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小米、网易、携程的股东名单,再看看比亚迪、长城、蔚小理,连点外卖用的美团、搜东西用的百度也算上,一个名字反复出现:贝莱德。我们的生活,好像已经很难绕开这个前所未有的金融巨兽。这些年大家盯着关税吵得热闹,税率一调,市场就抖三抖。
可关税至少摆在明面上。贝莱德这种力量不一样,它不贴标签,也不喊口号,就安安静静躺在一份份季报的股东列表里。
要看懂它,得回到2008年3月的华尔街。一场由次贷衍生品引发的金融风暴越滚越大,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撑不住了,现金储备在一周内急剧缩水。这家投行和全球数千家金融机构都有交易往来,一旦倒下,后果没人敢想。
3月14日,美联储授权纽约联储通过摩根大通向它提供129亿美元贷款,可恐慌并没有停下来。
真正棘手的,是贝尔斯登账上那堆极其复杂的有毒资产。ABS、MBS、CDO、CDS,名字令人眼花缭乱。它们曾为华尔街带来满盈的财富,此刻却像一颗结构混乱的定时炸弹。那天晚上,几乎所有关键人物的电话都打给了同一个人:拉里·芬克。
讽刺的是,这位“拆弹专家”恰恰是当年造“炸弹”的人之一。想明白为什么是他,得先讲一个赔钱的故事。时间拨回上世纪70年代,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陆续步入25岁以上,房地产空前繁荣。
银行放出房贷后要等漫长的回款周期,再放贷能力受限。所罗门兄弟的刘易斯·拉涅利想出一个办法:把银行手里成千上万份房贷债权打包,切成小块卖给投资者。
银行迅速回笼资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这些长期资本纷纷入场,这就是MB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80年代,第一波士顿冒出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后起之秀,就是芬克。
如果说MBS是一张均分的大饼,芬克就把饼切成了四层。A级先还本金,然后是B级、C级。最后一层是Z级,前三级还清之前连利息都不付,利息滚进本金按复利计算。
按风险高低分层,满足不同投资者的胃口,这就是CMO。拉涅利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芬克则打开了魔盒里的魔盒。
芬克31岁就成了第一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还被商业杂志列入华尔街五大青年金融领袖。所有人都觉得,他离掌门人只差一步。偏偏这一步塌了。
MBS和CMO有个要命的毛病:利率大涨,还款周期拉长,资金被锁死;利率大跌,借款人扎堆提前还款,现金流又被截断。两头堵,这叫负凸性,Z级债券还把它放大了。
1986年美联储连续降息,大量借款人换成利率更低的新合约,芬克团队积压的Z级债券价值大跌。1987年10月19日又赶上黑色星期一,道琼斯一天暴跌22.6%。
双重打击下,他的部门亏了近1亿美元。媒体曾说,只有天空才是芬克的极限。现在他的天空塌了。同事不再和他说话,重要业务也不让他碰,这种微妙的冷处理最终逼他主动离职。
我觉得,这段经历才是理解贝莱德的钥匙。芬克那次跌倒,不全是看错了方向,更是因为那个年代用算盘似的计算能力,根本算不清风险。
1988年离职没几天,他就拉起一个精英小组,目标是建一套前所未有的强大风险管理系统。这8个人,后来就是贝莱德的八位联合创始人。
启动资金来自黑石集团的苏世民:500万美元信贷额度,双方各持股50%,部门叫黑石财务管理集团。他们起初连独立办公室都没有,只在贝尔斯登的交易大厅租了一小块地方。
一年时间里,管理规模就做到了27亿美元。靠的是那套电脑系统。资产、负债、债务和衍生品投资网络,英文首字母拼起来是Aladdin,也就是阿拉丁。
用海量数据和模型取代交易员的经验直觉,在当时绝对走在了前面。后来芬克坚持给新员工配股,黑石的股份被稀释到35%。1994年,黑石以2.4亿美元把股权卖给了匹兹堡国民银行。
1999年它在纽交所上市;2006年通过股权互换合并美林资管,规模一夜飙到接近1万亿美元。
再回到2008年3月那个夜晚。纽约联储行长盖特纳找到芬克,贝莱德进场做全面估值。摩根大通最初只报价每股2美元,这对一家有85年历史的老牌投行近乎羞辱。
最终摩根大通以每股10美元完成收购,纽约联储另借出约290亿美元,专门成立实体买下贝尔斯登约300亿美元资产。二十年前在贝尔斯登大厅租地方办公的人,回来替它收拾残局。
半年后,更大的雷炸了。2008年9月15日雷曼申请破产,第二天纽约联储就向AIG提供贷款,美国财政部换得79.9%股权,援助额度850亿美元。AIG的问题出在信用违约互换CDS上。
买CDS不需要持有债券,就像一大群没车的人能无限买车险,一辆10万块的车出事,保险公司可能要赔100万。如果说贝尔斯登是炸弹,AIG就是核弹。
贝莱德再次获得授权,对AIG的资产做全面估值清算。危机里,芬克和财长保尔森、纽约联储行长盖特纳往来密切,被称作新一代“华尔街之王”,还得了个“美国地下财政部长”的外号。
2009年,巴克莱陷入困境,打算把旗下的安硕卖给CVC,协议里留了45天的窗口期。芬克劝巴克莱:与其单卖安硕,不如把整个资管业务并过来。最终贝莱德以135亿美元拿下巴克莱资管。
安硕当时是全球最大的ETF发行商,贝莱德由此一度占据美国ETF市场约四成份额。ETF才是关键。这么大的钱,只能通过指数基金被动、按比例地买入成分股。所以贝莱德出现在全球几乎所有大型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单里,开头提到的那些中国公司也在其中。
它的客户多是养老基金、主权基金,理论上只是替人管钱,可投票权握在它手里。在苹果、微软的股东大会上,它就按自己的投票标准参与重大事项表决。
更隐蔽的是阿拉丁。不少同行机构也在用这套系统,它覆盖的资产甚至比贝莱德自己管的还多。2020年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大幅扩表,贝莱德又被请去执行公司债购买计划。
高管在贝莱德和财政部、美联储之间来回任职,“旋转门”的争议一直没停过。截至2025年底,贝莱德管理的资产约14万亿美元。
要说清楚,这是客户的钱,不是它自己的。但正因为它在“替全世界管钱”,它的每一次调仓、每一张投票,影响面都远超一家普通公司。
说回中国。我并不认为贝莱德出现在股东名单里,就等于中国企业被“控制”了。被动持股不换管理层,也不改公司战略,美团、百度怎么经营,还是自己说了算。
网上把它说成某个民族的资本在渗透,我也不认同,它的力量来自制度、技术和规模,和血统无关。
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谁在定义风险。指数怎么编、模型怎么算、哪些资产被系统标成高风险,这些看不见的规则一变,几十亿资金就可能跟着流进流出。关税是一刀切下来的,而这种影响像水,慢慢渗。所以我觉得,应对的重点不在关门。
我们要有自己的指数体系和风控系统,核心数据和关键行业的外资准入要有清晰边界。开放可以大大方方,主动权得留在自己手里。
从赔掉近1亿美元的年轻交易员,到游走于政商之间的华尔街人物,芬克用三十多年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金融权力早已不在交易大厅,而在对风险本质的掌握。
技术、资本与权力合在一起,贝莱德早已不只是资产管理者,而是在参与制定资本秩序。这,才是比关税更值得警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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