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山东茌平县城南一处村庄,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第44大队机关枪中队分队长菊地近次,带着几名士兵闯进一户农家。那时,村民还没有从睡梦中完全醒来,院外已经响起枪声,房门被砸,哭喊声接连传出。

这场惨案,并非偶然发生的冲突,而是一次带有报复性质的扫荡。此前,八路军带领当地村民袭击日军岩田中队,使其遭受较大损失。岩田中队长受伤后逃脱,日军随即调集一百多名士兵和数百名伪军,对村庄实施包围。

天刚亮,日军便在村外架起迫击炮、重机枪和掷弹筒。炮火没有经过任何甄别,直接落向村内。随后,士兵分头冲入民宅,搜掠粮食,破坏家具,抓捕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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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早饭还没有下锅。高粱米撒在地上,坛罐碎片混在米粒之间,衣服被踩得泥污不堪。一个原本普通的农家院落,很快被翻得一片狼藉。

菊地近次带着三名部下撞开正屋窗户,在堂屋里寻找财物。屋内香火未熄,旁边房间却传出压低的喘息声。他命令士兵砸门,门板裂开后,四名妇女和一个孩子暴露在日军面前。

她们躲在草席、高粱和土炕之间,彼此挤在一起。年长妇女挡在最前面,试图护住身后的年轻妇女和孩子。菊地近次却用枪托击打她的脸,随后对身边的新兵喝道:“把她们都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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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荒木站在原地,没有立即动手。菊地近次见状,又命令吉伬找来木槌。那是农家平日里用来制作年糕的工具,谁也不会想到,它会被日军拿来当作杀人的凶器。

年长妇女强忍伤痛说道:“我们只是种田的,不要为难我们。”这句话没有换来任何怜悯,反而激怒了菊地近次。几名士兵将她拖倒,另一名士兵把一名年轻妇女拖到隔壁房间施暴。

这段经历后来被菊地近次写入罪供状。供状并不是旁观者的转述,而是施暴者本人留下的记录。正因如此,其中许多细节更显得沉重:他清楚记得谁拿了木槌,谁动了刺刀,也记得新兵荒木如何被逼着参与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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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惨叫声持续不断。一个妇女手臂被刺刀刺伤,年长妇女扑过去救她,却被菊地近次踢倒。孩子紧紧抱住母亲,眼前的暴行已经超出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范围。

菊地近次夺过木槌,连续击打母子二人。孩子当场倒下,母亲挣扎着想把孩子抱进怀里,却又遭到再次击打。另一名妇女试图逃跑,也被木槌击中。剩下的妇女扑上来抢夺凶器,吉伬便用刺刀砍伤她,随后两人继续将她杀害。

隔壁房间里,荒木也在命令下刺死了那名遭受侵害的妇女。一个房间内,四名妇女和一个孩子先后遇害。门墙、土炕和地面都留下血迹,农家的生活用品与尸体混在一起,成为日军暴行的直接见证。

这只是整个村庄灾难的一角。当天,日军和伪军继续搜查各户人家,杀害村民,抢走粮食和物资。到下午三点左右,这个拥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几乎被毁,随后又被纵火焚烧。火焰吞没房屋,也掩盖了许多死者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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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菊地近次并没有把这件事写成偶然失控。他在罪供状中交代了命令、人员和过程,甚至记录了部下在暴行中的表现。日军所谓“扫荡”,往往正是通过上级命令、分组搜查和集体执行,把对平民的杀害变成一种有组织的行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第59师团在朝鲜向苏军缴械,菊地近次被俘,之后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数年后,他与其他日本战犯被移交中国,关押并接受改造。1956年6月,包括菊地近次在内的一批日本战犯被遣返回国。

他留下的供词,后来成为研究侵华日军暴行的重要材料。纸上的字句没有炮声,却能看出一支军队如何在命令和报复中失去人的底线。那户农家的高粱米没有煮成早饭,四名妇女和一个孩子也没能等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