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一天,北京西山,水静把一份报告放在膝头,几次想开口,又暂时忍住了。同行的有李先念、薄一波及夫人胡明,几个人原本是结伴赏秋,却被一笔二十万元的建设经费牵住了话题。
这笔钱,关系到江西一座采茶剧院的命运。
那时没有电视,戏曲是许多群众接触文化的重要方式。江西采茶戏乡土气息浓,唱腔明快,深受百姓喜爱。《志愿军的未婚妻》演出时,观众一度纷纷赶来,剧场周边人流密集,场面十分热烈。
然而,剧院本身却破旧不堪。木梁、屋顶和看台年久失修,平日里还能勉强使用,遇到风雨便让人捏一把汗。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担心的,并不是场面是否体面,而是万一发生坍塌,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报告送到省委后,问题很快变得实际起来:剧院要修,资金从哪里来?地方财政本就紧张,二十万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拨出的数字。杨尚奎虽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也不能只凭一句话调动国家建设资金。
恰逢水静要进京开会,杨尚奎便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她。水静既熟悉江西情况,也长期协助处理文件和事务,知道报告中的每个细节。临行前,她把材料收好,准备找分管财经工作的李先念说明情况。
在北京,水静向李先念汇报了剧院的现状、群众需求以及安全隐患。李先念听得很仔细,却没有当场点头。他考虑的是全国各地都有类似困难,建设项目一多,资金便显得捉襟见肘。
李先念对她说:“事情有必要,但经费安排还要从全局考虑。”水静明白,这句话并非敷衍,而是主管财经工作的干部必须守住的原则。
从办公室出来后,水静没有把报告收起来。她想到了胡明。胡明是薄一波的夫人,与她相识多年,两家关系亲近。薄一波长期参与经济工作,对地方建设和财政安排同样熟悉。若能请他们一起说明情况,或许能让这件事再往前走一步。
周末,几家人相约到西山。赏景只是表面,水静心里始终装着那份报告。到了凉亭休息时,她才把江西剧院的情况重新讲了一遍,并将材料递给李先念和薄一波传阅。
这一次,薄一波接过话头。他熟悉江西,也了解革命老区在恢复和建设中的实际困难。他提出,项目金额并不算大,江西又是革命老区,采茶戏在当地有广泛基础,修建剧院既是文化建设,也是公共安全需要。
有意思的是,薄一波说完,李先念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转向他问:“你先签个意见?”
薄一波接过笔,表示同意。李先念随后也在材料上签下意见。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二十万元建设专款后来拨到江西,破旧的采茶剧院终于有了修缮和重建的条件。
这件事看似是一次“求批”,实际反映出当年地方工作的一种运行方式。地方干部不能只讲愿望,还要把群众需求、项目用途、资金数额和现实困难说清楚;中央部门也不会因为地方干部的身份,就轻易突破财政规矩。
水静能在这件事上发挥作用,和她特殊的工作经历分不开。她1929年出生于安徽长江北岸一个小镇,家中有四个女儿。由于是幼女,她获得了读书机会。抗战时期,她亲眼见到日军造成的苦难,1944年9月参加新四军,当时还不到16岁。
抗战胜利后,她随部队向东北转移,后来进入辽东军区第四分区。1948年冬,辽沈战役结束后,她又随部队参加平津战役。1952年转业到江西省政府工作,之后与杨尚奎相识并结为夫妻。
杨尚奎曾对她提出三点要求:待人要诚恳,遇事要冷静,做事不能存侥幸。1959年起,经杨尚奎同意,水静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她接触的材料、人物和事务明显增多,眼界也由家庭和机关工作,扩展到地方治理与全国工作之间的联系。
她与胡明的交往,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深厚起来。水静到北京时,常去薄一波家。一次谈到读书,薄一波问她平时看什么书。得知她喜欢古典小说和鲁迅作品后,薄一波让胡明打开书房,请她进去看看。
满架藏书中,多个版本的《红楼梦》吸引了水静。她坦言,自己读这部书,是因为毛泽东曾提醒她,《红楼梦》不能只当普通小说看,至少要认真读上几遍。水静随后向薄一波索要一套线装本,薄一波还笑问她是不是专门研究这部书。
这套书后来被水静保存下来。2000年,她去北京看望薄一波时,想请他题字。薄一波问书是否带来了,她只好说没有。第二年5月,水静专程带书前去,薄一波题下“赠水静同志 薄一波 二〇〇一年五月”。
半个多世纪里,两家人的往来早已超过一般同事关系。杨尚奎去世后,薄一波曾致唁电慰问,并题写“一生自强不息,举止光明磊落”,评价这位老同志的一生。
2007年1月15日,薄一波逝世。年近八十且身患多种疾病的水静,没能亲自赶往北京送行。她再三嘱咐子女:“一定要把薄伯伯送到八宝山。”这句话很短,却承载着两家人从革命年代延续下来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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