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禹治水,很多中国人从小就能讲出几段故事:洪水泛滥,百姓受灾,鲧治水失败,禹接过重任,改变父亲堵水的办法,转而疏通河道。经过多年努力,洪水终于得到治理,大禹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记忆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但如果把问题放到考古学面前,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传世文献记载了大禹的事迹,民间也流传着许多相关传说,可这些记载究竟有多少对应着真实的历史?夏朝是否确实存在?如果存在,它的政治组织、社会生活和治水活动,又能不能在地下遗址中找到证据?
20世纪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对夏朝的历史真实性提出过质疑。尤其是夏朝缺少像商代甲骨文那样能够直接确认王朝名称、王室世系的同时代文字材料,使这场争论长期延续。
与此同时,河南中部的具茨山,因为发现大量史前岩刻而受到考古界关注。公开报道显示,当地发现的岩画点达到3000处以上,其中包括圆形凹穴、网格、沟槽以及其他抽象图案。这些遗存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人类的生活、观念和社会组织提供了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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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必须先说清楚一件事:具茨山岩画并没有直接证明大禹本人曾经在此治水,也不能单凭岩画认定夏朝已经得到完全证实。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这些发现究竟改变了什么,又为什么仍然不足以让所有争论画上句号。
这比简单地把一块石头说成大禹治水的铁证,更接近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
一、夏朝的争议,究竟争在哪里?
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夏、商、周被视为早期王朝发展的重要阶段。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按照古代文献记载,讲述了从禹到桀的夏代历史。此后历代史书不断沿用、补充相关记载,大禹治水也逐渐成为中华文化中广为人知的故事。
问题在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时期。按照传统年代推算,夏朝比他早了一千多年。对于这样久远的历史,后世史书究竟保存了多少早期记忆,又经过了多少整理、传承和加工,需要逐项考察。
这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古史的要求,而是研究世界各地早期文明时都会遇到的问题。
古希腊有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近东地区有大量古代王国的故事。随着考古发现,一些传说获得了新的解释,另一些则被证明与历史事实存在距离。历史学家不会因为一个故事流传很久,就自动认定它全部真实;也不会因为故事中包含神话成分,就认定背后绝不可能有历史基础。
大禹治水同样如此。
传说中的大禹能够调动人力、组织工程、协调不同地区的人群。这些内容既涉及个人经历,也涉及早期社会的组织能力。要判断其中哪些部分可能源自真实历史,就必须找到文献之外的证据。
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兴起古史辨析思潮,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尧、舜、禹以及夏朝的传统叙述。部分研究者认为,古代文献中关于远古帝王的记载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能直接当作同时代的历史记录。
海外学界也出现了类似观点。部分学者质疑夏朝是否能够作为已经得到考古确认的王朝写入严格的历史叙述。美国学者艾兰等人的研究,也参与了关于夏代传说、文献年代和考古证据之间关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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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这些不同观点概括成“美国不承认大禹”,并不准确。
美国并不是一个拥有统一历史立场的学术主体。不同研究者的判断存在差异,有人对夏朝存在持怀疑态度,有人承认其存在的可能性,也有人更关注考古文化与传世文献之间能否建立可靠联系。
这里最关键的区别,是三个经常被混在一起的问题。
第一,距今四五千年前的中原地区,是否已经存在相当复杂的社会?
第二,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夏朝,是否对应着某个真实的早期政治实体?
第三,传说中的大禹是否为历史人物,其治水经历又有多少能够得到独立验证?
这三个问题彼此相关,却不能互相替代。
发现一处史前聚落,可以证明当地很早就有人生活;发现一座大型城址,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发现文字材料,可能帮助研究者识别政治名称和人物身份。
但这些证据即使同时出现,也仍然需要经过分析,才能判断它们与夏朝、大禹究竟有什么关系。
因此,夏朝争论的核心,从来不只是相信不相信祖先的故事,而是如何把传统记忆转化为可以检验的历史判断。
二、具茨山为什么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
具茨山位于河南中部的新郑一带,是中原地区一处重要的山地。它所在的区域,距离黄河流域和颍河流域都不算遥远,周边又有适合人类活动的山地、河谷和平原。
从地理条件看,这里具备早期人群生活、采集、耕作和往来交流的自然基础。
不过,地理位置只能告诉我们某种活动为什么可能发生,不能直接证明它曾经发生过。具茨山真正引起关注,还是因为岩壁上出现了大量人工刻痕。
公开报道提到,早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就在具茨山发现了大规模岩刻。随后,相关调查不断推进,岩刻的数量、分布和形态逐渐成为研究重点。2009年的相关报道介绍,科考队曾对当地进行系统考察,并发现超过3000幅岩刻;部分岩刻还受到古土壤层覆盖,为判断其年代提供了地层学线索。
这些发现的价值,并不在于某一幅图案看起来像不像传说中的河流,而在于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较大、形态多样的遗存群。
研究人员记录到的图案,包括圆形凹穴、双排凹穴、梅花状组合、方格网状结构,以及由凹穴和沟槽共同构成的复杂形态。有些刻痕单独存在,有些则排列得相当规整。
如果只看一两个凹坑,很难判断它们的用途。自然风化、人工加工和后期破坏,都可能改变岩石表面。即使确认某些凹坑是人为凿刻的,也不能马上知道刻画者为什么这样做。
然而,当大量相似的刻痕出现在同一片山地,研究者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们是不是采用了某种相对稳定的制作方式?不同图案之间有没有规律?它们集中出现的地点,是否具有特殊的地形或文化意义?
这也是考古调查与普通观光最大的区别。
游客看到一面岩壁,首先注意到的往往是图案奇不奇特;考古人员面对同一面岩壁,则需要记录每个刻痕的位置、大小、排列方式、风化情况,以及它与周围地层和其他遗存的关系。
只有把这些信息系统地收集起来,才有可能从零散的图案中识别出某种文化现象。
具茨山岩刻的发现,使当地不再只是一个承载古史传说的地名,而成为可以通过实物研究的考古调查区域。
这一步本身就很重要。
过去,人们谈论黄帝、大禹,主要依赖古代文献、地方传说和后世形成的文化记忆。如今,研究者还可以直接观察当地保存下来的岩刻,讨论早期人群怎样加工石头、怎样组织图案,以及这些活动可能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生活。
不过,观察得到的事实与解释出来的意义,必须分开。
岩壁上有成组的圆形凹穴,是可以通过现场调查确认的现象;这些凹穴究竟代表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
有人可能把某种网格解释成河流网络,也有人会考虑它是否与计数、祭祀、空间标记或其他活动有关。若没有更充分的证据,就不能因为某一种解释符合预期,便把其他可能性全部排除。
具茨山的意义,首先是提供了一批值得研究的材料,而不是提前替所有材料写好了答案。
三、石壁上的网格,能不能证明大禹治水?
在具茨山岩刻中,最容易引发联想的,是一些呈网格状、线条交错或由凹穴与沟槽组合而成的图案。
现代人看到这些图案,很容易想到地图。
尤其是当人们熟悉大禹治水的故事之后,看到类似分支网络的线条,自然会联想到河道、支流和分洪通道。假如它们真是早期人群记录水系的图示,那么这些岩刻就可能为研究先民的水文知识提供重要线索。
但这里存在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图案看起来像河网,不等于它原本就是河网。
今天的地图有明确的表达规则。线条代表河流,道路或边界有各自的符号,图例则帮助读者理解不同形状的含义。即使是现代地图,离开图例、比例尺和地理背景,也可能被误读。
史前岩刻则更加复杂。
刻画者没有留下能够直接解释这些图案的说明文字。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把某些线条当作河流,也不知道一组凹穴究竟代表数量、方位、祭祀对象,还是某种如今已经失传的象征。
因此,判断岩刻是否与水利活动有关,至少需要考虑几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对应关系。
如果一幅岩刻被解释为某条古河流的示意图,那么研究者需要比较它的结构与当地实际地貌之间的关系。图案中的分支数量、方向和连接方式,是否与某种古水系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是否足够具体,还是只要稍作调整,就能被解释成许多不同的河流?
其次是年代。
即使一幅图案确实表现了水系,也必须弄清它是什么时候刻下的。不同年代的人都可能面对河流、洪水和农业生产的问题。只有年代与相关历史问题相匹配,图案才可能成为研究大禹传说的有效材料。
再次是使用背景。
如果某些岩刻确实用于记录河道或组织治水活动,那么附近是否存在与水利有关的其他遗存?有没有能够反映工程规模、劳动组织或长期水资源管理的证据?这些材料能否相互印证?
目前,具茨山岩刻的研究价值主要在于其数量、形态和文化背景。有关它们的具体年代、功能及含义,仍需要依据进一步调查和研究作出判断。公开报道虽然介绍了部分学者对其象征意义的解释,却不足以证明所有网格状图案都是河流水系图。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早期人群认识河流,并不等于他们已经掌握了大规模治水工程。
生活在河谷附近的人,很可能长期观察水位变化、洪水来向、支流汇合和土地积水情况。他们可以通过经验判断哪些地方容易被淹,哪些地方适合耕种,甚至能够逐渐形成简单的排水办法。
这些知识可能经过数代人的积累,成为群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认识河流与组织大型水利工程之间,仍然隔着一系列现实条件。工程需要多少人力,如何协调不同聚落,怎样安排劳动和粮食供应,如何在汛期前完成关键工作,都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如果某个早期政治组织真的能够实施跨区域治水,它反映的就不仅仅是技术知识,还包括一定的组织能力。
具茨山的岩刻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先民如何表达、记录或象征自然环境,却不能单独回答上述全部问题。
同样,我们也不能反过来断言:由于岩刻尚未被证实是水系图,它们就与早期水利毫无关系。
合理的态度,是保留可能性,同时要求证据继续说话。
这不是削弱具茨山的价值,而是让它真正进入历史研究,而不是被某一个先入为主的故事限制住。
四、从石磨盘到早期聚落,证据究竟能说明什么?
围绕具茨山的民间叙述,还经常提到石磨盘、石制工具以及巨石堆砌的遗迹,并把它们与大禹治水联系起来。
这里需要先区分两个层面:一是当地确实存在值得调查的史前文化遗存;二是某件器物是否能够被准确断代,以及它能否与大禹或夏朝建立直接联系。
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石磨盘是史前农业研究中的重要器物。它通常与磨棒等工具配合使用,可以加工谷物或其他植物性食物。研究者能够通过器物的形态、表面磨损、出土位置和共存遗物,判断它可能具有什么用途,并将其放进特定的考古文化背景中进行比较。
假如某件石磨盘出自具备明确年代信息的地层,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地先民的生产方式。
但一件石磨盘并不能直接证明当地已经形成王朝。
原因很简单:农业生产与国家形成不是同一回事。
新石器时代的许多地区都出现过农业聚落。人们种植谷物、加工食物、建造住所,并逐渐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有的聚落规模较小,社会关系主要建立在亲缘和邻里基础上;有的聚落则不断扩大,出现更明显的分工、财富差异和社会等级。
只有把不同类型的遗存结合起来,研究者才有可能判断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例如,普通住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常生活;大型建筑可能反映公共活动或管理能力;墓葬中的随葬品差异,可以提供社会分化的线索;手工业作坊则有助于研究专业生产和资源调配。
如果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址,还需要研究城墙、道路、排水系统、建筑布局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只有这些证据彼此配合,才能逐渐重建早期社会的结构。
具茨山的岩刻、石棚、石圈等遗存,也应当放在这样的框架中理解。
岩刻能够提供图像和符号材料;石棚、石圈等遗迹可以帮助研究者讨论当时人群如何利用空间;如果周边还有可靠断代的聚落和生产遗址,则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些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
然而,不能因为这些遗存位于同一片山地,就直接认定它们属于同一时期,更不能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将它们拼成一个完整的治水工程体系。
考古学特别重视遗存之间的关系。
两件器物即使相距不远,也可能相隔数百年甚至更久。某处岩刻与附近的石制工具,也可能由不同群体在不同年代留下。要确认它们之间的联系,需要地层、测年、器物比较和空间分布等多方面的证据。
对于石制工具,还要注意一种常见误解:石器本身通常不能直接通过碳十四测年确定制作年代。
碳十四测年主要用于测定具有合适条件的含碳样品,例如木炭、种子和骨骼中的有机成分。研究者有时可以通过石器所在的可靠地层,或者与之共存的可测年材料,间接判断石器的大致年代。
所以,如果一篇文章声称某件石磨盘经过碳十四测定,直接得出了距今七千年至四千年的年代范围,就应进一步查看测定对象、样品来源和具体报告,不能仅凭这句话便认定结论可靠。
这也说明,历史研究不能只问一件东西是什么,还要追问它从哪里来、怎样被发现、由谁记录,以及年代判断依据是什么。
一件普通的石器,可能是理解史前农业的重要线索;一面刻满符号的岩壁,也可能保存着早期人群的文化信息。但只有在出土背景清楚、年代判断可靠、研究过程可以复核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承担更具体的历史论证任务。
真正有价值的考古发现,不怕被追问细节。
相反,越是重要的发现,越需要把每一步证据交代清楚。
五、真正寻找夏朝,为什么绕不开二里头?
如果说具茨山岩刻提供的是一组有关史前文化的材料,那么研究夏朝时,还有一处遗址更值得关注,那就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前往豫西地区调查古代文献记载的夏墟,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此后,考古人员持续开展调查和发掘,逐渐揭示出一处规模宏大的早期遗址。
二里头的价值,不是因为那里出土了一件可以直接证明大禹身份的器物,而是因为遗址所呈现的社会发展程度。
考古研究发现,二里头存在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网、手工业生产区域,以及种类丰富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等遗存。这些材料说明,当地曾经出现一个具有较强组织能力、手工业分工和等级结构的社会。
尤其是大型建筑与道路布局,反映出聚落建设并非完全依靠零散家庭各自完成,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统一规划和组织。
青铜器及相关生产遗存,则帮助研究者分析当时的工艺水平、资源调配和专业分工。
这些现象与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密切相关。
传统文献记载中的夏朝,也被认为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地理位置和社会复杂程度,使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与夏文化有密切关系,甚至将其视为夏代中晚期的重要都邑。
但这里依然存在一条证据边界。
二里头具有早期国家的某些重要特征,并不意味着遗址中已经出土了能够直接确认“夏”这一名称的文字证据。目前,学界对二里头文化与夏朝之间关系的讨论,仍涉及考古文化的界定、历史文献的解释和文字材料的缺失等问题。
换句话说,研究者不是不知道二里头有多重要,而是还需要回答:怎样把一处具体的考古遗址,与传世文献中的特定王朝准确对应起来?
这个问题看似只差一个名称,实际上关系重大。
考古学通常依据器物形态、地层关系、年代测定和遗址布局来划分考古文化。一个考古文化可以包含许多聚落,其分布范围也可能跨越现代行政区划。
但古代王朝是历史文献中的政治概念,涉及统治者、政治中心、社会关系和历史记忆。考古文化与王朝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有些考古文化的名称来自首次发现地,有些来自最具代表性的遗址。这样的命名主要方便学术研究,并不意味着古代人自己也使用同样的名称。
因此,二里头文化与夏朝的关系,需要综合判断,而不是单凭一个遗址的规模就作出最终结论。
这并不意味着夏朝不存在。
它意味着,在现有证据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二里头是研究夏代历史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应承认,关于王朝名称、具体年代和早期历史人物的对应关系,仍有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如果未来发现了能够可靠断代、具有明确语义的早期文字材料,并且这些材料可以与遗址中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那么对夏朝的认识就可能获得新的突破。
这也是为什么考古人员要持续开展发掘、记录和整理工作,而不是找到几件看起来符合传说的器物,就宣布整个问题已经解决。
相比之下,具茨山与二里头的关系,更适合放在中原早期文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讨论。
它们各自提供了不同类型的信息:具茨山的岩刻有助于研究早期图像、符号和文化活动;二里头的大型遗址则为研究聚落发展、手工业分工和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两者可以共同丰富我们对中原地区古代社会的认识,但不能在缺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被拼接成一条已经完全确定的“大禹治水—夏朝建立”证据链。
六、河南农民的发现,为什么不能被写成“铁证”?
回到“河南农民意外挖出关键物”这个说法。
有关具茨山岩刻的公开报道,确实提到当地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大量岩刻,也介绍了此后考察队伍的工作。但对于参考叙述中所说的刘俊杰、夜间白光、村民挖出石磨盘,以及这些事件之间的具体联系,目前能够找到的可靠报道不足以完整证实全部细节。
因此,不能把这条完整的故事线当作已经核实的历史事实,更不能把它写成一个农民发现了直接证明大禹治水的关键文物。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讨论普通人在考古发现中的作用。
考古工作并不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提供线索。许多遗址最初被发现时,参与者可能是农民、工人、教师、基层文物工作者,也可能是偶然经过当地的普通人。
原因并不复杂。
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人,往往熟悉山路、河道、地形变化和当地流传的旧故事。他们可能知道某块石头的位置,知道哪里曾经出土过器物,也可能注意到一些不被外来者重视的地貌特征。
这些经验不能直接替代考古判断,却能够帮助研究人员找到调查方向。
真正关键的是,发现线索之后,怎样处理。
如果有人在山里发现了疑似古代刻痕,合理的做法是尽可能记录位置,避免进一步破坏,并向文物部门报告。专业人员随后可以开展现场调查,记录图案形态,检查周边地层,判断是否存在人为加工的证据,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个过程看似没有传奇故事那么精彩,却决定了发现能否成为可靠的研究材料。
如果发现者只是把石头挖出来带回家,原本可能保存的重要信息就会受到破坏。
对于考古学来说,一件器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还在于它与其他遗物、地层和空间位置之间的关系。器物离开原来的环境之后,许多信息可能再也无法恢复。
所以,普通人参与考古,最重要的贡献不一定是独自识别出某件文物的全部意义,而是发现异常、提供线索,并让专业调查得以开展。
至于具茨山岩刻,公开资料能够支持的结论是:当地岩刻数量众多,研究者开展了持续调查,相关遗存为研究中原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至于究竟是谁最先发现了每一处岩刻、某件石器是否因夜间反光而被发现,以及这些事件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则需要更具体的调查记录来确认。
把无法证实的情节删掉,不是让故事失去意义,而是避免让真正的考古成果依赖一段无法核实的传奇。
七、如果大禹确有其人,考古学应该怎样寻找他?
讨论到这里,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假如大禹确实是一位历史人物,那么考古学有没有可能找到与他有关的证据?
答案是有可能,但不能预先规定证据一定是什么样子。
大禹传说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是洪水治理。按照传世文献的叙述,禹的治水活动并非单纯处理某一处河道,而是与广泛的地理空间、不同人群和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
如果要研究这一传统是否包含真实历史记忆,可以从几个方向入手。
首先是古环境研究。
通过地质调查、沉积物分析、古河道识别和适当的年代测定,研究者可以尝试重建史前黄河及其支流的变化,了解当时哪些地区容易受到洪水影响,哪些区域存在长期积水或河道迁移。
这能够回答一个基础问题:传说中的洪水治理,是否可能与某些真实的水文环境变化有关?
但必须注意,证明某一时期发生过洪水,并不能直接证明大禹治过水。洪水是自然现象,世界上许多古代文明都有洪水故事。只有当环境证据与具体的考古遗址、年代和历史材料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时,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某个传说的历史基础。
其次是聚落和工程遗存。
如果某一地区在相关时期出现了大型排水设施、河道整治遗迹,或者能够反映长期水资源管理的设施,研究者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其规模、使用年代和建设方式。
然而,工程遗迹同样需要谨慎解释。
沟渠可能用于灌溉,也可能用于排水;人工改造过的河道可能服务于农业生产,也可能与聚落防护有关。判断其功能,必须结合遗址环境和其他证据,而不能看到沟渠就直接认定是治水工程。
第三是早期文字材料。
这是确认人物、政治名称和历史事件时尤其重要的一类证据。
商代甲骨文已经提供了研究商王室、祭祀活动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材料。相比之下,夏朝研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缺少能够明确指向夏王朝、并且可以可靠断代的同时代文字证据。
如果将来发现符合条件的文字材料,它们可能帮助研究者辨认早期政治实体、人物称谓和地理名称,再与遗址及传世文献相互比较。
当然,也不能把文字当作唯一的证据来源。很多早期社会没有留下可供今天识读的文字,但它们的社会结构仍然能够通过聚落、墓葬、生产工具和其他遗存加以研究。
真正有效的办法,是让不同类型的证据互相检验。
具茨山岩刻能够提供图像和符号方面的线索,古环境研究可以帮助重建水文背景,聚落遗址能够反映社会组织,文字材料则可能帮助确认人物和政治名称。
当这些证据在年代、地理和功能上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时,研究者才有条件对大禹传说作出更具体的判断。
而在这之前,任何一类证据都不应该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结论。
八、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大禹治水?
今天重新讨论大禹治水,既没有必要因为个别学者的质疑而否定全部传统记忆,也没有必要把每一处史前遗迹都解释成大禹留下的痕迹。
历史研究真正需要的,是把不同层次的问题分开。
从文化记忆来看,大禹治水是中华传统中影响深远的故事。它表达了人们对洪水灾害的长期关注,也塑造了关于公共责任、组织劳动和治理自然的历史想象。
从历史研究来看,这个故事是否包含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以及多少后世加工,需要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继续检验。
从考古发现来看,具茨山的岩刻、石棚、石圈等遗存,已经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人群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它们值得持续调查,也值得得到妥善保护。
但这些发现还不能直接证明岩刻是大禹治水的记录,更不能单凭它们就宣告夏朝的所有历史问题已经解决。
至于夏朝是否存在,二里头遗址及其他相关考古发现,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重要依据。学界对夏文化与考古遗址之间的关系,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在王朝名称、文字证据和具体历史对应方面,仍然存在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
这不是中国历史的缺陷,而是研究久远历史时必须面对的实际困难。
我们不能要求几千年前的人,一定要按照今天的方式留下档案;也不能因为缺少某一种证据,就断言那个时代什么都没有发生。
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希望看到的答案,当作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
真正值得重视的,是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能让问题变得更加清楚。某些旧有判断可能得到支持,某些解释可能需要修改,还有一些问题会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重新提出。
这才是考古工作的意义。
具茨山的岩刻不会因为没有被证实属于大禹时代,就失去研究价值;二里头遗址也不会因为夏朝的文字证据仍有争议,就失去它在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至于大禹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的治水故事在多大程度上保存了真实历史,仍然需要更多可靠证据来回答。
面对这样的历史问题,最有力量的回应不是急着宣布谁输谁赢,而是继续寻找能够经得起检验的材料。
因为历史不是靠争论的声音决定的。
它最终要回答的,是那些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究竟留下了什么,以及这些遗存能够告诉我们多少真实的过去。
参考资料
- 中国文艺网:《具茨山岩画:中华文明可考的源头》。
- 中国文艺网
- 中国新闻网:《具茨山岩刻科考获新进展》,2009年2月2日。
- 中国新闻网
- 中国社会科学网:《考古研究中的夏朝寻踪》,2019年12月30日。
- 中国社会科学网
-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艾兰“夏代神话说”看中西方学界夏文化研究的差异》。
-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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