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鲁迅文学周”期间，王晓明应邀出席了好几场对谈。有多少人是通过他的《鲁迅传》读懂了大先生，谈鲁迅，他是不二之选。
上周，作为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得者，王晓明获得了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颁发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颁奖方肯定他敢于提问的勇气、深入内心的诚实，以及在浮躁时代坚守定力的品格。白云苍狗，距离写《鲁迅传》，三十多年倏忽而过。他写鲁迅，却不只是写，而是沿着鲁迅指出的路一步步摸索着走。鲁迅说“横站”，他便从自己擅长的文学研究里侧身出去，直接回应现实；鲁迅说“绝望的抗战”，在世界面临动荡的当下，他呼吁人们就算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依然要坚守，要敢于谈未来。他从鲁迅身上继承的理想主义不是“明天一定会更好”的乐观，而是即使不确定未来，仍然选择做那个不肯闭上眼睛、不肯弯腰、不肯停止奋斗的人。
2026年11月1日 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
今年的秋天来得晚，与王晓明约在梧桐茶室，风过闻到桂花香。
父亲
2025年世界读书日，王晓明向家乡义乌捐赠了4000余册父亲王西彦的著作及藏书。王西彦，1933年在北平读书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抗战年代辗转各地办刊物、教书，1953年调任上海作协，一生勤奋著述。和挚友巴金一样，王西彦晚年做的不是遗忘，而是执着地写回忆录，从自己和死去的朋友身上解剖那段有些人不愿甚至不敢正视的历史。王元化曾评价他：“不降志，不辱身。”
王西彦与巴金
《第一块基石——鲁迅作品研究集》出版于1980年。对于王西彦那代左翼青年来说，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最直接的隐喻。而对这样一位曾被打落过门牙，整整被关了十年“牛棚”的人，坐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记叙鲁迅的品质和处世态度，这件事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但王西彦并不是把王晓明带进鲁迅世界的那个人。
1966年，一夜之间，父亲被关进了“牛棚”，那些“说不清楚”的事情满街都是。书店里文学类作家只剩两个人：鲁迅和浩然。一个十岁的孩子翻开《鲁迅全集》，最初是因为没别的书可看，但很快他发现鲁迅“好看”：百草园里会“放屁”的虫子、吓人的“美女蛇”；《社戏》里各种孩子气的胡搅蛮缠和倒打一耙都让他一个人捧着书边看边乐。很快，他又从书里读到了共鸣，鲁迅笔下的看客势利，翻脸不认人，墙倒众人推，昨天还笑着说话的人，今天就能换一副嘴脸。和鲁迅一样，王晓明“过早地体会到了人性的恶”。鲁迅的文字就这样陪伴着一个少年艰难地成长着，很多很深的东西在当时的年纪并不懂，但懵懵懂懂又觉得鲁迅能“解释”一些身边正在发生的事。这种共鸣“随着我年龄增长，一点一点往上走”，一个孩子和一个作家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从“没得选”变成了“离不开”。
1980年秋在浙江富阳，前排右起濮之珍、蒋孔阳、许杰、钱谷融、杨霞华、戴翊；后排右起曹惠民、陈子善、许子东、柯平凭、王晓明、戴光宗
1990年，王晓明开始动笔写鲁迅传，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写，回国后，每天一早带着一摞卡片去复兴西路家附近的徐汇区少儿图书馆写，写得酣畅淋漓。1992年《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出版，王西彦是1999年过世的。王晓明说，“我其实到现在也还没有读过《第一块基石》，也不记得和父亲聊过鲁迅，他年轻时是见过鲁迅一次，但并无交往”。十年动乱中，王晓明作为家里的独子，被分到工厂做工人，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只上过初中的他“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读了一年多，又“糊里糊涂”地考上了第一届研究生，“和很多人比，我的基础是很差的。中国的读书人遇到困惑，都会去看古书。我也是后来才补课看了一阵子先秦诸子，直到有一天，觉得自己可以写了……”想来，二十几岁的“晓明哥”多少是有要摆脱名人父亲的庇荫，而要努力走自己的学术路，写自己的《鲁迅传》的心情的吧。隔着岁月的长河，王晓明只是淡淡地说：“因为看到有作家的后人干预评论家研究的个案，我也是矫枉过正，父亲的作品几乎一本都没有看过。”
上世纪90年代在家里
上世纪90年代，多少青涩懵懂的大学生是通过王晓明的《鲁迅传》看到了那个真实的，悲观的，甚至最后避而不谈未来，却依然“以这个糟糕为底色，仍然要斗争”的鲁迅。“我更想要向读者显示生活的复杂和艰难，不仅仅是鲁迅，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在王西彦、王晓明们，在众多鲁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一代代人终于慢慢读懂了，鲁迅的伟大，不在于他给出了什么答案，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姿态：清醒地直面现实，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坚持“抗战”。这种“以悲观为底色”的理想主义，比任何乐观的许诺都更硬气，更纯粹。
同道
写作《鲁迅传》的那几年，王晓明正好开始带自己的第一批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313教室，座下有雷启立、罗岗、毛尖、倪伟等人，个个都是伶牙俐齿思想活跃的人。在毛尖的回忆里，三十几岁的老师在他们眼里更像是随时能就某个观点“围而攻之”的晓明哥，一争起来，谁也不让谁。快速的思维跟不上嘴的时候，王晓明本来就有一点的口吃会加重，越急越说不利索，大家就一起笑。学生们至今还会模仿老师当年对他们生活的关照：早餐，简，单点，黄油，两片面包，煎个鸡蛋。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被奉为好老师的王晓明却说自己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好老师”的定义：“一定要总结的话，作为老师，特别是到了AI时代，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生而为人的‘好’的那一面。”
1998年12月，王晓明在复旦大学演讲《“成功人士”的神话——九十年代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
中国人讲究师承，王晓明继承的是许杰、钱谷融，华东师大中文系最耀眼的那一代。许杰上课，教研室给老先生搬了个带扶手的藤椅在教室里，老先生一边海阔天空地发表宏论，一边把脚踩在课桌上，坐在藤椅里荡来荡去，看得学生们心惊胆战。2000年王晓明去吉隆坡讲学，与当地华文报纸编辑、学校老师座谈，有一位六十多岁，姓张的华人领袖回忆许杰先生抗战时跑到南洋，在华人报馆做记者，白天跑新闻，晚上喝多了酒就睡在马路石凳上，早上直接去报馆的往事，言语里满是神往。这样一个潇洒任为的老师，留给王晓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拘一格，在他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碰的，没有那么多禁忌”。另一位先生钱谷融讲学术，讲“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说“求学问就像脑子里跑马，要让最好的马在你脑子里跑”。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也成了晓明哥后来带学生的方式：什么都可以争，什么都可以碰，但争完了碰完了，你得知道什么是好的。
再说到什么是生而为人“好”的那一面，王晓明解释什么是人性：“人性的大部分其实是从动物性来的——自私、贪婪、争斗、弱肉强食。人克服、超越动物性的那一部分，才是人性。”好老师，就是能让学生看见这种克服与超越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是什么样子。不是端坐在讲台上做一个道德标本，而是让学生在日常的相处里，看见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态度。
王晓明与学生们（后排左起依次为：罗岗、王晓明、薛毅、倪文尖、张炼红、毛尖、孙晓忠、雷启立，摄于2008年贵州）
雷启立、罗岗、毛尖那一批学生，后来写文章、做学问，身上多多少少都带着那种“什么都可以碰”的劲头，更难得的是另一面，他们也不负所望长成了王门子弟的模样，用毛尖的话说：“即便没有继承王老师的清朗正直，也绝不会甜言蜜语哄人哄己。”
学人
雷启立称王晓明是“最‘鲁迅’的王老师”。
《鲁迅传》出版一年后，1993年，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在《上海文学》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的核心是市场经济迅速推进下，反思人文价值和精神文化被边缘化的危机，这也成为了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之一。从写鲁迅的“绝望的抗战”到发起这场讨论，王晓明关心的始终是同一件事：人如何在时代浪潮中坚守精神价值。2001年，王晓明又一次“中年变法”，在上海大学创办文化研究中心，直接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当年那个借鲁迅的酒杯浇自己块垒的青年学者，终于耐不住直接追问：支配文化生产的市场机制是什么，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正在被什么力量重塑。
19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时期的王晓明与陈思和
有人说王晓明的这次学术转向是“扬短避长”，有人说他向来“幼稚”，所有的推动逻辑依然在《鲁迅传》中王晓明的自况里：“我不是一个能关上窗户、静心考据的人，虽然我知道，人有时候必须关上窗户，才能想清楚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是一个容易相信‘现在不错了嘛’的人，尽管我现在开始常常说，‘会好起来的’。”
王晓明和陈思和
去年，王晓明在荣休仪式上正式以《如何“幼稚”，怎样“大学”》的主题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在他看来，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文学青年普遍有一种桀骜不驯、慷慨激昂的气概。也正是这种看似“幼稚”的气质，实际上帮助了他们在时代压力下，保持着对理想和社会的敏锐感知，避免变得过于世故和“认命”。在经历了高歌猛进的全球化时代之后，全球正置身于动荡不安的历史时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而这也是王晓明呼吁当下年轻人更要敢于谈未来，并为自己理想中的未来奋斗的原因。
对于普通人而言，日常怎样抵御虚无，保持对“好”的敏感，王晓明的方法很朴素：看书，听音乐，旅游。“你总要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好的，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值得的。”
王晓明说，要多接近好的人，正派的人，可爱的人。朋友之外，哪怕看到新闻里那些敢于挺身而出，匡扶正义的人，都会让人心生喜悦。其次，要多看前人留下的东西：好的建筑，好的音乐，好的文学，好的绘画。还有，要接近大自然，山川河流，见天地而后见众生，不断去体会，就会改变心境，放大人的格局。“如果你能不断跟那些好的东西有共鸣、有欣赏，它就会让你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走。”
剃着板寸，花白的头发一根根很神气地立着，说到“好的东西”时，王晓明高度近视的眼睛依然亮晶晶的。世界上就是有一类人，他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原标题：《封面人物 吴南瑶：理想主义者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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