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看病贵不贵?名医出诊收多少?穷人请不起医生怎么办?

一份医案里,医生看完病,收的可能是钱,也可能是一件新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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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湖岳村叟医案》里的一件事。

清代河南杞县医生翟竹亭,接诊了一个从湖南乞讨返乡的家庭。一家六口,十八岁的女儿出痘,症状凶险。翟竹亭说,需要十帖药。女孩的母亲听完哭了:“每日非乞讨无以为生,衣服尽典当,惟余新褂一件,送先生以作药资。”

家里能当的都当了,只剩一件新做的褂子,想拿它抵诊费。

翟竹亭没要那件褂子,也没收一文诊费,还送了一捆软草让孩子别再睡砖地,又给了八百钱买面。

这则医案里,“诊费”是什么?是一件新褂子,是一捆草,是一串钱,也可以是一句“不索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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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的价码:三十万钱,中途还能加价

翟竹亭遇到的,是付不起诊费的穷人。名医遇到的,是付得起、而且愿意付大价钱的富人。

《夷坚志》记了一个案子。绍兴年间,溧水富人江舜明得了背疽,请名医徐楼台医治,说好酬金三十万钱。治到中途,徐楼台临时加价二十五两银子,家属忍痛答应。最后钱收了,人没救回来。

三十万钱是什么量级?按宋代一般物价,这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相当长的时间。一个背疽,名医的出诊价码可以开到这种程度。

还有更贵的。抚州一位李姓名医,当地富民请他治病,约定痊愈后酬谢五百贯。“五百贯在宋代是一笔巨款,够普通家庭生活好几年”。

明代《金瓶梅》里的行情更贴近中等人家:西门庆家请大夫,诊金“少则二钱,多则一两,普遍在五钱上下”。而当时一个普通使唤丫头的身价是三两五钱银子,看六七次病的诊金,就抵得上买一个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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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医的工资:太医院里,月薪不如民间一次出诊

名医的诊金是市场价,官医拿的是俸禄。

清代太医院,院使月薪三两银子,普通御医二两,医士一两五钱,“与宫中太监的薪俸相去无几”。一个熬了几十年进了太医院的御医,月薪还不如民间名医出一次诊赚得多。

但这不代表官医体系对穷人没有意义。宋代设惠民药局,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对“特困”人家无偿送药,对一般穷人低价售药,对有钱人按正常价格出售。明代继承这一制度,地方惠民药局作为荒政体系的一部分,“分部极广”,职能是“制售成药,为贫民治病”。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低价渠道,和名医的市场高价并行,面向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群。

走方郎中:没有价目表,只有“贱药高卖”

在名医和官医之间,还有一个庞大的中间层:走方医,也叫铃医、走方郎中。他们摇着串铃走街串巷,“构成当时民间最主要、最直接的医疗资源”。

走方郎中的收费,没有制度约束,也没有名医的声誉背书。他们的盈利方式,史料里写得很不客气:“常贱药高卖,甚或以假药行骗”。用便宜药材冒充贵重药材,低价收、高价卖,甚至装僧扮道、用禁咒之术抬高身价。

赵学敏在《串雅》里把走方医的用药特点归纳为“贱、验、便”三字,药不贵、管用、方便。但“贱药”一旦遇上“高卖”,穷人付的钱和拿到的药之间,就没有多少诚实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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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费和药费,是两笔账

古代医疗收费还有一个关键结构:医药分家。

大夫收诊金,只负责看病开方。抓药要去药铺,药费另付。一副寻常汤药几十文,看着不多,但中药讲究慢调,吃上十天半月,就是一笔持续开支。如果方子里有人参、鹿茸,价格更没有上限。

诊金和药费分开,意味着穷人面临的是两道门槛:先付得起诊金,再付得起药费。任何一道跨不过去,病就治不下去。

但医生个人可以在这两道门槛之间做缓冲。清代无锡名医王旭高,对贫穷患者不收诊费,遇到买不起药的,就在处方上角写四个字——“记账月结”,盖上自己的私章。病人拿着方子去药店,药费记在王旭高账上,月底由他和药房结算。

这不是制度,是个人选择。但它说明了一件事:古代医疗的“价格”,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而是医生、病人和药铺之间的一场人情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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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分层市场,不是统一价格

回到开头的问题:古代看病贵不贵?

对请得起名医的富人,贵,而且可以贵到没有上限。三十万钱、五百贯,是市场对稀缺医术的定价。

对拿俸禄的官医,谈不上“收费”,拿的是一份固定的、并不丰厚的工资。

对走方郎中面前的底层病人,收费是不透明的,甚至可能是不诚实的。

对翟竹亭面前的乞丐一家,收费可以是零,倒贴也可以。

古代医疗没有一个“统一价目表”。它是一层层叠起来的分层市场:名医面向富户,官药局面向贫民,走方郎中在底层游走,而医生个人的义诊和“记账月结”,在层与层之间补上一些缝隙。穷人看病,靠的不只是钱,还有宗族、邻里、庙宇,和一个愿意不收钱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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