋某军、吕某亮虽未直接实施致命殴打，但参与跨省转运、看管，用胶带缠绕吴某手脚、为其戴上手铐，全程目睹赵某施暴，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从犯，分别获刑八年、六年六个月、五年六个月；其口头劝阻未能有效阻止殴打，不构成犯罪中止。曹某、陈某华等8人只参与出资、踩点、冒充警察押人上车或提供车辆、接应，未参与后续转运和殴打，被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获刑一年四个月至二年六个月。

许涵林提醒，“兼职”“跑腿”“帮朋友”的名义改变不了行为性质，明知他人实施拘禁、伤害，仍接送、看守、望风或提供工具，即使没有动手，也可能构成共犯。郭某鸽受赵某指使用他人名义租房、到外地插拔手机卡制造假象，因所窝藏的赵某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以上刑罚，被认定“情节严重”，获刑三年。

谅解书为何没用？

裁定书显示，赵某通过其母亲赔偿吴某父母收养的儿子50万元，由对方之子作为受委托人收款，并于2025年12月18日出具谅解书，对全部14名被告人表示谅解。谅解书形成于一审宣判前，一审法院宣判前已收到相关材料。

据二审出庭检察员介绍，一审不予采纳的核心理由，是签署主体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许涵林表示，养兄弟不能当然等同于“同胞兄弟姊妹”；“受托收款不等于受托作出刑事谅解，收到赔偿也不等于自愿谅解”，二者应分别评价。即使谅解有效，也只是量刑情节之一。

二审法院则从另一角度回应：此类针对反诈人士的犯罪社会危害严重，不应因赔偿获谅解而从轻、减轻处罚。但同一份裁定在论述死缓理由时，又将“积极赔偿”列为因素之一。许涵林认为，二者的区别与实际权重，裁定书阐述“还是有点薄弱，仍可以进一步解释”。

封面新闻此前报道，“少校”向赵某提供了吴某的详细地址、近期照片和车牌号，而裁定书未载明“少校”的到案情况。许涵林表示，对幕后组织指挥、支付报酬者，以及非法提供他人行踪信息者，仍应沿着组织、信息和资金来源继续追查。“针对举报者的暴力，可能使更多知情者因恐惧而沉默。”在她看来，依法惩处现场实施者之外，还应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对吴某的纪念，也应落实为对仍在提供线索、揭露犯罪的普通人更可靠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