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8日，贵州土城，红军指挥部里的气氛异常紧张。望远镜中，川军正沿着山谷压来，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已经从两侧发起攻击，战斗却没有按照预想发展。毛泽东、周恩来都清楚，这一仗若不能迅速解决，红军就会陷入前后夹击。
土城之战的对手，正是川军将领郭勋祺。此人1895年出生于四川华阳，早年投身军旅，曾随军入藏，后来进入川军潘文华部。因为作战勇猛、脾气火爆，部下给他取了个“莽娃”的外号。
但郭勋祺并不是只会冲锋的莽夫。他熟悉川南地形，临阵判断很快，尤其擅长利用山地构筑防线。刘湘派他阻击红军时，原本只想让他虚张声势，尽量避免硬拼。没想到郭勋祺一上阵，打出了远超预期的强硬态势。
红军当时计划在土城附近设伏。根据侦察情报，郭部只有四个团，红三军团布置在南侧高地，红五军团控制北面，干部团作为预备队，准备等敌军进入谷地后合围歼灭。
1月28日凌晨，川军进入伏击区域。红军突然从两翼出击，战场很快混成一团。按以往经验，地方军阀部队遭到夹击后往往容易动摇，可郭勋祺没有乱。他命令部队依托山梁、村落和高地层层抵抗，把原本的伏击战拖成了拉锯战。
更棘手的消息随后传来：敌军并非四个团，而是六个团，后面还有增援。情报偏差让红军的兵力部署陷入被动，郭勋祺也抓住机会，率部向红军阵地反冲，目标直指白马山一带的指挥位置。
战斗最激烈时，朱德亲自到前沿稳定军心，陈赓率干部团投入战斗。干部团连续十多次争夺阵地，终于攻占营棚顶，挡住了川军继续推进的道路。阵地上红旗升起，毛泽东才稍稍放松下来，并称赞干部团打得坚决。
然而，川军新的增援又到了。红军如果继续硬拼，势必付出更大代价。土城紧急会议后，中央决定撤出战斗，红一军团回援掩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陆续脱离战场。1月29日凌晨，红军从浑溪口、蔡家沱等渡口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土城一战，红军歼敌三千余人，自身也有较大伤亡。对拥有众多兵力的地方军队来说，这种损失还可以承受；对当时处境艰难的红军而言，却不能反复承受。更重要的是，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参与军事指挥的重要一战，战果不理想，军中难免出现疑虑。
郭勋祺后来没有继续穷追。他想起刘湘此前的交代，逐渐与红军保持距离，等红军进入云南后，便以部队需要休整为由停止追击。几个月后，他又在百丈关与红四方面军交战，激战三个昼夜，迫使红军放弃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损失较重的一次战斗。
有意思的是，这个曾给红军造成严重压力的川军将领，抗日战争期间却与新四军建立过合作关系。1938年，郭勋祺任第五十军军长，防区位于皖南青阳、木镇一带，与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相距不远。
陈毅没有把土城旧事带入抗战。为共同抗日，他多次主动与郭勋祺会面，两人逐渐形成了互信。郭勋祺先后三次向新四军提供补给和弹药，还让有关人员查看国民政府内部的防共密电，提醒新四军提高警惕。
这件事触怒了蒋介石。上级要求郭勋祺制造摩擦，他不愿执行，随后被以“作战不力”为名撤职。郭勋祺一度想率部转投新四军，却因当时局势复杂，没有得到同意，只能返回重庆，长期处于受限制状态。
1948年，郭勋祺被调到襄樊，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襄樊战役中，他与康泽一同被解放军俘获。陈毅得知消息后，立即让人把这位旧相识带到司令部。
多年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郭勋祺见到陈毅后没有客套，直接说道：“都是你害了我，要不是当年拒绝我，我早就起义了，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陈毅没有生气，只解释说：“当时蒋介石一直在寻找制造冲突的借口，新四军若贸然接收你的部队，反而可能让局面更糟。”郭勋祺听完，心结很快解开。他拒绝留在解放军中继续任职，提出：“我要回四川，去做川军的工作。”
这条路并不顺利。途中他曾被白崇禧方面的人截获并关押，后来趁国民政府内部混乱，在朋友帮助下回到四川。1949年5月至12月，郭勋祺利用旧日关系，促成成都地区五个师先后起义，为四川和平解放减少了武装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曾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1959年，他在成都病逝。那个在土城令红军付出代价的川军将领，最终又以促成地方部队起义的方式，走完了复杂而曲折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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