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价格法修正草案。这部1998年施行的法律，迎来第一次修改。这个时间点很适合聊聊白菜价。
外界爱拿内卷取笑中国，可东西便宜，恰恰是普通家庭实打实的好处。关键在于便宜得有没有道理。草案的重点有三块：政府定价程序，不正当价格行为怎么认定，违法要担什么责任。
去年公开征求意见时，草案就提出，除了处理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正常降价，企业不能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挤走对手、谋取垄断。规则的方向很明确，鼓励凭本事降价，约束亏本倾销。
为什么要立这道规矩？一只打火机的故事能说明白。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国内能买到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大多来自日本，一只要两三百元。
那时工人月薪不过几十元，一只打火机抵得上好几个月的工资，普通人只能看看。温州人最先下场。据界面新闻报道，他们把国外的打火机拆开琢磨，砍掉多余的零件，换上便宜的材料，重新组装。
成品价格只有日本货的十分之一左右。凭着这个优势，日韩企业把持的国际市场被硬生生撕开了口子。
最红火的时候，温州有3000多家打火机厂，一年产5.5亿只，产值65亿元，全球约八成的打火机出自这里。一座城市撑起一个世界级产业，靠的是成千上万家小厂分工协作，每道工序的成本都被抠到极致。
后来的事就不那么好看了。金融危机让订单锐减，外商不断压价，厂家之间杀红了眼，利润从微薄变成零，甚至倒贴。
厂子从3000多家掉到100家上下，很多企业搬离温州，这就是恶性内卷的样子，价格是低了，整个行业却被拖垮了。
接棒的是湖南邵东。2000年前后，产业往内地转移，邵东出台政策把企业接了过来。2012年，邵东的打火机产量突破100亿只，出口量头一次超过温州。
现在邵东一年大约能造150亿只，占全球产量七成上下，一次性打火机的价钱一直稳在一块钱左右。笔尖钢的故事，也常被讲歪。
网上说中国造不出圆珠笔上的钢珠，这并不准确。笔头分两块，一块是球珠，一块是托住球珠的珠座体。球珠国内早就能大批生产，还卖到国外。
卡脖子的，是做珠座体用的易切削不锈钢，也就是笔尖钢。这种钢材，长期握在日本和瑞士少数几家企业手里。
中国每年要进口一千多吨，每吨约12万元。太钢2011年立项攻关，花了五年时间，2016年9月宣布量产成功。用国产材料做的笔芯，换着角度写满800米都不断线，质量和进口货相当。
再看贺兰山下的葡萄酒。宁夏这片产区处在北纬38度附近，日照长，早晚温差大，很适合酿酒葡萄。
据新华社报道，到2025年底，基地面积超过60万亩，特色酒庄建成130座，年产约1.4亿瓶。1800多款酒在国际赛事上拿过奖。
这个产业还养活了很多人。每年给周边的移民群众提供约13万个岗位，劳务收入约12.2亿元。
产区的崛起是几代人一起干出来的，比个人传奇更有分量。三个例子摆在一起，道理很简单。行业里对手够多，配套在国内就能找齐，价格自然被一点点压下来。
老百姓花更少的钱，买到同样好甚至更好的东西，这就是白菜价的来历，算不上什么神秘的魔法。大洋彼岸有过相似的教训。
十九世纪末，一家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炼油生意，铁路大亨们又串通起来抬高运费，农场主和小商户只能任人宰割。1890年，美国国会出台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到1911年5月15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把标准石油拆散，分成三十多家独立公司，竞争才回到这个行业。市场有没有竞争，最后会落到工资单上。
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发布过一份分析，结论让不少美国人吃惊：剔除物价上涨后，美国普通雇员每小时挣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和四十年前相差无几。真正的峰值出现在1973年1月，此后再没被超越。
经济做大了，普通工人却没怎么分到。同一时期的中国，是另一番景象。国家统计局在改革开放40年的系列报告里给出过一组数：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
扣掉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速8.5%。同一组报告还显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了18.0倍，吃穿用住行的变化，几乎每个家庭都能讲出一串故事。
收入一路往上走，物价又被激烈竞争压住，家里的日子当然越过越宽裕。当然，便宜也分好坏。靠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管理提升降下来的价，是好的便宜。低于成本甩卖，挤垮对手再涨价，是坏的便宜。
外界说的内卷，常把这两种混为一谈。温州打火机当年的混战，属于后一种，教训很深。今年国家对坏的便宜下了不少功夫。
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了经济工作的重点，市场监管总局上半年部署多项专项行动，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一万一千多件。监管思路从比谁价低，转向比谁价值高，引导企业在质量、技术、服务上较劲。
价格法修改，就是把这套思路写进法律。今后，凭本事把价格做低，法律支持。亏本倾销、扰乱市场，法律管束。消费者拿到实惠，企业挣到合理的钱，产业链上下游都能活得下去，这样的市场才长久。
海外舆论的口风，这些年也在悄悄转向。早些年，常能在一些西方报刊上读到中国货便宜没好货之类的评论。
如今，中国的电动汽车、光伏组件和家用电器摆进了世界各地的商店，靠质量和价格两头占优争取到大批用户。所谓产能过剩的指责，说穿了是担心本国企业招架不住。普通人的感受最直接。
下班买一兜子菜花不了几个钱，网上下单的日用品第二天就送到家，过年坐高铁几个钟头就能团圆。这些寻常便利背后，是密密麻麻的高铁网、通到村里的电网和宽带、高效的物流，以及无数企业之间的相互比拼。
基础设施的功劳常被低估。高铁、港口、电网，前期投入巨大，回本周期很长，哪家企业都扛不起。
国家几十年如一日地修路架网，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才有了公平比赛的场地，产业红利才能顺着这些通道流到普通家庭。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完整的产业链。一件商品从原料、零部件到组装、物流，在国内几百公里范围内就能配齐。供应商多，备选多，谁也没法一家独大、随意涨价。这种配套能力，是很多国家花几十年都追不上的。
便宜和赚钱，也要找到平衡。企业长期赔本，研发投不进去，工人工资涨不上去，最后受损的还是消费者，所以反内卷的目标，是让价格回到合理区间，东西并不会因此变贵。
价格法修改的意义，就在这里。从一元钱的打火机，到国产笔尖钢，再到贺兰山下的一杯酒，中国企业一次次把高价货变成百姓用得起的东西。这条路没有捷径，靠技术攻关、靠产业配套、靠市场竞争。
往后要做的，是让竞争保持活力，又不滑向无序内耗。白菜价从来不丢人。它证明了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也记录了普通人生活的改善。随着价格法修改往前推进，市场规则会越来越完善。
在更公平的赛场上，中国制造会继续给普通人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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