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河北雄县米家务，旷伏兆刚到冀中第十军分区任政委，就被数百名日伪军包围。村民带他钻进一个只能容下一人的小洞，身体几乎无法转动，手里的短枪却始终对着洞口。
这个小洞被当地人叫作“蛤蟆蹲”。旷伏兆脱险后没有把它当成一次偶然经历，而是反复琢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部队和群众遇到扫荡时，能不能把一个个藏身洞连起来，变成一张地下防线？
军分区党委会上，他提出设想：“一个洞不顶用，连成片就能藏人、转移，还能打敌人。”司令员刘秉彦立即表示赞成。试点很快放在米家务一带，党团员、民兵和群众一起动手，地道战由此从零散避难，逐渐变成有组织的战斗体系。
旷伏兆亲自参与设计。地道不再只是直通直进，而是设置隐蔽洞口、观察孔、陷阱和射击位置，洞道之间还相互连接。烟囱可以通风，水井能够解决饮水和排水问题，翻眼、断墙则用来防烟、防火、防水。
有意思的是，地面建筑也被纳入防御。房屋与房屋之间搭桥，街道拐角设置暗火力点，平时畅通的砖墙，战时可以迅速变成掩体。地下、地面和屋顶彼此策应，村庄不再是静止的掩护，而成为能够转移、隐蔽和反击的战场。
1945年5月23日，日军出动六千余人，对米家务等村庄展开扫荡。敌军白天占据房屋制高点，夜间却躲进东大村东北角的大染坊。旷伏兆观察数日后判断，敌人自以为那里安全，恰恰成了最容易被攻击的目标。
深夜，八路军从地道抵近染坊，在地下埋设炸药。爆炸发生后，敌军仓促逃出，村外伏兵随即开火。这场米家务反包围战，证明地道并非单纯的藏身之所，而是能够主动寻找战机的工事。随后，冀中各地推广这一经验，平原地下交通线逐步形成。
旷伏兆的判断力，并不是从书本上凭空得来。1914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农家，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红军。长征途中，他三次负伤，子弹分别穿过右脸和两肩，右耳听力也因此完全丧失，后来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1936年翻越玉龙雪山时，他伤势未愈，走到距垭口不到百米处已经呼吸困难。师政委晏福生发现后，和战士一起架住他前进。旷伏兆后来回忆，若不是同志们搀扶，自己很可能倒在雪山上。对一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指挥员而言，能活下来本身就意味着责任没有中断。
平津、太原战役之后，旷伏兆担任第67军政委。赴朝前，他与代军长李湘不仅抓训练和装备，也反复核查营以上干部，补充参谋、卫生和文化工作人员。部队能不能打，往往不只看武器，也看组织是否扎实，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
1951年6月，第20兵团入朝。6月22日，第67军通过鸭绿江大桥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队伍一度拥挤。旷伏兆站在桥头指挥，别人劝他隐蔽，他只说：“你到前面去，先把部队带过桥。”指挥位置没有乱，行军秩序很快恢复。
9月，第67军接替金城前线防务，承担西起上甘岭附近、东至北汉江一线的防守任务。敌军拥有飞机、坦克和大量火炮，先后对多个阵地发动进攻，但均未达到目的。旷伏兆与李湘据此判断，敌人还会扩大攻势，部队必须把工事和后勤准备做在前面。
10月13日至15日，美军第7师、第24师各一部，以及南朝鲜军两个师等部，在航空兵、坦克和炮兵掩护下，向第67军阵地连续猛攻。志愿军依托坑道、堑壕和多层火力网顽强防守，反复组织反击，三天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一万七千余人，重创美军第7师。
这次战果由新华社于10月18日报道，《人民日报》次日刊发头版消息。战斗不是单靠勇气取胜，前期构筑工事、弹药运输、火力配置，以及对敌情的判断，共同决定了阵地能否守住。
1958年回国后，旷伏兆转入地质部工作。面对石油地质这个陌生领域，他没有摆老资格，而是带队深入松辽地区，听取基层地质人员意见，推动集中力量开展勘探。后来承担西南三线地质任务时，他组织多支队伍奔赴攀枝花、宝鼎和成昆铁路沿线，亲自研究勘探部署。
1963年在浙江检查工作时，地方准备了超出正常标准的宴席。旷伏兆要求撤回，无法撤回的饭菜则由参加者按价付款。他说：“国家还不富裕，这样的风气不能养成。”这件小事，与战场上的严厉作风其实出自同一套准则。
1983年，旷伏兆退出领导岗位。1996年6月4日，他在北京病逝。按照生前约定，骨灰安葬于河北雄县米家务；1998年，老战友刘秉彦去世后，也安葬于此。两位曾在冀中并肩作战的将领，最终长眠在当年地道战留下战斗印记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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