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三日凌晨，北大校园里还黑着。

有人早起路过教四楼，借着微光看见地上躺着一个人，头朝墙，已经没了气。看样子，是从楼上摔下来的。

警察来了。五楼一间教室的窗户开着，窗下靠墙放着一把椅子，椅子面上有脚印；桌上摊着一本《求是》杂志，旁边一支圆珠笔，纸上写着八个字："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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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有他的大衣，还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没有打斗的痕迹，尸检也没查出不妥。

死的人叫解万英，五十三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着院里行政系统的党支部书记，副研究馆员，还带硕士研究生。

一句话说完，就是这些。但要把这件事想明白，得往后退几步看。

那一夜之前发生了什么

十月十二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开幕。

这次大会有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天的人看这句话，可能觉得就是个名词。但在一九九二年，它是一道分水岭。过去几十年讲"计划经济"，从这一刻起，国家正式把"市场"写进了体制的目标里。

对一个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来说，这句话的分量，比旁人重得多。

因为他教了一辈子的那套东西，正在被重新定义。

他是谁

解万英，陕西人，一九三九年出生。

一九六五年，他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然后留校。先是教书，后来调到资料室，一边管资料，一边兼着教学。

资料室这个岗位，在大学里不算显眼。不上课的时候，就是订刊、编目、借还、归档。可他干得认真。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院行政系统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说，除了业务，他还管着一摊思想工作。

五十三岁，正是一个高校中年教师最"夹在中间"的年纪：上面有老教授压着，下面有年轻博士冲着，自己的位置不上不下。

一个"犟"人

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评价高度一致：耿直，甚至有点木讷，认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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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死理这件事，放在不同的人身上，结果不一样。有人认死理，得罪人；他认死理，多半是自己吃亏。

学校分房子，先给了他一间补查出来的旧房，后来又分了一套楼层高些的单元房。他老伴不愿意搬，嫌高。他反过来劝老伴，说要顾全大局。

对两个儿子，他不算那种望子成龙的爹，但很上心。不功利，常常写些名言警句塞给孩子，当箴言。

这种人，放在单位里，领导未必喜欢，但也挑不出大毛病——活儿干得细，话不多，不钻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