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三月，北京。
一位三十多岁的教授要走了。走之前，他把自己住的那间教工宿舍里的大米缸，认认真真盛满了。又在桌上给校委会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身体不太好，想请几个月假，工资就不要发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带着妻子和四岁的女儿，坐三轮车到了前门火车站，搭早班火车往南走。
这一走，再没回来。
这个人叫李景均。那年他三十八岁，是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教的是一门叫"群体遗传学"的课。
那个前夜
先把那个前夜说清楚。
给自己留满一缸米，再写一张"请假"的条子——这个动作很耐人寻味。
他知道这一走，宿舍就空了。米缸满着，万一后来有人要住，进门就有得吃。条子上写"请勿发薪"，是不想占公家的便宜。
一个即将永远离开的人，还在替接手这间屋子的人着想。
这种细致，是长期在实验室和书堆里养成的人才会有的。
三月十二日，夫妻俩抱着女儿，从罗湖桥走了过去。九年前的方向，是从香港到大陆；这一次，反了过来，是从大陆到香港。
他本来是谁家的孩子
李景均一九一二年出生在天津大沽，家里做桐油生意，算得上殷实。
那个年代能读上大学的人不多，他一路读到了金陵大学农学院，二十四岁毕业。
毕业第二年，他去了美国，进康奈尔大学，学遗传学和植物学。一九四〇年，拿到博士学位。
摆在面前的，是安稳的研究环境和优渥的生活。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战火里，回去意味着什么，他不会不知道。
但他还是回来了。
一九四一年的那趟船
一九四一年，他和新婚的妻子克拉拉登船回中国。
克拉拉是在美国长大的，一句中国话不会说，跟着丈夫一头扎进陌生的东方。
这趟船，原本三个星期能到上海。为了躲日本潜艇，绕来绕去，整整走了五十一天，才到香港九龙。
到九龙两天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开始。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千躲万躲，还是被卷进同一个漩涡。
夫妻俩在九龙滞留了两个多月，身无分文，靠康奈尔的老同学接济才熬过来。后来通过地下关系，跟着交通员从香港一路辗转到了内陆。
到了桂林，他没有闲着，先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后又到金陵大学，继续教书、做研究。
逃难途中，他们在战火里出生的长子，染病夭折。
一个读书人，家国之痛、骨肉之痛，都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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